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欣

摘要：学者型诗人干天全长期从事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及教学，对中外诗学、诗歌体式、语言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针对当下诗歌“私人化”倾向所暴露出的脱离生活、无视公众、逃避现实、精神萎缩等流弊，积极呼吁重建诗歌精神，即向善向美、反抗压迫、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和关怀人类生命，而他三十年来的创作实践是其理论主张最好的注脚，勇于直面现实人生的苦痛，具有强烈的忧患、担当意识，深切关怀历史文化，追慕、批判与重构，进而关注人的心灵，在生命与时间中感受人之存在，闪现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呈现出多维的精神向度，是当今这片诗歌废墟上的精神守望者和呐喊者。

关键词：干天全；诗歌；精神向度

曾几何时，“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国粹，是一切文体的艺术之花，“五四”新诗以来，旧的已是明日黄花，新的尚在破土发芽，但如今我们的诗苑里爬满了粪蛆，长满了杂草！在物欲横流、精神萎缩的当下，诗歌在众声喧哗与骚动中迅速地堕落。“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等均以诗歌的名义宣扬流氓的盛宴，诗的精神价值和艺术美感丧失殆尽。有良知有热情的人都在愤怒地批判，都在沉痛地焦虑，都在伤感地追怀，但诗歌的出路在哪里？

灵魂的家园也许永远也回不去了，但在这片废墟上依然有几个寂寞的守望者、勇敢的呐喊者和无畏的探索者。干天全就是那寥寥中的一位。他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先后出版的集子有《梨花纷飞》、《无巢的树》、《天全诗词》，近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干天全散文诗歌选》（诗歌卷），选录了他十多年来诗歌的精华。他又是一位学者型诗人，长期从事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学养深厚，在继承古典诗歌大传统、现代白话诗歌小传统的基础上，对诗歌精神、体式、语言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理论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创作是他理论最好的注脚。本文仅结合他对诗歌精神重建的主张，分析其诗作所呈现的精神向度，展现他积极探索的实绩。

一精神重建：废墟上的呐喊

“文革”之后，“归来者的诗”、“朦胧诗”等打破思想禁锢，成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一股力量，然而那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地，第三代诗人就举起了“Pass北岛”、“Pass舒婷”、“反优美”、“反崇高”的“义旗”，“打倒”一切、“解构”一切，紧随而来的是“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等各方妖魔，推波助澜。在很短的时间内，诗人们都“自由”了，肉体在场、日常琐碎、个人呓语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诗歌精神大片萎缩，没有现实承担，没有人文关怀，没有真善美的追求。

干天全处在教学和写作的第一线，对当今诗歌现状极为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诗严重脱离了社会与时代，反崇高、反英雄、反担当、反文化的写作开始泛滥。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使不少诗人将自己的写作态度置于‘私人而不是诗人的立场，无视公众，逃避现实，随心所欲地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和绝对个人的心灵感受”、“诗歌消解或缺失了担当精神与诗美精神，成为写诗的人的自娱自乐或圈内的狂欢享受”①，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诗歌与读者的相互远离。他毫不含糊地批评：“诗人有意无意地脱离生活，逃避现实，对社会的发展和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一味躲进自己有限的心灵空间，写一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自我麻醉的东西，将诗中的人性、人道导向极为狭窄的个人关怀。” ②

他针对诗坛流弊，针对当下诗歌精神危机，积极呼吁重建诗歌精神，在这片诗歌精神的废墟上发出了呐喊之声。何谓“诗歌精神”？见仁见智，张清华强调人自由独立书写的主体精神和书写对象的广阔性③，林贤治则注重批判的精神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精神④，但这些似乎不是当今诗歌写作的障碍。干天全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歌精神，但诗之为诗，“应该有它本质的恒久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族和全人类共同需要的诗意精神，即向善向美、反抗压迫、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和关怀人类生命的精神。”⑤在他看来，当今诗歌精神危机主要在于诗人担当意识的缺失，基本道德的沦丧，极端个人化，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他提出重建诗歌精神的途径是强化“诗歌信念、担当精神、道德精神和诗美精神”⑥。这与蒋登科、吕进、叶延滨等人关于诗歌精神重建的主张遥相呼应，穿越寂寂的夜空，希望也能像鲁迅的呐喊一样，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干天全的这些看法朴实而深刻，是他从教学和写作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在几十年的创作道路上，他对诗歌精神有着自觉的追求和坚定的信仰，“诗于我，有如知音。无病呻吟，故弄玄虚，食古不化，唯洋是从，我都视为对她的不恭甚至为亵渎。多年来，我一直视她为密友，钟情于她，从她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⑦这是他在八十年代末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到他接下来的二十年来的诗篇完全履行了他的这份宣言。无论诗坛怎样喧嚣，无论写诗怎样寂寥，他都坚持着自我的写作立场，不追新逐异、随波逐流，谢冕说：“干天全坚持写诗几十年，没有介入任何诗歌流派，也不参与诗歌山头的论争，只是默默地写诗和研究诗歌。他所写的诗歌理论文章主要是关于诗歌原理方面的研究心得和自己的创作体会，写的评论文章也只是客观地针对诗歌创作的现状和具体问题而论，不站在任何流派的立场说话。”⑧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的立场和态度。

