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平

摘要：贺享雍的《乡村志》始终以内在于乡村的视角对乡土中国的微观历史进行文学书写，并在他的写作中慢慢地褪去浮华，一步步更深地回归乡村和传统，让当下的乡村与乡民被遮蔽的处境、命运、历史与内心世界慢慢地浮现于文学的地表之上。对农民身份的坚守，也决定了贺享雍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民间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当贺享雍成熟到可以拒绝外在诱惑，完全回归“土里刨食”的农民身份时，他必然会选择回到自身的文化根脉深处来寻找书写乡村志的灵感，最大限度地从川东乡民所熟悉的本土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与经验来书写属于乡民自己的历史。但执着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农人立场，既给贺享雍的乡村志写作带来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志》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贺享雍；农民身份；本土传统；乡村；微观史

作为四川乡土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贺享雍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即要为当下的四川乡村撰写一部十卷本的乡村志，如此宏大的构架和体量的乡村志，在中国乡土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创造。目前，贺享雍的乡村志①系列小说已出版了五部：《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由四川出版集团所属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一座村庄为线索，描写中国乡村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历史变迁与心理、文化、风俗的变迁，这一宏大的构思本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极具开创价值。

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给当代中国作家很大的激励，而莫言的文学灵感和源泉，正来自于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乡的田野村镇。围绕这片乡间故土的历史与现实，莫言构筑了他庞大的文学王国。莫言和“五四”以来众多描写乡村生活、农民命运的作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对山东高密乡的乡间习俗、地方文化、民间宗教等等曾被“五四”学人斥为落后、野蛮象征的乡村古老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但莫言笔下的高密乡和一班生活于其间的高密乡民感受到的当下高密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间横亘着的是莫言长期的作家身份、城市经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表现手法以及莫言个人的暴力美学追求。对贺享雍而言，他与他的贺家湾村民却没有这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直到今天，身为作家的贺享雍的情感与命运，仍然与他的贺家湾紧紧捆绑在一起。贺享雍本人长期务农，做过最基层的村级干部，长期生活在川东乡村，如今虽已成为四川乡土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但天天打交道的主体仍是农民。贺享雍之所以不愿远离他笔下和生活中的贺家湾，远离乡村与农民，是因为他深知，这是他文学创作得以展开、深入的源泉，是他笔下的文学王国赖以生存的根脉。莫言的写作，依托的是他的精神故土高密乡；贺享雍的写作，则无法离开他的情感故园贺家湾。

一

从贺享雍十卷本乡村志中的已经公开出版的五部系列长篇看，他的创作不仅篇帙浩大，在创作质量上也有了飞跃。与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村级干部》相比，这五部小说有意避开宏大叙事的诱惑，不再粉饰现实与图解政治，而是踏踏实实地回到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和乡民生存状态本身，书写长期被遮蔽的普通乡民的微观历史。

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两口子拌嘴，锅碗瓢盆的日常琐事，由贺享雍用地道的川东乡音娓娓道来，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川东乡村民俗画卷徐徐在读者面前展开，乡间的烟火气、村野气及人情世故便随之扑面而来了。看贺享雍的小说，有时疑心是在看现代川东乡村版的《金瓶梅》。尽管贺享雍有意以文学方式书写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当代乡村志，立意极其宏大，但入手却踏实，以自己熟悉的贺家湾及其乡民，作为折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乡村巨变的缩影。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以系列长篇小说为时代书记员的宏大构思与创作理念，也让人联想到深受法国文学影响的李劼人创作《死水微澜》、《大波》等小说的思路。但有别于李劼人等近现代四川乡土文学大家的知识分子身份，贺享雍一直坚守的是自己的农民立场。“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曾经提倡平民文学。但鲁迅对当时及历史上出现的所谓“平民文学”却表示了深刻质疑。在1927年4月8日给黄埔军官学校做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鲁迅有过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②建国以后，在政府的有意扶植下，的确也出现过不少农民作家，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农民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往往沦为图解政治的工具。乡村社会真实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仍然被文学所遗忘，仍然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农民身份的乡土作家贺享雍，是弥足珍贵的。就如同《村医之家》的主人公贺万山一样，虽然有多次脱离农民身份的机会，但贺享雍最终还是拒绝了走出“贺家湾”的诱惑，始终以农民的立场，以内在于乡村的视角对乡土中国的微观历史进行文学书写，并在他的写作中慢慢地褪去浮华，一步步更深地回归乡村和传统，让当下的乡村与乡民被遮蔽的处境、命运、历史与内心世界慢慢地浮现在文学的地表之上。

