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富　邹林芳

摘要：

吕进诗学思想存在前后期分期，前期以《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为代表，后期以《中国现代诗学》为代表，前期的“抒情”说与后期的“内视点”理论各有优长，并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吕进； 诗学思想； 前后期； 关联性

一吕进诗学思想建构的前后分期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20世纪80年代主要理论流派“上园”派的杰出代表。吕进出版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和《吕进文存》等主要代表著作。吕进的诗学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生广泛影响，许多诗人都是在受到他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一书的引领和启发下走上创作道路的。诗人傅天琳曾在《我是“新来者”吕进对我创作的影响》一文中写道：“吕老师是我的恩师，吕老师的诗歌理论对于我有着直接的非同一般的指导意义。从1982年学习《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开始，吕老师不断有新文章和新书问世，我就不断的跟进学习。近水楼台，受益多多。我特别能接受吕老师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与我的写作意图是比较一致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处于同一气场中，我自然而然就读进去了就接受了。写作时，我也许出于本能，也许有意或无意，觉得要这样写才好、才对、才顺，但说不出为什么，也不去深想为什么。吕老师的理论帮助我理清了认识，明白了诗歌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①诗人傅天琳特别指出了吕进诗歌理论的优点，说：“吕老师的理论不生硬，不拿腔拿调，不空中楼阁，它用诗和散文一样美丽、朴素并富于旋律和节奏的语言，深入浅出，讲出了精辟、透澈并富有哲学高度的诗歌论点，很值得像我这样的只重感觉而缺乏理论支撑的诗人认真学习。”②

近年来学界逐渐兴起了研究吕进诗学思想的热潮。早在2000年，蒋登科博士就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吕进建构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深受吕进本人的赞赏。青年学人熊辉博士的《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论黑格尔对吕讲诗学思想的影响》发表在2011年《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卷3期上，是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吕进诗学思想研究文献。同年《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陈卫博士的《诗化人生：吕进1980年代以来的诗学活动》，从诗学活动入手对吕进诗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肯定了吕进作为一个诗学活动家的广泛作用。其实，吕进还是一位优秀的诗歌教育家，经他培养的诗人和诗评家分布全世界，号称“吕家军”。

纵观诸多学者对吕进诗学思想的研究，笔者发现，这些学者的关注视野似乎都集中在吕进后期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构方面，而对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研究较多忽略。这就是笔者要写这篇文章的缘由。笔者认为，吕进前期诗学思想不可忽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不仅是吕进的诗学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不仅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诗学的代表作品，也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诗学的代表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年首次出版，到今年已经历了30余年时间和读者的检验、考验，重印、再版许多次，它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而且是普及的。据统计，1982至1991年十年间，该书三次印刷，发行量达到42000余册。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004年颜同林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是吕进诗学体系的雏形，这大约源于对吕进早期诗学思想的误读，因为《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一书本身就是体大虑周的、成熟的，它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显而易见。2011年董莎莎的硕士论文《论吕进诗学的学术来源》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说：“从1982年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1991年《中国现代诗学》，他的诗学体系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③说《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是吕进诗学体系的萌芽，这比“雏形”说更不得要领。须要一再强调的是，《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本身是有体系的，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样，都建构了完整而有效的理论体系。确切地说，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建构的理论体系也属中国现代诗学范畴。诚恳地说，吕进的现代诗学体系建构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时期已经完成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有比较成熟而丰富的诗学思想，但《中国现代诗学》较之《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确有新变和理论范式的转换。说《中国现代诗学》是吕进诗学体系的成形和成熟，不十分妥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诗学》体现了吕进新体系建构的某种匆忙，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同样存在，当然新的创获也不少。就其理论体系本身来说，当然如吕进自己所说，是崭新的，现代的，的确看上去比《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更胜一筹。可以想见，《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成书于1982年，时逢改革开放不久，的确打上了相对浓厚的时代烙印，一些观念显得陈旧，须要更新。