纵观他几十年来的诗作，基本上蕴含了他所认为的诗歌的“恒久的精神”，即“向善向美、反抗压迫、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和关怀人类生命的精神”。事实是复杂的，语言总是有限的，为了论述的便利和层次，笔者把他诗歌的精神内蕴分类命名贴标签，析出了直面现实人生苦难的气魄、对历史文化多维度的关怀以及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索与呈现三个向度。

二痛史：直面现实人生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样的气魄也是伟大诗人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诗人只有感伤和优美，没有壮美与崇高，他可能是优秀的，是名家，但与“伟大”无缘；如果一个诗人只看到太平盛世，而不观照掩藏在繁华之下的苦痛，他可能是忠诚的诗匠，但摘不到“民族诗人”的桂冠。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有着沉甸甸的苦难，历代那些有担当的诗人都有着“为国为民”的忧患，即使在现代，诗的功能不再是“兴观群怨”，但那一份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并没有消逝，如闻一多、艾青等。

干天全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虽然他经历了不少苦难，但他的身上展现的更多的是积极入世、乐观放达的气质，他热情关注现实人生和时代社会。十年浩劫是一代人心灵上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他就写了痛哭、批判浩劫岁月的诗歌，如《古城》、《恶梦》、《黄河流到中原》、《无聊的时刻》、《倒下吧，红卫兵的墓碑》等，八十年代有《往事拾遗》组诗，这些诗前接“文革”地下诗歌潜流，后与“伤痕文学”合流。那年月，城门关闭，“人们只能按规定做一个带围墙的梦”，“人”被抹杀被残害被压迫被禁锢，诗人向往“树林、小溪、草坪”和“无边的原野”，就不得不以放弃“做人的权利”，宁愿“变成一只鸟或萤火虫”（《古城》），大写的“人”所拥有的还不如微小的鸟虫！那年月，诗人对“过去所有的蠢事”都忏悔，以求“上帝”的宽恕，但“上帝”仍然要求“我”以“上绞架”来证明“自始至终的忠诚”，当“我的双脚高高离开了地面”时，“天使们”还围拢来要我“感谢仁慈的上帝”的“宽恕”（《恶梦》），这是多么荒谬而残酷的现实！那年月，每顿饭前都需要“感恩”，妹妹对毛爷爷说：“明天早上/我想吃干饭”，而诗人什么也没说，“趁他们感恩的时候/我悄悄地抢先喝了一口稀饭”（《饭前的感恩》），这是笑不出的幽默，哭不出的悲哀！站在红卫兵“白骨堆奠”的墓碑前，诗人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和诅咒：“永远地倒下，/倒进历史的巨著中”，他坚信后人能从“血写的碑文上”读到“历史最残酷的一页”（《倒下吧，红卫兵的墓碑》）。长歌当哭，干天全在青年时期就具有了直面人生苦难的魄力。

“哀民生之多艰”，是诗人担当精神的应有之义。干天全虽是“学院”中人，但他的手笔总是伸向时代和社会，关注民生和底层，同情弱者，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在批判和悲悯中表达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如《桥头的打工者》、《卖唱的小姑娘》、《杀人奶粉》、《安得广厦》、《龙的辩说》、《归燕》等。我们时常在街上、桥头那些晦暗的角落里看到各样的打工者，并不怎么留意，诗人却用同情的笔调为我们描画了一幅苦难者的剪影：“你”已经在这里站了一天，此时沉重地坐在乌黑的行李上，“西坠的落日滚过你的脊背/映出握拳托腮的剪影”，在冥想些什么？妻儿还是农业税？“你”饥渴得没有了“下咽的口水”，目光呆滞，望着栖身的桥洞，诗人也不知道“你”明天的运气如何，但愿“你”明天不要在这个时分这个桥头“坐成一个思想者的造型”（《桥头的打工者》）。毒奶粉致使婴儿病残是世界闻名的公共事件，诗人对此怒不可遏，以寓言的形式批判人比狼更贪婪、更可怕：“奶粉能杀人/让荒原的狼惊愕”，制造商以暴利诱惑向狼兜售奶粉，可“狼怕灭绝后代/带着狼崽逃得很远/从此/狼更怕人”（《杀人奶粉》），“狼心狗肺”已是恶毒，可与某些人心相比还是逊色了！千年前，大诗人杜甫的愿望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千年后，诗人梦想成真，“茅屋旁冒出了一大片广厦/以诗圣的名义打造的环境很优美”，有白鹭黄鹂为邻，但“寒士们不敢来这里/住进广厦的是开着豪车的公仆们”，他们也“很喜欢你的诗”，在散步的时候也“随时吟着/安得广厦……”这是对现实绝妙的讽刺。

