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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惊诧于曹雪芹“不敌”郭敬明

2015-11-22吴桦

当代文坛 2015年2期
关键词:社会功能意识形态文学

吴桦

摘要: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纯文学式微与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泛滥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国际文化竞争空前激烈的“软实力”大国博弈时代。正视时代背景,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意识形态功能,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代文坛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文学; 意识形态; 社会功能; 当代文坛; 战略使命

2013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排行榜“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位居这个图书排行榜榜首的居然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同样在这个月,内地票房榜显示,最受观众青睐的影片竟然是媒体批评最多的由80后作家郭敬明创作改编执导的《小时代》。这样的离奇对比当然并非人为刻意,但是两个榜单的偶遇曹雪芹“不敌”郭敬明,却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与文化特征,同时也让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当代文坛究竟应该强化怎样的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承担怎样的文化战略使命。

一现实的管窥:文学的生存现状

21世纪以来,社会上流行所谓“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之类的概念,这其实是当代读者浮躁心理的体现;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代文学虽然也有成绩,但是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也很是不少”①。实质上,与我们所诟病的诸多过度商业化现象一样,这些问题不过是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弱化的表征之一。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曾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文学死了”、“文学被边缘化”的议论不绝于耳。文学真的死了吗?当然不曾也不会。虽然这不是本文论述的要点,但是这样的声音正好提醒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学的现状。

1.式微:文学与纯文学

虽然新世纪以来华人已经两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社会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主要还存在三个负面观点:一是“垃圾”;二是创作的“狂欢”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三是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②说法虽有偏颇,但是不无道理。笔者以为,评判当代文学,首先应当厘清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别。

纯文学可以被视为文学的核心表现形式,但它绝不是文学本身或者文学的全部。纯文学的确低调了,但是文学并不甘心伏低做小: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正以一种换了身段和面貌的文学形式更深入地浸润着当代国人的精神生活;诗歌边缘化了,但是短信微博多了,而且以批量群发转发的形式随时随地散发着打油诗荤段子。这个时代,文学更多凸显的是人的“肉身”狂欢情色文学、玄幻小说、穿越小说、小资文学携网络利器以前所未有之势迅速席卷我们的精神生活。文学不是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远了,它只是变了式样,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小说迅速占据了当时的文学阵地,而更为传统的文言体文学式样不得不居处一隅。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双重作用下的文学应变反应。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就不大,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光辉岁月不过是一个特例,甚至可以被视作一种文学的“假性繁荣”。正是因为中国文学经历了那样一次“焦点时刻”,才会有现在面对的所谓纯文学边缘化。而那段纯文学的狂欢季并非常态,它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事实上,即使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利好”,也不过在一瞬间帮助人们重新聚焦纯文学,闪光灯熄灭之后,纯文学还是走在它原本孤寂的路上。这本是纯文学的天然属性。

2.混乱:网络文学之谶

不容置疑的是,纯文学的式微和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泛滥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一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变化,二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技术发展。21世纪以来,社会上流行所谓“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之类的概念,现象上迎合乃至强化了读者的浮躁心理,进而成为导致阅读“去经典化”、名著“读不下去”的罪魁祸首,根源上正是上述两大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实质上,与我们所诟病的诸多过度商业化现象一样,这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弱化的表征之一。

与日渐式微的纯文学相反,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兴起的网络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甚至这样说:“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如果照目前的势头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③的确,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其自由的发表平台和一夜蹿红的无数机会。据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写作平台之一起点中文网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者,具体数字难以统计。网络文学没有所谓“准入门槛”,所以,任何起点的人,都可以在网络文学这个平台上书写。④但是否因为上述原因网络文学就“很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邵燕君的网络文学之谶还有待时间检验。正如21世纪之初,互联网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声音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传统媒体将被网络媒体取代。而事实上,即使报刊这样的平面媒体至今仍然还“健在”且非常活跃。

抛开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不谈,我们不得不面对网络文学的最大问题是,发表平台的低门槛、自由化会带给社会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代怎样的影响?由于网络自身固有的开放性的特点,在网络文学中,作家不再是一个特殊的专业职业,写作成为大众共享的自我表达的精神活动。⑤这样势必造成创作者总体素质的下滑,进而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与此同时,如同邵燕君所言,网络文学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已经自生自发出一套写作—分享—评论一体化的生产机制,这套生产机制在资本和新媒体双重爆发力下,正在高速铺设其基础架构,甚至在很多方面替代了主流文学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失控不仅是体制上的脱钩,也是文化领导权上的丧失。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⑥因为“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⑦。

