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云和的小说创作提升了宜宾文学的地位，他善于从整体性上塑造人格形象，塑造出一系列鲜活地行走于文坛的人物形象；并且长期脚踏实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生活中发现和获取人物与题材；其语言传递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他小说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周云和；宜宾文学；现实主义；乡土气息

宜宾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川南重镇。厚重的历史文化必定应当有厚重的文学作为支撑，但是长期以来，在四川文坛，宜宾是极少有人提起的。天降大任于云和，近年来周云和在国家级刊物上接连推出中篇小说，①真是厚积薄发，彰显了作家的创作实力，让文坛对宜宾的文学刮目相看。笔者作为宜宾文化人的一分子，也不得不为云和的创作说上几句了。

一人物行走的规则：整体形象的塑造

评价一篇小说的直观感觉，就是人物是否活起来。人物要“活”，那就必须是立体的，能行走于生活之中的。在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就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所谓“扁平人物”，福斯特认为“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也就是说按照性格刻画所描写的人物，那种性格特征很鲜明很单一的人物，就是“扁平人物”。这些单一性格的人物，如莫里哀《悭吝人》里的阿巴贡，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里的老葛朗台，吴敬梓《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这一类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虽然鲜明，但是性格表现单一，很容易落入简单的类型化，所以福斯特不是很推崇这类形象。他同时也提出了“圆形人物”，虽然没有做过多的阐述，按笔者的理解，就是小说中塑造的立体的整体人物形象。这种站立得起来的、立体多维（圆形）的鲜活的人物，才是在生活中走动得起来的人物形象。当然也有不少人把“圆形人物”解释为性格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如刘再复就提出过“二重性格组合”的说法。笔者认为，性格只是人格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人格个体是丰富复杂的，性格不可能很复杂（否则会性格分裂），“圆形人物”就是人物整体形象的塑造，描写出人格形象的丰富性，即人格塑造。②

当代小说尤其是中篇或长篇小说，应当要把人物刻画提升到人格塑造的立体维度，也就是福斯特说的“圆形人物”，从人格构成的多元素即整体性上来塑造人物。这样的人物才真正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呼之欲出的、行走于生活之中的人物。周云和的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是从整体性出发的。他的《调研员》的原名叫《凤凰拔了毛也不是鸡》，后来确定为《调研员》，很有中国官场的微妙的特色。这就是说，《调研员》给你的审美质感是人物，是汪二爷这个人！在领导们的眼中，汪二爷是个另类的基层干部，入不了干部提拔的主流，关键时候总要“掉链子”。汪二爷的另类，就在于作者成功塑造了富有个性的务实型基层干部人格形象。他入不了干部提拔的主流，但是入得了群众的眼。小说的最后，汪二爷给县上主要干部背了黑锅，调研员也做不成了，但是村里的干部群众一听说汪二爷路过，纷纷拦住他请他喝酒。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

汪二爷属于务实型基层干部人格形象的塑造，作者没有空洞、抽象地揭示他的思想观念，而是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展示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汪二爷群众口碑好，工作能力超强，敢于挑担子负责任，人到中年，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却当了一个有职无权的调研员。汪二爷看得很平淡，因为他看来当干部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为党和国家干事，有权无权无所谓。一有难事、担责任的事、别人摆不平的事，交给汪二爷照样跑得欢。不计个人的得失，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就是汪二爷的人生境界，或者叫人生观、价值观。

他的性格特征是冷幽默、玩笑开得大，把不住嘴巴子。作者在汪二爷性格的把握和描写上，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汪二爷的性格，很符合基层干部，正是他的性格，很容易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农村工作，一支烟，几句玩笑话或者一碗酒，往往就能化干戈为玉帛，解决问题。修公路为摆平族人阻拦，汪二爷用了酒肉计；面对死了人不愿意火化而拔刀相向的村民，汪二爷一支烟几句玩笑话就缓和了气氛；拔掉阻挡搬迁的钉子户，汪二爷也是两句玩笑。为什么？性格的深层还是人格的力量，不是老百姓喜欢汪二爷开玩笑，而是老百姓相信汪二爷这个人不会整他们、害他们。