汶川地震后，诗坛掀起了震难诗潮，干天全更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第一时间里编辑了地震诗集《国殇》，创作了很多诗歌直击现实之痛，用诗表达他的痛苦、悲哀、同情和愤怒，如《绝地相逢》、《别让死神微笑》、《送粥的姐妹》、《小姑娘 留下那支笔》、《失语的痛心》等，哀悼罹难的同胞，歌颂张米亚那样的英雄，批评范跑跑那样的兔子先生，控诉那些罪恶的黑手，赞美那些苦难中显现的温情，在危难时刻，担当起了一个诗人的责任。

干天全这些直面现实人生苦难的诗歌，可以“列入苍劲记史一类感时诗中”⑨，汇成一部痛史，属于以杜甫为典型的沉郁顿挫、慷慨悲凉那一类，“他以中国文人特有的苦涩与凝重，敏锐感受时代变化，体验社会发展，他的诗是时代的心灵画卷。”⑩这构成了他诗歌精神的第一向度。

三文化关怀：追慕、批判与重构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丰赡的记忆，正是它们构成了厚重的文明。文化关怀，是人文学者的使命，是诗歌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来那些诗人的诗篇里总是飘满了先辈圣贤的背影与历史文化的踪迹，那些远古的记忆总有悠长的回声。他们对逝去的文化或追慕，或批判，如孔子在衰微之世追慕三代文化，“五四”先锋又批判儒家文化，但无论是追慕还是批判都是一种深切的关怀。在浩劫中生长的“知青一代文化人”更加渴望文化的滋养，“朦胧诗”、“寻根文学”、“文化大讨论”等，都是他们文化关怀的壮举。但在文化散文风行后，“人文精神”在市场的冲击中失落，遑论诗歌的文化关怀？

干天全也是“知青一代文化人”，他在七八十年代的诗就充分展现了多维度的文化关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近些年文化关怀早已不时髦的时候，他依然坚守着这一诗歌精神。那些散落在大地各个角落的历史文化遗迹，那些最能代表过去文明的历史人物无疑是文化关怀的重要对象。干天全写了许多怀古诗，在浪迹天涯时，他会羡慕东坡，寻找海瑞；在夜半偶感时，他会想起早已融化为一汪春水的冰心，想起百年后小诗依然四季开放的王尔碑；他在泸州酒城邀约李白，或进飘旗的酒肆，或到临风的古渡，“尽兴弹剑随意放歌/把千年的哀怨和寂寞/唱成大江滚滚的涛声”（《酒城寻太白》）；他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摇醒海子，一起“漫游东西南北的桃林”，要为“每个自由的女奴/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兄弟 看桃花去》）；他看到那口一直珍藏着巴金的“童年和《家》的底片”的双眼井“涌出泪/洒满你的故园”，他赞美巴金百年人生盛开的奇葩的“最大的硕果就是/做人的良心”（《让生命开花》）。诗人走近古人古迹，与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深切地表达自己的追慕之思。