莫言认为,文学跟网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⑧而在笔者看来,《步步惊心》、《盗墓笔记》、《甄嬛传》等网络文学作品让一批年轻网络写手 “一夜爆红”、名利兼收,这可能才是网络文学最为诱人所在。而文学的过度商业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究竟利大弊大,恐怕自不待言。

3.变异:莫言获奖背后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一时间,各种声音充斥媒体乃至街头巷尾,纯文学因此也被国民热烈而匆匆地关注了一把。然而,当我们历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巨匠巨著时,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莫言和他的《丰乳肥臀》。

为何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却不曾诞生堪称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承认莫言的获奖确实因为其文学实力,那么就不得不遗憾地同时承认,那些他所描写的与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格格不入的东西,在文学乃至文化的层面代言并展示了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唯有全体国民在执政党的带领下戮力同心积极进取,方能成就今日中国之伟业。相信当有人问及莫言“您的作品是否对您的祖国的发展提供正能量时”,他一定会无言那些让张艺谋遗憾“与奥斯卡小金人失之交臂”的丑化性描写(自称是原生态描写),足以对莫言说“莫言”!一言以蔽之,莫言的诺奖作品其实是对这个时代的反讽。有论者这样总结其作品特征:一是毛时代终日都有饥饿感;二是对性或者说色情的尽情追索,一直追索到读者感到恶心还不停止。⑨对此,有评论辩称,莫言作品的上述特点同样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与道德观(奴性、麻木、丑化、贬抑等)当做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和价值判断的迷乱”⑩。当然,且不说很多人并不知道莫言之前还有一个高行健。

关于莫言的获奖的确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文化侵略,从张艺谋到莫言作品,都是最好的特洛伊木马;有人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文学奖,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莫言自己也是这种观点,他在获奖后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这次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如果按照政治奖的胜利,我是不能得这个奖,也得不了这个奖。”他还表示,“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

不知道是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况缺乏了解,还是本身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如此表述显然无视一个基本概念:文学本身就从属于意识形态。文学的作用与功能更是集文化政治与宣传教育于一身,关于这一点,巴金《文学的作用》、王国维《文学与教育》、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各有精辟阐述。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文学能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强大到足以颠覆政权。莫言获奖重要与否不论,重要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再度受到重视和利用。

二理论的支撑:文学的社会功能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或社会功能是无可置疑的,从一个民族的长久生存和长远发展来看,文学所提供的社会潜能甚至是巨大和不容忽视的。所以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认知是很深刻的。

1.力量:文学社会功能的历史展示

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有多大?王国维的说法或有些诗意的夸张:“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

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学大国,若展开两千年的历史长卷,其文学创作成就之辉煌,世无其匹。中国更是一个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国度,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一直未脱离政治性、社会性基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的著名的“文以载道”理论,实则是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发展而来的,更早则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荀子的文学思想,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文以明道”。而“诗言志”或“诗以言志”这样的诗歌理论更是贯穿两千多年引领着中国诗人的创作精神。其实古人表达的都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相同观点,即:文学是传播儒家之“道”或者说治国之道的手段和工具;文学是传播引导道德价值、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

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历史的真实。在古代中国,檄文或许是一个最典型的诠释。封建时代的中国战乱不断,兴兵倡乱者往往喜欢挖空心思做一篇檄文,为什么要发檄文呢,因为它最能凝聚人心、引导民意。即使如吴三桂这样的在当时就很不得人心的大汉奸,在发动三藩之乱时也煞费苦心地发表了一篇文字,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为其反叛大造舆论。当然,因为吴三桂造反的假公济私性质,导致其发出的“反清复明”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骆宾王的《讨武瞾檄》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可谓檄文之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据说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不禁脱口称赞:“好笔仗!”又问左右:“谁为之?”答曰骆宾王。武氏感叹道:“有此文才,反令他流落不偶,这岂非宰相的过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文学作品力量之大,诚不亚于千军万马。

其实,诗词歌赋散文小说,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不是仍为我们无数的老年人引以为座右铭?诸葛亮的《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否曾经屡屡被我们的许多领袖引为效法律己的格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否仍是无数有理想有信念的人的崇高追求?