对农民立场的坚守，也决定了贺享雍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民间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和“贺家湾”的乡里乡亲一样，贺享雍也是看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古代白话章回小说，听着民间说书艺人的评书和乡村草台戏班的川戏长大的，对这些扎根于乡土中国的通俗艺术形式，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因此，当贺享雍逐渐成熟到能够拒绝外在浮华的诱惑，完全回归“土里刨食”的农民身份和立场时，他必然会选择回到自身的文化根脉深处来寻找书写乡村志的灵感，必然会最大限度地从川东乡民所熟悉的本土文化传统中汲取创作经验来书写属于乡民自己的历史。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尊重与创造性吸纳，也造就了《乡村志》独特的艺术风味。贺享雍乡村志中的人物，呈现出立体丰富的色彩，显示出同生活本身一样复杂的成色与厚重的质感，已鲜有《村级干部》中人物塑造的公式化、平面化倾向。每个人物似乎都是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与色彩，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变得层次丰富、生动复杂。

如何吸收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创作经验及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把它灵活地运用到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用以表现行进中的当下中国乡村呢？赵树理、周立波等文学大家在这方面都进行过大量成功的艺术尝试，为采用民族形式描写乡土中国积累了大量可贵的艺术经验。赵树理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立志做一个为底层民众写作的通俗文艺作家，他不仅熟悉乡村生活，也以山西乡村的方言土语进行写作，并吸收了大量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进行写作，为一个时代的乡村生活勾勒出极其生动的文学面影。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描写了湖南乡村的社会政治生态及日常乡居生活，采用了大量当地的方言土语，写活了湖南乡间的风土人情与美丽的乡野景致，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旖旎动人的山乡景色。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这些擅写乡村题材的作家不同，贺享雍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没有承受前辈作家以文学图解政治的巨大现实压力。所以，当贺享雍以农民身份进行写作时，他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从容避开干扰，真正以农民的视角来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而贺享雍对农民身份的坚守，使他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视野上均有别于留法归国的李劼人。因此，尽管贺享雍创造性地吸收了赵树理、周立波等前辈乡土作家的艺术经验，同时，也延续了自李劼人开始的四川乡土文学的地方志写作传统，但贺享雍却以真正的农民立场为乡土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艺术景观。

贺享雍《乡村志》与中国本土古老的通俗文学传统潜在的呼应，最突出地表现在卷四《村医之家》中。《村医之家》，“从医疗卫生视角透视农村伦理道德演变”，描写的是正在乡村中国逐渐消逝的群体，即乡村中的草药医生。贺享雍的乡村志，不仅仅是乡土中国当代史的书写者，从《村医之家》中，我们发现，他的写作，已深入到乡村已经消失与正在消失的历史传统之中，让一段几乎湮没于时间深处的乡医历史以文学的方式得以完整呈现。令人瞩目的是，这卷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很特别，完全以村医贺万山的口吻与视角展开叙述，有意避开作者全能视角的干扰，是中国传统小说说书人的叙述方式和西方现代小说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结合的产物。主人公贺万山的身份，在小说中有多重意义，担任了多重角色：既是主人公，又是说书人，有时又暗中跳出第一人称叙述的有限视角，转化为故事之外、有着全知全能视角的第三方叙述者。如果说在前三卷乡村志系列小说中，贺享雍还只是暗中吸纳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模式，那么，在这部《村医之家》中，贺享雍则完全以说书人口吻展开故事，有意与乡土中国的文学趣味接上血脉，与深厚古老的民间文学传统续上前缘。但贺享雍的小说又绝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翻版，而是将现代西方小说的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整合到传统的叙述模式之中，让村医贺万山的身份在故事演进中不停地发生变化与游移，或是说书人，或是故事主人公，或是故事的观察者与见证人，或是外在于故事的小说建构者，造成了小说叙述空间的破碎与多元。而小说在结构故事方面所显示的流畅自由，也来自于主人公兼叙述者“贺万山”身份及叙述视角的灵活多变。贺享雍有意将千百年来中国百姓熟悉的说书形式整合到当代小说的叙述模式之中，积极吸纳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经验，既深化和拓展了当代乡土小说的历史感，又与乡土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形成巧妙呼应，表达了作者对古老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如果说莫言的小说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中获得了崭新视野，那么，贺享雍则力图从乡土中国的古老文学传统中获得书写乡村志的灵感与视角。