“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文化关怀的第一维，干天全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他最为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中那些悲剧性的存在，在满腔的悲悯同情之上，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形成反讽与解构，这是他文化关怀的第二维。他在落凤坡前哀叹一生怀才不遇又不甘寂寞、立了功勋又受尽冷落、壮志未酬便魂归落凤坡的庞士元：“一抔黄土掩埋了遗恨，/留给千古的/只是一曲悲歌。”（《落凤坡怀古》）关于薛涛，历代文人骚客怀想的是她的美丽与风华，而干天全却看到了一个女子常有的悲剧，他在望江竹林里满怀怜惜地劝慰她“回你的长安故里”，因为“索笺的人只为索你的芳心/唱和的人只为唱自己的风流/你痛惜朱颜枯黄时/吟诗楼下再也听不到熟悉的步履”（《江畔竹林》）。面对神圣的寺院佛塔，人们充满了崇敬，如信徒一般虔诚，但干天全更多的却是反讽与解构，如布达拉宫犹如千年的传奇“耸立红山/金顶穿过圣洁的白云”“历代的活佛端坐灵塔”，而我“什么也没祈祷”，“灵塔留给我一个灿烂的印象/黄金玛瑙堆积如山”（《布达拉宫》），貌似神圣，实则世俗。在法门寺，“一截碳化的指骨/指引了 多少代帝王”，“军士为你断臂/百姓为你顶灯自焚/将相为你献出了金银”，但“也许这一切都不够虔诚，大唐的江山才没有永存”，如今，在残垣下埋没千年的佛主的化身又成了偶像，而诗人“拥挤在唐人子孙的人潮中”，“虔诚地对你拜一拜/祈祷你从此不再显灵”，诗人在反讽中解构了那些虚假的崇高。

更为重要的是，干天全也没有在批判、讽刺、反思、解构的层面停止，他有更深层的探索，那就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意象，试图重构它们，丰富它们。屈原的悲剧一直笼罩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学史册中，多少人哀悼、叹息，却少有人为他指出另一条道路。干天全在追悼屈原之后，在批评世事混浊之后，他要我们伟大而不幸的诗人不要问苍天，要问就问“随身的宝剑”，要他了解藏在剑鞘里的威力，要他写成“问剑的诗篇”而不是《惜往日》，他痛惜诗人“你始终没有抽出剑来”，他呼喊诗人“你该反过身来/抽剑怒啸/蘸热血谱写一首/颂剑的诗篇”（《蒲剑的哀思》），不要妥协，不要哀怨，只要那一股英雄的剑气！再如“桃花”这一传统意象，从《诗经》开始，就成了女子的代名词和爱情的象征，然而干天全在写了许多类似的桃花美人诗之后，为我们捧出了一朵崭新的桃花和一片别样的桃林：他开篇就声明“中国桃花，并不生自女人”，把桃花与那些淫乱历史的“粉色故事”剥离，他说那“没有边际的桃林/起始在一个男人的躯体”，那就是远古神话传说中追日的夸父，正是“追日的灵魂不散/怒放出血花染红霞云”，才让“干涸的黄河泛起桃汛”，才有“中国桃花，从此/生长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有了这样富于民族精神的桃花的诞生，面对“桃之夭夭”，“男人的骨头”才会“发出拔节的声响”，“女人的眸子”才会“诉说倾心的花事”，他说“哪里有追日的脚印/哪里就有灿烂的桃林”，中国的桃花盛开的是“世界上最血性最妩媚的春意”（《中国桃花》）。桃花与“男人”、“民族”和“血性”相关联，不能不说这是对“桃花”最具创意的颠覆！这是对传统的解构，更是一种重构，一种丰富。

干天全不仅以他的担当精神倾注了对文化的关怀，而且还以深沉凝重的心绪，写出了历史文化中的悲剧和血泪，写出了那种刚健和血性，颇有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所倡导的“思、力、美”统一的风格，这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就是他诗歌精神的第二向度。

四 生命与时间：存在之思

文学是人学，诗为心声，关怀人的心灵，关注人生命的存在，是诗歌意义更为深层的指向，也许这才是诗的终极目的，因而谈“诗歌精神”就应当进入这一境界。关注人生老病死的轮回，关注人间世事的沧桑巨变，关注人以何种方式存在与解脱也是古典诗歌的母题，杜甫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苏轼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维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关怀生命。一说到“存在”，立即出现的就是海德格尔和萨特，他们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探询了人的存在与文学的关系，萨特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存在是艺术的本源。

干天全是一个追求“诗意栖居”的人，他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在与友人的交往中、在世俗的生活中、在孤独的沉思中寻觅诗意，他以写诗的方式介入生活，他的生命也以诗意的方式存在着。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类生命的关怀，是他个体生命体验的抒写。他说他的诗总是源于“本事”，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原初事件”，比如他写给“世界之巅”的朋友龚巧明的诗，写给那些消失的恋人的诗，以及写给那些人生旅途中偶遇的人的诗。读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流逝、漂泊和栖居的状态。