吕进前期诗学思想以《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为代表，《一得诗话》和《给新诗爱好者》等也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吕进后期诗学思想以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学》为代表，《新诗文体学》的出版只早一年，诚恳地说，《新诗文体学》才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雏形和基础。吕进后期诗学思想还包括在诗歌界和学术界发生广泛影响的诗歌精神、诗歌体式以及诗歌传播媒介三大重建和新诗“二次革命”等以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为形式的影响广泛的诗学活动，但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却只体现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和《中国现代诗学》两本代表作之中。

二吕进诗学思想的内视点转向

吕进诗学思想从前期到后期有一个由“抒情”说到“内视点”理论转向的过程。吕进前期诗学思想以“抒情”说为核心，他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提出诗歌的本质是“情感的直写”的诗学命题，说：“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情感的直写。”而后期吕进从国外文艺理论借来了视点理论，提出“诗歌是内视点文学”的命题，将“抒情”说扬弃掉了。关于这次转向，吕进自己在他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文体学的中心是对于新诗本质的体认。1953年，何其芳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上提出了著名的诗的定义：‘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长期被词典和教科书采用，产生了广泛影响。80年代以后，何其芳定义的完善性受到质疑。吕进、何锐、翟大炳都在首肯定义的科学性部分和它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发表了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主要是：‘精炼、‘想象和感情不是诗歌的专利；诗是心灵性很强的艺术，它的审美视点是内视点，而不是外视点，和散文不同，诗与生活的‘反映关系是通过‘反应来实现的；诗与散文在语言上的区别不止于‘节奏，二者在语言上的区别不在语言，而在不同的语言方式；定义对现代派诗歌和后现代诗歌缺乏概括力。对于何其芳定义的讨论表明新诗文体学向着诗的本质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的逼近。”④

如前所述，吕进后期诗学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诗学》。吕进认为他在《中国现代诗学》中提出的新思想“突破了习见的‘抒情说”，在诗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上，提出了“诗的内容本质在于它的审美视点（即观照方式）的新说。”⑤吕进抛弃《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时期的“抒情”说，而转向到《中国现代诗学》时期的“内视点”说，的确具有相当的诗学价值和理论意义。这种价值不仅为他自己津津乐道，也得到学术界的较多认同。可惜的是，学术界同时忽略了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正应了那个比喻，倒掉污水的时候将婴儿也倒掉了。蒋登科博士的《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一文完全忽略了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内核，所认可的是吕进转向后的诗学思想，他说：“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又说：“吕进的诗学研究主要属于基本理论研究，他把新诗史研究、诗学批评史研究和对当前诗歌创作的研究结合起来，主要探讨新诗作为独特的艺术样式的基本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即新诗文体学。”⑥熊辉博士的《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论黑格尔对吕讲诗学思想的影响》一文中所认可的也是吕进转向后的诗学思想，认为吕进完备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有深厚的美学基础，其中黑格尔美学对他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就是从诗歌的视点特征、诗歌的媒介特征以及诗歌的分类标准等方面就黑格尔对吕进的影响进行探讨的。⑦

吕进自己对他诗学思想的转向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视点”理论是对“抒情”说的一种突破。吕进的诗学思想比较能够与时俱进，他总在超越，既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视点”理论顶替“抒情”说在吕进那里似乎是一种必然。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吕进开始怀疑情感对于诗歌的本质作用。本来，《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出版的时候，有的学者针对他的诗歌定义即“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提出疑问，觉得定义的后半句即“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可以删去。经过苦心经营，吕进发现了诗歌的“视点”理论，并且找到了抛弃“抒情”说的理由。吕进在《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一文中讲：“抒情并不是诗歌的专属，而且有的诗歌并不抒情”。⑧吕进后期诗学思想有一宏愿，就是他提出的对于诗歌的新命题要能涵盖尽可能多的诗歌现象。他认为“抒情”说之所以过时，是因为它包含不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先锋诗歌。三是，吕进认为建立在“抒情”说基础上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过时了。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过时了”的诗学思想。他要建立一种被称为“现代的，崭新的”诗学理论。