我们不能因为时代变化社会变革甚或世风日下,就坠入庸常,消极虚弱地承认并附和文学的商业化与世俗化,那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的腐蚀,那是文学工作者被物欲的收买和对自身责任与使命的放弃。“因为文学的走低、颓败恰是从自我颓败其精神品质开始的。人们欢呼现代主义拓展了文学的表达边界或领域,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严重失察于它带给文学的精神视域的逼仄和精神品质的趋低,实质上是自身思想意识对世风的趋同。”

2.经典: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助推

特立·伊格尔顿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曾有过几个助推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节点和许多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选择和命运,影响了当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助推主流意识形态最生动客观的体现与诠释。

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元素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兴起于青年爱国学生运动,集中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五四”运动又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真正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他提出文学的三大主义,并明确宣称:“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投身文学创作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的评价最为高屋建瓴,他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重要节点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引发的进步作家创作浪潮,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等优秀作品,其影响力甚至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就是抗美援朝战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激动了一代中国人,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此之后,解放军广泛地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它激励了朝鲜前线广大指战员的斗志,鼓舞了祖国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方的干劲。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助推效果,比无数的领导喊话、无数的口号宣传的效果强大无数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之大,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用相当于历史文献。

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作为中国的红色经典小说,它们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红色经典小说一道,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改革开放初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吹暖了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深沉豪迈地抒发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3.变化:从显性影响到隐性影响

文学的社会作用虽然强大,但是笔者认为,文学的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轨迹。何谓线性?它是指量与量之间按比例、成直线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轨迹不是随历史进程直线向上的。客观地审视文学史不难看出,自文字发祥以来,举凡诗词歌赋文论小说,其各个发展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同时,语言这一信息符号及其载体的变化发展,也对文学式样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具体就文学的社会功能、政治作用而言,其强弱盛衰似乎与时代的治乱兴亡呈反比例关系。因此,当下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作用显著地弱于历史时期。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今天文学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只不过其影响方式随时代变化发生了变化,即从显性的影响变为隐性的影响,从影响硬碰硬的社会革命变为影响较量无声的软实力。

为了简单形象地说明这种变化,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的缘起郭敬明“战胜”了曹雪芹。笔者不曾欣赏过郭氏影片,但是翻阅过这位年轻吸金作家的作品,不敢言品评,姑且将其称为流行小说吧。据说郭敬明的发迹始于玄幻小说《幻城》,这个年龄仅比韩寒小一岁的80后作家、商人、导演,其蝉蜕经历与韩寒有着惊人相似之处2000年,稚嫩的韩寒及其寒碜的《三重门》被沪上出版商发掘包装的故事实在是文学“粉丝”向往的童话。笔者至今记忆犹新的原因,是自己就曾在本地媒体上为其吆喝。但是不论怎样,相信即使郭敬明的“粉丝”也绝少有谁会认为其人其作能够与曹雪芹《红楼梦》相提并论。当然,喜欢似乎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喜欢的年轻人太多了似乎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只关乎爱好的事情。说它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不是抬举作者,而是不得不抬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个大道理。从个人创业的角度讲,郭敬明等确实是搞文学的人里面极聪明、极成功的,但是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实在不敢提倡推崇郭敬明团队的路径。因为他不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更不是一小部分人在崇拜、羡慕、模仿、克隆。忽悠钞票不重要,重要的是,郭敬明和《小时代》的制造者挖空心思忽悠的还有受众(当然主要是青少年)的精神与思想。

有关当代大学生、中学生文学阅读取向的调查显示,今天的青年一代更多体现出偏爱大众文学而非纯文学的阅读特征,一方面倾向于娱乐性和消遣性、夸示性阅读,一方面越来越习惯于阅读以图画为主体内容的读物及融合了多媒体声像效果的电子文本。甚至低俗化倾向也很明显,如对笔者尚感陌生的“大话文学”、“黄暴小说”也很青睐。以大话文学为例,这种魏晋文风的伪现代翻版,其作品(作者)“对于一切类型的权威都持有强烈的怀疑与解构立场,它即使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也会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认同成为不可能”。一如网络文学对主流文学的挑战,不仅仅是形式,其潜在的负面意识形态导向是我们不可轻忽的。