汪二爷的道德感就是责任感，他心中的天平是老百姓的重量。他不把个人仕途、个人利害得失放在首位，他心中是天地良心，是老百姓的利益，是党的事业。他虽然也有牢骚，但是面临艰难的事、承担责任的事，他还是义无返顾。他没当官了，唯一遗憾的是当初为老百姓承诺的事，因为他没在场了，投资商就不干了。透过他内心的自我谴责，可以看出他是个道德感很重的人。

汪二爷的感情世界是大胸怀、大感情，作者没有描写汪二爷个人的小情感，但是写出了他的大情怀。汪二爷副县长被撤，想到很多想给群众干的事没办成，眼里含满了泪水。想到党的干部还不如一个尼姑能为老百姓办事，心里就一直惭愧。面对村民们的礼物，看着一张张苍老的脸，汪二爷想到承诺的修桥一事还没有着落，不禁流出了热泪。

这就是汪二爷，作者给我们展示的，不是汪二爷的某一点性格，而是一个有观念世界、有感情、有道德感、有性格特征、有气度的人格形象，汪二爷是一个鲜活的整体人物形象。小说的个性，是人物的整体性，而不应该仅仅是性格，黑格尔给我们奠定的美学原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力量所包含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会为整体和个体。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把性格作为具备各种属性的整体，即作为个别人物来看，也就是性格本身的丰富内容来看。”③黑格尔笔下的“性格”，不是我们后来和今天所理解的性格，他早就是指的人物的个体性、整体性。显然，在周云和的创作中，那些现实生活中活蹦乱跳的人物，是作为整体形象出现在他的形象思维中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总是鲜活的个体。

《酒仙儿》中的查勇，绰号酒仙儿，就是一个酒文化熏陶出的个性鲜明的人物。酒仙儿本来不会喝酒，见酒就吐，可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坡坡坎坎离不开酒，酒仙儿被迫学会了喝酒。喝酒出名的酒仙儿被调到了乡政府，成为书记南征北战的有力助手。酒场上说酒品看人品，酒仙儿是有酒品和人品的，他不愿跟着楼书记做那些虚假的、塞私人腰包的事，被贬回了林场。在水库移民的工作中，凭喝酒的本事和独特的工作方法，酒仙儿解决了几起移民的难题，县委金书记有心提拔他，却因几句酒话糊里糊涂失去机会。最终，酒仙儿因为长期喝酒患上了绝症。酒仙儿是现实生活中的个性化人格形象，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在他们的酒气中蕴含着正气，在他们看似糊涂的脸面背后，有着诚实、朴质、热心和责任感。如《入土为安》中的农村青年毛子，也是一个执拗的人格形象，在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面前，他坚守着一条为人的底线：名声和诚实；《张组织的发明》中既想升官又要为社员的肚皮不挨饿着想，有着农民的小聪明又几头受气的张组织；《月亮之上》中为做好移民工作忍气吞声的移民攻坚队队员开元；《幸福花儿开》中收破烂的“电影儿”，活得朴实而洒脱，对幸福有独到的见解。

这些人物形象都不是简单的性格的刻画，是作者立足于生活，着意塑造的个性化的人格形象。《张组织的发明》中的张组织，就是一个在极左的年代里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这是一个复杂的人格形象，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人格被扭曲，小丑式的人物：狐假虎威、阳奉阴违、克扣社员粮食、好面子挣功、晚上不准社员回家、无人性地处理苏子贵和梦奸犯田大进。实际上在那个非人性的特定年代，他的人性在与政治性、时代性、阶级性激烈地抗争，最后走投无路一头昏迷过去。张组织是一个让人同情的悲剧性人格形象，也正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农村基层干部的缩影。

二“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

这句话是美国的布斯说的，他在考察了福楼拜和乔伊斯等人的作品以及诸多小说批评家的观点后，认为：“普遍规律之一：‘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④这是布斯在1961年说的，我们考察新中国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走向、创作的实践可以吻合这个轨迹：回归现实主义。20世纪极左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潮是对文学的毁坏，70年代末现实主义开始涌现，一大批优秀作品创作出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盛世；90年代后现代、先锋派等探索喧嚣一时，新世纪到今天，不再喧嚣的文坛仍然还是现实主义的天地。浏览今天的小说创作，各种现代派的技巧已经广泛运用到创作当中，但是创作方法的主流还是现实主义的。这是社会的选择、读者的选择和作家的选择。这些年来，周云和的小说有大的突破，就在于他老老实实地走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

