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辉　黄晓东

摘要：“新时期”以来，当代作家“经典化”的过程与“十七”年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很多新的因素不可忽视。除了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一重要因素之外，专家（批评家）、出版业、“作家排行榜”、文学教育等这些新的因素在作家“经典化”路径中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从穆旦被“经典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穆旦高度的诗歌成就则是他被“经典化”的前提。

关键词：穆旦；作家经典化；路径；新变

2014年上半年，上海《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就当代文学中“经典”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其“经典”问题的由来，是因为程光炜教授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莫言等人的小说创作，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意义，因此这几个作家也就堪比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而《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先生在他的《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中则认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明显抬高了左翼作家的地位”，忽略了沈从文、张爱玲等非左翼作家，用这个来类比当代作家的“座次”本身就不恰当，另外也不能由专家来确定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笔者也认为现在来确定当代文学的“经典”确实稍显仓促。然而“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这个经典化的过程仍然颇具政治意味，正因为“政治”的变化我们才有机会重估那些被遮蔽的非左翼作家，另外“专家”的权威性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也不可忽视。因此本文以诗人穆旦为中心，讨论政治、专家（批评家）、出版业（包括报刊）、“排行榜”、文学教育等这些新的因素在作家“经典化”路径中所起的作用。当然这个讨论是在承认穆旦高度诗歌成就的前提下展开的。

一

穆旦，在1949年之前还算不上著名诗人。其诗歌写作在1940年代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当时对其诗歌进行阐释评价的主要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王佐良以及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的唐湜、袁可嘉、陈敬容等人①。因此穆旦“新时期”以来能够被塑造为经典诗人，是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文化的变化，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始了对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一度被忽视和遮蔽的非左翼作家的发掘，导致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被重新发现。张爱玲等人的“被发掘”与夏志清、陈子善等人的大力推荐、阐释和“一致的称赞”有极大的关系。而穆旦的被发现，则和王佐良、杜运燮、谢冕等诗人、诗评家对其不遗余力的发掘、介绍和“塑造”有关。1979年2月27日，杜运燮在香港的《新晚报》发表《忆穆旦》一文。这应该是“文革”结束后最早纪念和评价穆旦的文章，其中对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诗歌对灵魂深处“丰富的痛苦”的表达方式作出了分析，该分析后来也经常为各种新诗教材所引用：

穆旦是个深思的人。他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思想和感情，对许多新问题进行思索。他想得深，对生活开掘得深，对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欣进行细致剖析，但又竭力把内容压缩在尽可能少的字里行间，以获得强烈的效果。②

1980年6月10日，香港《新晚报》刊出了穆旦生前（1975年）寄给杜运燮的《苍蝇》一诗。同年，《诗刊》在第2期以“穆旦遗作选”为总标题，刊出了穆旦的《春》、《演出》等遗作。1981年由袁可嘉作序的《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诗人”作为中国现代派诗人的代表开始受到重视，而穆旦就是其中的“一叶”。

以此为开端，穆旦开始进入大众尤其是诗歌研究界的视野。1980年代前期，公刘、唐弢、骆寒超、蓝棣之等人陆续发文对穆旦等九叶诗人的创作做出评论。1986年《穆旦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穆旦1949年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在该诗集的“后记”中，杜运燮对穆旦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创作特色作出了详细的介绍和细致的分析，并且引用了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一文中对“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新诗写作的简介和总结，以进一步证明穆旦等中国现代派诗人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及其合法性。1987年穆旦的评论与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集子的前一部分为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人对穆旦诗歌所作的评论，后一部分为“穆旦小传”及穆旦妻子、子女、兄妹、同学、好友等人的回忆性文章。这些回忆性文章及书中的作者小传，与穆旦诗歌写作中“生活的写实”部分形成对照，参与了对其人格精神的塑造和建构，成为穆旦作为经典诗人所须要具备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境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人格塑造的内容大致又可以分为“英雄史”与“受难史”两部分。其中“英雄史”主要包括穆旦随清华大学的南迁，不远万里跋涉至云南昆明；以及其西南联大毕业后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而远赴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对日作战，并九死一生的传奇式经历。另外，还有1949年之后穆旦和妻子放弃了留在美国生活的机会，在遇到阻拦的情况下仍然设法回到中国大陆的经历。当然，这部“英雄史”还包括许多英雄式的细节。例如，穆旦在远赴昆明的过程中的艰辛以及背诵完一本英文字典；其在离开美国回大陆之前的艰苦度日与朴素的生活；其回国前临时改学俄语的坚毅、执着与用心良苦等等。当然，这些记述其人生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英雄史”与穆旦后来几十年的“受难史”又无形中形成一种对照与张力，更加衬托出穆旦悲剧式英雄的特征，并赋予其最后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以浓厚的悲情色彩。至此，穆旦作为一位受难的英雄诗人的形象也基本塑造完成，而1997年的另外一部关于穆旦的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版，只是对其受难英雄形象的进一步巩固与完善。