站在更高的层面,放到更大范畴来认识文学消费经典现象,可以发现,其实这不过是软实力较量赋予文学社会功能的一种变化。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及其社会功能不仅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它在悄然发展,急剧蜕变。

三挑战与机遇:当代文坛的战略使命

当下中国文学的蜕变不是自发的、无因的。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纯文学式微与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泛滥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国际文化竞争空前激烈的“软实力”大国博弈时代。这正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观历史背景所在。对于当代文坛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1.国际:多元文化侵蚀战略背景

冷战之后的世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早已从军事力量转向了经济文化领域。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其战略决策往往具有强烈的资本属性,即在付出最低成本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艾森豪威尔就认为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软实力”概念,其实早在1990年就被约瑟夫·奈提出并阐述,巧合的是,这一时间节点正值前苏联解体之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软实力理论的实践基础必定与之相关;甚至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对前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得,这才是约瑟夫·奈避而不谈的理论灵感来源。因此,“软实力”乃至最新的“巧实力”概念,实质上反映的都是美国最新的战略谋略,其核心是通过极力消弥价值观念、文化信仰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消除那些历来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和文化主权的国家和地区的戒心,从而实现颠覆前苏联模式的克隆。因为“他国消费者在消费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影片时,会自觉接受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他国学习者在学习被裁减、被扭曲的历史后,则会青睐美国政治哲学文化。新殖民主义的病毒就这样被感染携带感染”。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严酷的事实与客观的时代背景。

举例而言,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加入WTO已10多年的中国为何至今仍对美国进口大片实行限额制度,这仅仅是为了保护国产电影的生存吗?原因当然没那么简单。美国好莱坞电影绝非仅仅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事实上,它还是美国意识形态侵略的急先锋。因为它的隐蔽,因为它的控制者深谙“寓教于乐”之道,而好莱坞电影文化正是以无形之手高举“美国精神”的大旗,努力插向每一个“异类”文化阵地。美国学者弗兰克·宁柯维奇在《文化外交》一书中就毫不掩饰地指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美国不是没有宣传部,它的中情局就是宣传部;美国的文化宣传模式与中国不同,它注重“行不言之教”。用心理战专家理查德·克罗斯曼的话表述就是:“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除了经济、外交、政治领域,他们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其空间从实体到网络,其手段多样而隐蔽,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国内:文学或助产垮掉的一代?

出席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中国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现在该啃“硬骨头”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十分棘手,啃难啃的硬骨头稍有不慎就会啃碎牙齿。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已是他第二次提及这一观点。

哪些是硬骨头?笔者以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混乱、缺乏积极正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硬骨头之一。这块“硬骨头”其实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矛盾和阻碍在人们思想精神领域的投射。例如贪腐、贫富悬殊,这样的现象实质上根源于土地财政、行政干预市场等体制性经济问题,同时又向下侵蚀败坏社会民众的价值观,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模糊混乱。唯权至上,唯钱至上,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被一再冲击。老人倒地不敢扶,卖淫嫖娼有人挺,封建时代“笑贫不笑娼”的传说反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成为现实,这实在是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消极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郭敬明吃香而曹雪芹遇冷几乎都不足以成为须要大加挞伐的话题。

然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是民心,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民心的具体而重要体现之一。政权的颠覆往往始于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文学,这个表面上看似与政治、政权无关的东西,其实一直在通过影响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影响政治与政权的稳定。当下文学的式微与蜕变只是表象,“真正的危机正是意识形态危机,因为在社会发展深刻变动的时期,文学总是最敏感的”。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因果论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模糊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就文学本身而言,文学的商品化、商业化及消费倾向只是文学遭遇市场经济的副产品,而非文学的根本属性。美国曾经出现过“垮掉的一代”,但是美国不曾垮掉;当下的中国文学是否会助产出垮掉的一代,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今天的一些“小时代”类型的作家,不客气地讲,从作者到作品,其思想意识境界和文学技巧水平都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他们赚得了人气财气,却不能助推这个社会的正气,这说明他们本身只是被市场吹胀的泡沫,而绝非俯瞰苍生关怀众生的思想者。他们的确不曾生于忧患,那么又是否会死于安乐?因此,我们决不能对文学的现状掉以轻心。正如《人民日报》就《小时代》现象发表评论文章所指出的,“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

3.使命:助力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当下的中国文坛处在又一个助推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节点,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伟大时代。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落实部署。《意见》明确指出,要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