现实主义是立足于生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⑤。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的是生活的本身，这给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在美学上指明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越是看到那‘未经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们越是看到那‘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代用品、一种妥协和契约所敷衍。”⑥周云和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鲜活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原本就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只要作者沉在生活之中，去熟悉、发现生活中的人物，而且从整体性上去把握人物的方方面面，就会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格形象。在农村基层工作中，确实有一批像汪二爷、酒仙儿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没有背景、也没有高学历，但是他们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是在农村的土壤里摸爬打滚过来的，熟悉农民和草根民众，与他们有血肉的联系。他们有良知，有责任感，有朴素的农民的感情，不会吹牛拍马，也不会跑官要官。也许说话粗鲁，抽烟喝酒，有些工作方法上不了台面，但是他们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干群关系矛盾紧张的问题。周云和塑造的汪二爷、酒仙儿的人格形象，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没有好的结局，汪二爷替书记背黑锅、连调研员都被撤消了，酒仙儿为工作喝酒，最后得了绝症，但是他们的人格是为人敬佩的。作者为他们塑像是在为他们鸣不平，就因为他们的玩笑和酒话，就得罪了领导，入不了组织部的法眼，得不到提升。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尽管作者不是很尖锐，但还是敢于不平则鸣的。

周云和笔下的人物都是来自我们身边的，生活中原生态的、原滋原味的人物。他们都是“未经安排的”现实人物，不是经过作家创造的代用品。毛子、张组织、电影儿、开元等人物形象，我们之所以感到亲切，似曾相识，就因为这些人物是真实的、可信的，是立足于生活之中的。

去年随着央视走基层调查的“你幸福吗？”，“幸福”一词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周云和的《幸福花儿开》中收破烂的电影儿，给我们传达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这也是作者在生活基层体味到的幸福感。电影儿虽然是农村进城收破烂的，住的是简易的出租房，但是儿孙绕膝，喝着小酒，唱着小曲。告白虽然是一个大局长，儿子也在国外留学，住着高楼宽房，得了急病却连一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全靠电影儿一家照顾。这就是老百姓的幸福感，也是作者体味到的幸福感：幸福不在官大钱多住豪宅，而是在自我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里开心快乐。儿孙绕膝是一种幸福，每天有二两小酒喝是一种幸福，蹬着三轮车哼着小曲是一种幸福，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一种幸福，心宽体安能睡好觉也是一种幸福。这些草根的幸福感也只有生活在民众之中的作家才体味得到。

周云和近年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与他长期在基层工作，给各色人物打交道分不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几年他的报告文学的写作，使他深入到基层特别是千难万难的移民安置工作中，这种深入生活的调研和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坚定了他写实的创作方法。2012年，他出版了40万字的报告文学《搏浪金沙江》。此前两年，他接受采写任务，“到屏山库区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没想到竟然有意外收获，接触到的许多人和事，完全具备小说元素，写成值得一读的小说。”他的创作体会是：“一个小说家，不管你如何有天才，要是只坐在家里冥思苦想，永远想不出比生活还鲜活、精彩、曲折甚至离奇的人物故事来。”⑦确实，汪二爷的故事，汪二爷那些精彩的话语，汪二爷在群众中的人格魅力，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电影儿走街串巷，他的质朴诚实、知足常乐，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所以生活永远是我们故事的源泉。

《酒仙儿》和《月亮之上》的许多故事情节，就是来自于移民安置的真实事件。《酒仙儿》中有一个情节，县委金书记交给酒仙儿一个任务，有25户移民坚决不在清查表格上签字，阻碍了全县执行“封库令”的工作，要酒仙儿去改“尾绞”。酒仙儿召集25户村民开座谈会，苦口婆心讲道理、拉拢感情，最后在酒席上三杯两盏签完了字，圆满完成了工作，酒仙儿却喝进了医院。这个故事在《搏浪金沙江》中是有原型的，现实中的张华全喝酒解决了青苗赔付问题，很多彝族村民的工作酒喝高兴了一说就通。