三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合理内核

“内视点”理论转向后的吕进诗学思想的确在体系性和专业性上加强了，但“内视点”理论在体系性和专业性上的优势似乎弥补不了抛弃“抒情”说本身所带来的缺憾。在笔者看来，直到今天，“抒情”说仍然包含着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对诗歌的著名定义特别强调情感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诗歌常常是“诗人情感的直写”。笔者认为，“抒情”说作为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合理内核不能丢。“抒情”说并不是吕进独创的诗歌理论，翻开世界诗学史，可以发现，“抒情”说在西方曾经是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思想，历时百年之久。中国新诗诞生之后，也袭用“抒情”说。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本职专在抒情”，后起的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胡风、亦门、何其芳等都承认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巨大美学价值。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抒情”说遭到颠覆，艾略特等主张“非个人化”，主张回避情感和个性。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一些现代诗人也学着“放逐情感”，提倡诗歌创作的智性策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诗歌兴起之后，尤其是在第三代诗人那里，“抒情”甚至成为禁忌。侯马提出“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的诗学命题，反对抒情，认为“抒情产生一大批千遍一律、面目不清的诗作。如果一个人想抒情，他决定写一首诗，我无法相信他能写出一首‘诗，洋溢的感情通常掩盖的是心灵的枯燥。”⑨随着情感成为诗歌的禁忌，诗意也成为一些诗人战斗的对象。先锋诗歌的一些主张者否认诗意的美学价值，沈浩波在他的“下半身写作宣言”中叫嚣“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

吕进前期诗学思想当然不能涵盖先锋诗歌，笔者认为，这正是它的优点。事实证明，一些先锋诗歌走向了诗的反面、文学的反面和艺术的反面，应该受到诗歌“理想国”的放逐。回顾中国新时期诗歌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像谢冕、孙绍振这样早年支持朦胧诗崛起的诗评家，面对后来一些所谓诗人借用先锋旗号的胡作非为，也发出怒吼，叱责他们是艺术的败家子。的确，抒情并不是诗歌的专属，一些散文作品，甚至叙事文学也抒情，电影也抒情，但不可否认的是，情感对诗歌仍然有巨大美学作用。德国学者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甚至将先锋诗歌的类型也命名为抒情诗，仍然不否认情感对现代诗歌发生的酵母作用。胡风认为，情感是一切艺术的酵母，谁扼杀了情感，谁就扼杀了艺术得以产生的生机。诗歌是艺术，诗歌离不开情感。吕进前期诗学思想的核心是“抒情”说，主张情感是诗歌的主要内容和直接内容，这些诗学命题在今天看来仍然包含合理内核，不可以全然抛开。说有些诗歌并不抒情，也许是对的，但抛弃“抒情”说，可能会像倒洗婴儿水时将婴儿倒掉一样得不偿失。

诚恳地说，“抒情”说的确不是关于诗的新颖的界说，记得抗日战争时期诗人艾青写出《诗论》在新新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就说过“艾青先生的理论不会新颖”的话，但艾青《诗论》中言说出来的真理却受到肯定，“因为说实话，真理往往只有一个，不受时间地域限制。”⑩笔者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抒情”说不能丢，是不是吕进早期诗学思想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呢？当然不是，问题还是出在“抒情”说上。吕进前期认定的诗歌常常是“诗人情感的直写”有问题。问题出在“直写”上。因为诗歌作为艺术有自己的审美规范，诗是忌讳“直写”的，诗歌不能直抒胸臆。含蓄蕴籍要求诗人将他的情感客观化、外化、符号化，因此意象审美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中国古人提出情景交融的成诗模式，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其实除了情景交融的成诗模式，还有情事交融和情理交融的成诗模式，总而言之，诗歌的情感得找到自己的凝结对象。

侯马等人叫嚣的“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的谬论在诗歌界产生的恶劣影响应该消除，“一大批千遍一律、面目不清的诗作”不是抒情造成的，正是抛弃情感的抒发造成的。一个普通人的个性的体现正是他的情感，而诗人的情感应该更丰富，更强烈才对。