如果不考虑相对论在微观领域的合理性，那么人生就是一条单向的河流，生命就在时间的流逝中存在，文艺家如何感受存在？那就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的《锦瑟》，他们都在追忆中触摸生命流逝的痕迹。干天全的诗呈现了流逝的生命、青春与爱情。诗人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到“伐倒一片胡子/便伐倒一片日子”，他问“难道欠收的青春就这样/一荏一荏地被伐尽”（《砍伐胡子》）？他的情诗里总有一种彻骨的哀伤，总有那么些消逝的倩影：“你踮起脚尖肆意地舞蹈/天鹅从神话中飞来”，旋进了“远古的年代”，诗人怀疑她是否存在，恍兮惚兮跟着进了“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湖光山色”（《逝去的岁月》）。他的诗中总有那些“向何处去也追不回”的“火车载走的时间”，“那时间里藏着一颗启明星，/看见它我才会信仰光明，/那时间里藏着一双翅膀，/找到它我才能自由飞翔”，那时间里有石阶，有童年的脚印，有房屋，有一个“关不住的少女”（《送行》）。一直认为，青年的诗最美，即使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掩不了那份纯净，那是用生命酿成的美酒，在时间里发酵，愈久远愈醇美，何其芳的《预言》，戴望舒的《雨巷》不就是这样的吗？

漂泊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干天全写出了“在路上”的状态。《无巢的树》组诗写给一位为理想而漂泊的画家，他盲目、迷失、蜗居，甚至心脏也“积了不少水”，诗人要他晒晒心脏，要他看着梵高的眼睛：“梵高哭的时候/眼里流的是鲜血/而不是泪水”，要他别再感伤寂寞，因为“那灼人的向日葵/就是在孤独中诞生”，在诗人的导向下，画家不再哭泣，“笔下开始有树”，但树上没有巢，这幅画的标题是“生命的驿站”，画家的灵魂长了翅膀，目光投向流云，他要满世界飞翔，寻找“生命的下一个驿站”。《漂流的生命》写给法国诗人兰波，“离开喧嚣的港口/乘木舟寻找海市蜃楼”，所有的不幸都“留在了身后的巴黎”，终于“你在无人的岛屿上 竖起/一座自由的灯塔”。生命的这种存在状态在文艺家那里似乎特别突出，田汉《古潭的声音》、《南归》等剧作的主人公都具有一种精神流浪汉的气质，总受着远方的蛊惑，是“永远的流浪者”。

当然，生命有漂泊，也就有栖居，有“还乡”，干天全不是“流浪汉”，他希望“颓顶的荒坟/埋葬逝去的一切”，他只希望三月“长出些嫩绿”，他相信“这个春天/我的头颅上可以放牧”（《我的头颅》）。他希望生命在月光下羽化，但“今夕何夕/与羽化没有关系/时间已不属于我”，属于他的只有“明月和东坡的创意”，伴他真实地“飘向没有时间的宇宙”（《月光下羽化》）。他的生命不是栖居在玄珠里，而在成空以前，他说自己要么是执迷不悟，要么是与菩提无缘，他只愿活着的时候“任生命与爱的钟声/在天地间/余音袅袅”（《成空以前》）。干天全用诗歌关怀生命，在生命与时间中感受人的存在并抱以终极关怀，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温情，这是他诗歌精神的第三向度。

干天全是一位深深植根于现实大地的诗人，他通过灵魂与现实的搏斗与契合把生命酿成为诗，读它们，我们会想到的是屈原、杜甫、闻一多、艾青等中国文学中苦难厚重的汩汩一脉；但他又是一位时常凝望星空的诗人，那股青春的气韵、那些明媚的忧伤在他的诗篇里款款流泻，读它们，我们又会想到李白、李商隐、徐志摩、何其芳等浪漫感伤的一支。无论是在写作实践上还是在理论探索上，他都是当今这片诗歌废墟上的精神守望者和呐喊者，也许他的诗歌理论还不够完善，也许他还行进在向诗美巅峰征发的路途上，但这种呐喊和守望本身，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姿态，和臻于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向度。他是挚爱诗神虔诚的信徒和赤子，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华章正在他诗情充沛的胸襟中萌蘖。

注释：

①②⑤⑥干天全：《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1期。

③张清华：《找回“诗歌的精神”》，《博览群书》2008年第12期。

④林贤治：《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旷野》，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⑦干天全：《梨花纷飞·后记》，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谢冕：《干天全散文诗歌选·诗歌卷·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⑨张叹凤：《白花红喙啼惊心》，《读书人》1992年第2期。

⑩张同道：《三月杜鹃沥血红》，《作家文汇》1998年第10期。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55页。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