我们的文学理论习惯于把客观的现实生活与艺术的生活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认为艺术的生活不等于现实生活，要高于现实生活。这就导致极左年代大量的概念化的人物出现，以及现在很多小说缺乏生活的底蕴。如果我们的小说理论突破了“性格刻画”和“典型性格刻画”，小说人物的描写提升到人格的塑造，那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从整体性上全面地发掘他、反映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所以，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不是靠“集中”的典型化的方法获得，而是靠对生活的发现和对人物的全面塑造。周云和的创作立足于现实生活，不拘泥于所谓的典型理论的约束，而是从生活本身出发，从现实人物整体的人格塑造出发，写出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塑造出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鲜活的人格形象。这就使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乡土味道，他塑造的人物呼之欲出，时刻活跃在我们周围。

三乡土文学的语言信息

文学的语言历来被看作是“载体”和“工具”。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⑧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和交流的工具，强调了它对思想传达的作用，却忽视了文学语言的个性化发展，降低了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曹文轩在批评20世纪60、70 年代的小说创作时说过，“‘工具论权威到不容分说的主流意识形态，阻止了文学欲要表现自己的幻想，自然也阻止了语言要有个性的幻想，虽有一支庞大的在数量上堪称世界第一的创作队伍，但无论在作品主题、情节设计上，还是在语言上，不过是千人一腔、如出一辙、劳而无功的重复。”⑨但是后来一些作家对“工具论”的革命性的反动，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语言“本体化”，认为文学就是“语言的实验”，语言就是目的，文学创作成了玩语言。其实不管语言是工具、是修辞、是风格的体现，还是目的，小说的语言就是与小说创作融为一体的，是塑造人物和反映生活不可分离的。意大利的克鲁齐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言语本就是思想的仆人，但却常常变为它的主人。”⑩语言和内容是难以有主次之分的，鲜活的生命，皮和肉能分开吗？

周云和的上述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浓郁的乡土味，我们可以把它们界定为乡土文学。显然，乡土味是靠语言来传达的。小说的语言可以简单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叙述的语言，一是人物的语言。可贵的是，周云和的小说语言达到了两者的高度统一，呈现出语言风格的一致性。

《调研员》中汪二爷个性化的人格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的，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爱爆粗口，但是正直、朴实、有能力、有责任感，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层干部形象。我们把他的口头语做一个简单的集锦，就可以品味到人物的个性化乡土化的语言特色：弄球到一个，不球晓得；我们大家来“音”一口酒好不好；用伟哥兑水施烤烟，肯定效果一流；校场坝的母猪，不能跑，也不能咬；是叫化子吃溲稀饭，自己讨来的；该死的鸡儿脚朝天；吐我一脸口水，我晾干就是；老婆放不翻了，要请我帮忙？仰起睡有一条球，仆起睡球都没有一条；老大哥是蜂子，就想螫一下陶妹妹；你不是平时到处吹日得蜂子坐得蛇吗？去把陶副县长的屁股揩了嘛，安逸啊，陶副县长的屁股又白又嫩；你把卵子给他咬了；磨快点放在枕头边上，有嫖客爬到你婆娘床上去了才好用；认识的人比她多，缘比她好化，结果还当不到一个尼姑，修球不起一座桥……如果在川南农村和乡镇生活过的人，都熟悉这些玩笑话、口语、方言和歇后语。这就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语言，作者在川南农村摸爬打滚了几十年，积累了几十年，对人物语言是详熟于胸的，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酒仙儿》里的这段对话很鲜明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化语言：“金书记的声音低而软：我金心平啊。酒仙儿没听清楚：哪个咹？金书记仍然保持原来的声调重复了一遍：我金心平啊。酒仙儿没好气地说：金心平，卵心平。合上手机盖子，喝他的酒。”酒仙儿晓得金书记，但不晓得金书记叫金心平，醉意朦胧地不经意就把县委金书记得罪了。酒仙儿也是和汪二爷一样，是个干实事的另类干部，因喝酒出名，因酒量好而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也因为好喝酒说酒话关键时候失去了提升的机会。《张组织的发明》里，张组织认为社员没有精神炼钢铁，就是把精力用在婆娘身上了，于是对社员讲：“大家都怪食堂粮食供应少了，吃不饱肚皮，没有力气，扛不动树子，砌不起窑子，纯粹是借口。大家想想，晚上都把力气用到婆娘身上去了，第二天咋个干得起活路，嗯？”这就是既精怪又两头和稀泥的张组织独特的话语，他明知社员没吃饱肚子没有力气干活，但又要完成公社烧炭的任务，自作聪明说了这番话。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来自于对生活的熟悉和对民间语言的积累，恰到好处地运用，体现了人物的地域特色，也增加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传递出乡土文学的信息。