四吕进前后期诗学思想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其实，应该在“内视点”理论和“抒情”说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点，坚守和突破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彻底断裂。“内视点”理论当然反映了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吕进说：“所谓审美视点，就是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更进一步说，就是诗人和现实的反映关系，或者说，诗人审美地感受现实的心理方式。”其实“抒情”说本身反映的何尝不是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笔者认为抒发情感和内视点是同一回事，抒发情感应该就是内视点的合理内核，离开情感抒发谈内视点，只能是诗学上的形而上学。刘勰《文心雕龙》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真正的情感的生发一定是人心跟外物即现实发生了某种关系，刘勰的“应物斯感”说从理论上解决了情感抒发和内视点理论之间的矛盾。其实，“审美地感受现实的心理方式”就是诗歌情感的生发方式。吕进提出审美视点的三种存在方式，即“以心观物（现实的心灵化）”、“化心为物（心灵的现实化）”和“以心观心（心灵的心灵化）”，这三种方式应该都是诗歌的审美情感得以存在的方式。自然，《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时期的吕进面对诗歌情感未能从主体跟客体的审美关系入手来解决问题，在理论体系的构成上的确是一种缺憾，但理论认知上的缺陷并不妨碍创作中主客体审美关系自然而然的形成和生长。《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寓含的诗歌真理得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拥护和尊重，它的经典性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愈加明显地显示出来。笔者以为如果能够将“抒情说”和“视点理论”进行沟通，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应该可以回避掉理论构建上的短板。

如果说“抒情说”有自己的局限的话，同样“内视点理论”也存在某种局限。吕进用视点理论对诗歌分类进行了某种可贵的尝试，遗憾的是视点理论析出的“漂泊诗”和“固定诗”两种似乎是奇怪的诗歌类型。吕进总结诗歌的视点特征时，提出一条“随意性”特征，这在笔者看来就未免随意。另外，在使用视点理论对散文诗和叙事诗进行阐释时，说服力上还不如《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对诸多诗歌品种的阐释。吕进后期诗学思想过于在意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对一些新起诗歌现象的涵盖，对诗学真理和诗歌真相的言说相对减轻。诚恳地说，笔者更觉得“抒情说”亲切，“视点理论”暗含玄妙，有点远离读者的接受水平。此外，笔者认为，理论应该用于实践，《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实用和通俗，从今天看来，反而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本身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承认，笔者认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价值未必就超过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因为理论价值本身要靠实践检验。2008年吕进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说：“从现在来看近20年前的《中国现代诗学》，当然会感到它的缺陷，也会感到它对当下一些新的诗歌现象缺乏概括力。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中国现代诗学》，我感觉是有前进的。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出现的，似乎比前者更成熟，也更深入。”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中国现代诗学》，的确有前进以及更加成熟和更加深入的地方，但《中国现代诗学》也有不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泰国诗人曾心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从吕进大量的诗学著作中选编了一本《吕进诗学隽语》。这本《吕进诗学隽语》没有回避吕进早期诗学思想，选了大量《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的诗学论断，笔者以为这很好地兼顾了吕进前后期诗学思想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值得肯定。

此外，笔者注意到，吕进近年来在一些文章或者演讲中似乎有一种从“视点理论”向“抒情说”回归的动向。2013年12月7日，吕进在第七届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提交的大会主题发言《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中国参照系》中讨论了诗的公共性等问题。笔者注意到了这一转变，吕进重提了诗歌的情感内容和意蕴，以及“诗歌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等早期诗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令人倍感欣慰和亲切。

注释：

①②傅天琳：《我是“新来者”吕进对我创作的影响》，《诗学体系与话语方式的建构：〈吕进诗学隽语〉评论集》，曾心、熊辉主编，留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③董莎莎：2011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论吕进诗学的学术来源》，参见中国知网硕士博士论文文库。

④吕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⑤吕进：《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4页。

⑥蒋登科：《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⑦熊辉：《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论黑格尔对吕讲诗学思想的影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吕进：《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

⑨侯马：《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诗探索》1998年第3期。

⑩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页。

刘勰：《文心雕龙全译》，龙必锟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56 页。

吕进：《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中国参照系》，《泰华文学》201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钱志富，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邹林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实习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