二

穆旦诗歌要成为经典，还须要经过不断的阐释和“一致的好评”这个阶段。而这个任务则是由王佐良、谢冕等诗歌评论家以及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九叶诗人来共同完成的。他们对穆旦诗歌进行深入、独到的专业性阐释与“发现”对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肯定，对其现代派诗歌“探险”的认同，对其新诗史价值的定位为穆旦成为经典诗人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正如哈罗德·布罗姆所言，“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识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③。而谢冕等人的文章正好具有这种穿透经典的品格和力量，例如谢冕的《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诗人穆旦》一文就从穆旦的创作史、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角度，并结合穆旦创作的语境，对其新诗创作做出了细致而又到位的分析。1994年10月，《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出版（海南出版社），穆旦被排在20世纪十二位诗歌“大师”之首，其后按照排序依次是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十一位“大师”。编者自陈这是“以文本排定大师座次的首次尝试”。该“文库”还列出了编者对大师的遴选标准是“语言上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表现上的杰出成就”和“形而上意味的独特建构”。在“文库”的前言“纯洁诗歌”中，又特指出穆旦新诗曾经的被忽视和遮蔽，是新诗史的巨大遗憾和“中国的悲哀”：

穆旦并不广为人知这正是中国的悲哀。穆旦呈现了开创与总结的集合，他以西方现代诗学为参照，吸收现代生活语汇，建构了独立的意象符号系统，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革命性震荡。穆旦潜入现代人类灵与肉的搏斗的内部，他诗的力度、深度与强度抵抵达了空前的水准，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④

“诗歌卷”对穆旦在“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为题的短评中所做的表述，无疑更是带有一种夸张的情绪：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最杰出的实验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穆旦摒弃腐朽的语汇，擦抹因年久失修而僵化的语汇，吸收现代生活中鲜活的语汇，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诗语意象符号系统这是一个大诗人成熟的标志。并且，穆旦拥有高度的语言敏感与智慧，像兰波一样，他精通语言炼金术。当我们赞美他的《春》、《诗八首》或《五月》等一系列杰作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现代诗，而是整个世界现代诗。⑤

上述“大师文库·诗歌卷”中这种给作家重新“排座次”，“重评”现当代文学史的情况在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语境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但是不可否认，它对穆旦最终被塑造为经典诗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后的1996年，《穆旦诗全集》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穆旦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至此，由于穆旦诗歌的“典范性”已经确立，他的新诗创作被写入新诗史，其新诗文本被选入文学教材，最终彻底完成经典诗人的身份塑造及其经典文本的不间断的流传，自然已经时机成熟并且顺理成章了。

三

在1984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已经有关于穆旦等九位现代诗人，即所谓的“九叶诗人”的较大篇幅的叙述和介绍。并且，教材中也提及了穆旦的《赞美》一诗，认为“穆旦的《赞美》，在四十年代初就热情地期望和赞美祖国从屈辱中‘起来”。在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的修订版中，开始在第二十六章以半个专题“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来对穆旦的新诗创作进行重点阐释。教材认为中国新诗派诗人中最能体现出其“反叛性”与“异质性“的代表诗人是穆旦。教材对穆旦诗歌文本的特征进行了大篇幅的分析，有些分析较为到位，抓住了穆旦诗歌艺术特质的核心部分，例如：

……诗人所采用的与传统抒情相异的“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方式。这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自由伸展、运动，大量采用内心直白，或者是抽象而直接地理智化叙述，或者是将肉体感与形而上的玄思相结合，诗中任意出现对立两极间的跳跃、猛进、突转，造成一种陌生与生涩的奇峻、冷峭、惊异的美：这正是他叛逆的思想与诗情相一致的。⑥

教材对于穆旦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他确实走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的最前沿”。这样，穆旦不仅在诗的思维、诗的艺术现代化，而且在诗的语言的现代化方面，都迈出了在现代新诗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从而成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他的诗，……成为对早期白话诗的一个隔代的历史的呼应；另一方面却同样显示出鲜明和强烈的民族性，……于是，在穆旦诗的冷峭里，更有着“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⑦

1998年在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同样表现出对穆旦的重视。教材在第十五章用专节“穆旦最后的诗”来叙述穆旦1975和1976年的新诗创作。教材中分析和阐释的篇幅不长，但是却平实并且到位：

在停止写诗多年以后，穆旦在1975到1976年间，有了一次诗的火花的迸射，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这些诗可以看做是他生命晚期的对人生之路的回顾。……它们当然不再是40年代的紧张和尖锐，而是冷静而朴素，但其实也是痛苦的。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是50年代的那种否弃“自己”的忏悔。……这些诗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的甚至“残酷”彻悟。但情感思绪，又仍然有着对人生信仰的坚守，对于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然而，他明白，对于“永远的流亡者”来说，“美”会很快“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安恬、宁静的秋日是瞬间的短暂。⑧