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2014年2月12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正式公布,时隔东莞扫黄仅两天。《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用醒目的黑体大字刊载了这24字12词: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家最高决策层于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动作频频,集中发力,可见核心价值观问题已经上升到攸关国运的高度。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中央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征程。那么,我们就能够清晰准确地得出这样的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不是靠宣传说教可以达成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尤其是文艺界和文化界,其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的。有一个舆论焦点事件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受到启发。2月19日,千龙网发布了一组漫画版“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图表新闻,据称这是官媒首次发布习近平的漫画形象。一时间,各大网站纷纷以头条转发,微博上更是被大量转载,社会各界好评如潮,甚至引发外媒关注。漫画虽小,影响却大,于此可见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功效强大之一斑。

文学要为“中国梦”助力,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当代文坛的文化战略使命。怎样助力?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立足点,积极引导催生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营造全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进而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笔者以为,这就是当代文坛责任担当的可行性路径。

事实上,仅就纯文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那么多文学期刊。不仅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自己的纯文学刊物。据说法国倒是有400种文学刊物,然而最大的一家发行量才区区1500份;美国甚至没有纯文学杂志,都是在综合性杂志上刊登文学作品,《纽约客》上通常是两个短篇小说加上几首诗歌;英国的纯文学期刊《格兰塔》,也不过5万份的销量。从这个角度看,拥有《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销量过万份期刊的中国的纯文学,不但可以说没有没落,反而还很繁荣。这是一个巨大的平台,潜藏着巨大的能量,也是当代文坛赖以承载其文化战略使命的基础硬件。

文学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活性剂,因而文学的使命在于社会责任担当与精神生活引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曾几次出彩地完成助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的国家正面临新的重大挑战,正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身于这样的伟大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有责任深刻思考,积极参与,摹写和反映这一伟大时代,进而担负起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历史使命。

结语

当代文坛应当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精神需求提供更多正能量。文学艺术及文化产品是宣扬和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无形推手和最佳途径,这一点从战略对手的做法即可得出最简单的逻辑推定。因此,在文学逐渐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元素进而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今天,中国文坛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作为,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精神需求提供更多正能量。

一方面,当代文坛要大力弘扬正确的文学价值观,扶持和培养优秀的作者;另一方面,要通过优秀的作品和积极的活动实现对读者和受众的正面引导,特别是要争取和吸引广大青少年。比如作家进校园,采用系列讲演的方式,把众多著名作家请进大学校园,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比如“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该活动由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举办,旨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艺术修养;比如旨在为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创造条件,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繁荣的中国作协重点作品创作扶持项目,等等。

批评促进文学进步。当代文坛要大力强化文学批评的功能,不仅针对作家和作品,同时也针对文学理论,要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批判当代文学中的消极异化、颓废浮华,引导作者和读者健康向上的精神走向。

总之,当代文坛要有历史眼光和历史担当。在文化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引导过程中,当代文坛不仅要有所作为,而且一定会大有作为。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喜闻百岁作家马识途老人义卖书法作品捐赠四川大学设立文学奖,以鼓励支持年轻人投身文学创作。笔者希望并相信,马老的愿望将成为开启当代文坛繁荣未来的好兆头。

注释:

①李建军:《如何评价当代文学》,《西安日报》2010年7月29日。

②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2/2012-10-01/142742.html

③http://www.chinawriter.com.cn/forum/talk1.html

④⑧《网络文学作家生存生态调查》,《深圳晚报》2013年9月29日。

⑤赵淑平:《网络文学价值评估的三个关键词》,《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

⑥邵燕君:《网络文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学》,《新京报》2013年3月16日。

⑦巴金:《文学的作用——随想录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页。

⑨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4563365

⑩胡良桂:《主流文学的多维空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2nuobeierwenxue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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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4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中国书局2012年版,第213页。

李万武:《为自己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评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英]特立·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http://hsb.hsw.cn/2008-08/26/content_7078700.htm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53.html

江涌:《经济依附于文化殖民》,《红旗文稿》2012年第18期。

参见[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页。

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刘琼:《小时代和大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7月15日。

参见陈佳冉《我们并没有失去纯文学》,《光明日报》2013年6月18日。

参见陈平原《作家进校园大有可为》,《文艺报》2009年4月9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四川大学报》编辑部)

实习编辑刘晓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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