周云和的小说，更擅长作者的叙述。他的人物对话不多，更多的是对故事的叙述。他的叙述语言，同样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浓厚的乡土韵味：

“细雨耐心十足，以不懈的努力，把黄泥巴路糟蹋得泥泞不堪。川南人把摔筋斗戏谑为‘吃坐墩肉，稍不留神，一脚踩滑，一仰巴叉跌倒在烂泥浆里，五味俱全的‘坐墩肉让你尽情地慢慢享用。”“张组织低着头，在心头反复告诫自己，好汉不吃眼前亏，一定要稳住阵脚，像大家平常开玩笑说的那样，哑巴卖屁股，日死不开腔。”（《张组织的发明》）

“酒仙儿特意打听了红长顺的酒量，烂酒，老者儿做爱绵得，可以跟你喝个一天半天，但真正酒量超不过半斤。”“酒仙儿现在是楼书记身边的人，要是他原话说给楼书记听，楼书记不高兴，拿小鞋给他穿，自己不是茅厕坎上打电筒找屎（死）？惠站长顿时觉得，酒仙儿是楼书记埋在他身边的一颗工作上的地雷，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酒仙儿》）

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非常善于运用口语、俗语、方言词汇和川南农村特有的歇后语。正是这些从生活的话语中提炼出来的小说叙述语言，构成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言说氛围，发散出浓郁的乡土信息。

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到，人物的语言具有修辞作用，而作者的叙述却是风格的彰显。周云和的小说语言，不管是修辞，还是风格的功用，都统一于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语言风格的一致性，构成乡土小说的文化信息，这些新鲜的、活泼的、口语化的、幽默而通俗的语言，是坐在高楼大厦里创造不出来的，它们的信息源只能是生活。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就说过：“语言是一种严肃的东西，它由生活中的苦难、喜悦、需要以及厌倦中产生出来。向生活和习俗里去找真正的范本，并且从那里吸收忠于生活的语言。”现实主义的魅力，诚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说的：“没有一种东西能像小说那样，真实地把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描绘得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周云和扎根于生活之中，从现实的土壤中着眼于人格的整体塑造，把真实与典型有机结合，使生活中我们恍惚所见的人物的碎片凝结为整体人格形象。

周云和的创作触角深入到生活的角落，捕捉真实的映像显示为小说的事件。他的听觉吸纳民间鲜活的口语，熔炼为能为普通读者接受的川南语韵。读他的小说，仿佛人物在我们眼前行走，生活在我们周围显现，汪二爷、电影儿们在我们耳边碎语，彰显出他的小说现实主义的个性化特色。

注释：

①周云和的《调研员》载《当代》2013年2期，《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5期同转；《幸福花儿开》载《十月》2014年2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月5-9日播送；《月亮之上》载《中国作家》2014年6期；《酒仙儿》载《江南》2014年4期，《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9期转载；《张组织的发明》载《当代》2014年5期；《入土为安》载《北京文学》2014年12期。以上六篇作品集结为中篇小说集《幸福花儿开》由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②参见毛克强、袁平《当代小说人格塑造与人格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1页。

③[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0页、第301页。

④⑥[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第325页。

⑤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文学理论学习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⑦周云和：《搏浪金沙江》，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⑧转引自汪靖洋主编《写作语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页，第819页，第818页。

⑨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转引自[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作者单位：宜宾学院）

实习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