1999年在陈思和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首先叙述了1957年前后，穆旦在诗歌写作中如何表达了他在时代面前的矛盾的心情与创作心态：

作家既想使自己作品回荡着时代的主旋律，又要努力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个人的声音，两者之间的对峙，往往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他在1957年的《葬歌》中就表达了个人面对时代的复杂感受，……带着这种矛盾与惶惑，诗人自然与当时的争鸣运动有一定的距离，《九十九家争鸣记》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百家争鸣”中的矛盾现象加以揭示和批评的讽刺诗……⑨

其后，教材将穆旦在“文革”时期的新诗写作归为“潜在写作”。教材还以《停电之后》为例，对穆旦在“文革”时期的心态、人格精神及意义进行了阐释：

……与上述诗人相比，诗人穆旦的诗艺更为深沉，他在“文革”后期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创作了几十首杰作，其中的一首《停电之后》中歌颂的那支在风中摇曳不定，但是仍然顽强地抵挡着黑暗与许多阵风，把室内照得通明的小小的蜡烛，可以说是在动乱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正是由于这些人及其出色的写作，新文化传统才得以在黑暗时代存亡绝续、不绝如缕。⑩

教材还认为，“穆旦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几十首诗，现在看来，无疑属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这些诗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在层层转折中表达着对个人身世的慨叹、对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审视与反讽，基调是冷峻甚至无奈的”。最后，教材以穆旦的《神的变形》为例，通过分析，认为处于“文革”逆境中的诗人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并将曾经的“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派”在当下的命运进行比较，对穆旦在“文革”时期最后的新诗写作做出了对照性的总结：

“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诗人在4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的气质：一个是愤怒的反抗，一个是犹疑的智慧，只是在这时“堂吉诃德”已经饱经挫折，其理想主义已经不无辛酸，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发现了时代的可悲与苦楚。

经过1980年代文学史的发掘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奠定，即使在“新世纪”的当代诗歌史教材中，穆旦也是必须要被写进文学史，占有一席之位。不仅如此，“当代文学史”中一般还要对穆旦1940年代的新诗创作进行回溯与评价。可见其经典诗人的地位已经确立，其诗歌的权威性、典范性已经无可置疑。例如在程光炜所编的教材《中国当代新诗史》在第二章“老诗人的不同命运”中，首先简单回顾了穆旦1940年代的创作历程，并且引用了钱理群等人的观点认为他是“中国新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是中国新诗史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然后，才转入对穆旦当代诗歌写作的叙述与评价。但是他更多地是从穆旦的当代写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其当时无所适从的创作心态来展开：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艺术情趣，去适应、迁就工农兵的民间文化水准，但却往往是“事与愿违”。……他是那种比较纯粹的诗人，坚信“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却没想到，单纯的爱国热情和严肃的生活态度，如果不能完全融入解放后的现实轨道，诗的翅膀就无法张开。他的文化教养、秉性，不可能使他像有的诗人那样，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直接地为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而歌唱。鉴于这种情况，他比从国统区来的诗人还有着双倍的创作困境。

穆旦的诗歌在高校与文学史相配套的“作品选”中，是必选的诗作，入选文本的数量很大，当然，这种选目本身具有史料的性质。但在以选入“经典文本”为主的新世纪以来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穆旦的作品几乎也是必选的，其中入选频率最高的三首诗则基本固定为：《春》、《赞美》和《诗八首》，说明这三首诗经典文本的地位也已经确立。1999年，在当时中学新诗选目的大辩论中，毛翰就认为穆旦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应该作为17首必选作品之一。

当下“人教版”、“苏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入选频率最高的为《赞美》和《春》。

总之，从诗人穆旦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专家（批评家）、出版业、“作家排行榜”、文学教育等这些新的因素在作家“经典化”路径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新时期以来作家“经典化”路径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文学现象。

注释：

①1949年之前对穆旦的诗歌进行评论的文章主要有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载伦敦《生活与文学》杂志1949年6月号，题为《一个中国诗人》，后载上海《生活与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周珏良《读穆旦的诗》（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7月12日）；唐湜《穆旦论》（载上海《中国新诗》1948年8、9月号）。其他论及穆旦新诗写作的还有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号）、《诗的新方向》（载《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18期），陈敬容《真诚的声音》（用笔名墨予，载上海《诗创造》1948年第12期），唐湜《诗的新生代》（载上海《诗创造》1948年第8期）。引自温儒敏等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375页。

②杜运燮：《忆穆旦》，载香港《新晚报》1979年2月27日。

③[美]哈罗德·布罗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④⑤张同道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⑥⑦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2页。

⑨⑩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第170页，第180页，第182页。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文传学院。本文系铜陵学院重大攻关项目“民国以来的新诗教育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tlxyxs15；“中国当代作家‘经典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tlxyxs15）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