二

贺享雍对农民身份的强烈认同，也影响到《乡村志》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贺享雍笔下的文学王国“贺家湾”，是一个真实地存在于今天的川东乡村的真实农人眼中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但即便是陶渊明、王维这些山水田园诗大家笔下的田园，仍然只是士大夫眼里的田园，绝非真正农人眼中真实的乡村故土。贺享雍拒绝成为外在于乡村的“城里人”，恐怕也正是出于这种深刻的忧虑，即一旦农民身份、农民立场不复存在，这一身份所赋予他的情感与视角也将不复存在，他也就无法真正以川东乡民的方式构筑一个属于川东乡民自己的文学世界。但执着于自己的农民身份，既给贺享雍的乡村志写作带来了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同时，也为他的写作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在人物塑造方面，贺享雍笔下生活在贺家湾这片土地上的乡村人物最为生动丰满，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多元。尤其是当贺享雍大量采用川东乡村方言来进行描写时，笔下的乡村人物立即跃然纸上，有呼之欲出的生猛与鲜活。在整部乡村志的篇章结构上，贺享雍的写作也凸显了农人本色。对乡土中国的农人而言，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与精神皈依，是他们的命和天，《乡村志》开卷便将目光集中到农人与土地的关系上来书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乡村巨变，的确出手不凡。《土地之痒》中的主人公贺世龙是中国乡村千百万淳朴乡民的代表，他一辈子把土地当儿孙来照料，当祖宗来侍奉，当父母来孝敬，当恋人来热爱。如果不是长期生活于农村，如果不是以农民的身份来体会一代又一代农人对土地的感情，贺享雍根本无法将贺世龙这位地道农人与土地之间的爱恨纠缠写得如此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贺享雍通过贺世龙及贺家湾乡民对土地情感的一系列变化，巧妙地折射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及乡民命运、观念的巨变。虽大处立意，却小处着眼，入手极为踏实，将普通农人贺世龙的形象塑造得极为扎实厚重，为乡村志的写作开了一个好局。

在《乡村志》已出版的五卷系列长篇中，故事似断实联，人物关系也相互呼应，互为衬托，互为背景，构成一个流动开放的整体空间，大大增加了每卷小说的容量与气势。而这一效果，来自于贺享雍对乡村人物勾魂摄魄的生动刻画，来自于他的农民身份所打开的广阔生活视野。由于对农民身份的坚守，写作《乡村志》的贺享雍拒绝粉饰他笔下的乡村和乡民，拒绝以乡民以外的眼光来审判和规范笔下的乡村人物。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贺享雍既拒绝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也拒绝大唱赞歌的刻意粉饰。如此，贺享雍笔下的乡村和乡民，终于恢复了在乡民自己眼里的本色，于一饮一啄、劳作耕耘、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流淌出自己的节奏与旋律。贺享雍所描写的乡村人物，和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人物一样，没有英雄圣贤，也没有大奸大恶，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有赤裸裸的权力角逐与利益之争，也有温暖宜人的邻里戚旧之情。这卷小说里的主角，可能就变成了另一卷小说里的陪衬；这卷小说里的正面人物，在另一卷小说里，可能就会犯浑，因权力而滋生欲望，因欲望而滥用权力，最终为村民所不耻。比如在第一卷《土地之痒》中能干果敢的复员军人贺春乾，在卷二《民意是天》中，却逐渐成了乡村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是压制草根民主的黑手。而在《民意是天》中，为贺端阳出谋划策，甘愿牺牲个人名利来成就新生的草根民主的贺劲松，在卷五《是是非非》中，却无法抵御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不惜背信弃义，出卖乡民的权利和贺端阳对他的信任，与贪官与奸商达成黑幕交易。贺享雍的《乡村志》，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比之前的小说远为深入的洞察和理解，故他笔下的人物，不仅色彩丰富，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成为小说中流动的无法预知的风景，引起读者阅读和探究的欲望。

但不可否认的是，贺享雍对农民身份的执着认同，也为《乡村志》带来内在的局限性。苏轼《送参寥师》一诗有云：“阅世走人间，翻身卧云岭。”③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是既要“阅世走人间”，入乎其内，方有深情；又要“翻身卧云岭”，出乎其外，方有高致。对贺享雍而言，“入乎其内”做得很好，“出乎其外”却尚需努力。中国的乡土社会一直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如《大宅门》、《甄嬛传》等，都在宣扬一种几乎成为共识的观念：即任何事情要办成，走康庄大道是行不通的，必须上下打点，进行权钱交易，或者勾心斗角、玩弄权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漫长而又艰难，这种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大意义上是指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贺享雍的《民意是天》便是围绕着村级干部选举这一乡土中国最基层的政治事件展开。作者本来是想通过主人公贺端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竞选村主任事件来表现乡村社会民主选举理念的逐渐萌芽、壮大乃至成熟。可是，主人公贺端阳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作为反面角色、以卑劣手段操纵民意的贺春乾等人却在同一水平线上，靠的都是收买人心、走上层路线和利用各种人脉关系。贺端阳最后的胜利，不是乡村民主的胜利，也并非小说标题《民意是天》所希望表现的那样是民意的胜利，而是机心、权诈与人脉资源的胜出。贺端阳的成熟，也不是民主意识的成熟，而是从不谙世事、年轻气盛蜕变为老于世故、擅用关系的结果，是曾经在新一代乡民中萌芽的民主政治理念在乡村政治生态中彻底异化与失败的结果。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展开，主人公贺端阳越来越像他的敌人贺春乾。我们可以理解贺端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苦衷，但这种乡土社会中的微型政治角逐与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治斗争曲异同工，在乡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并不具备多少正面意义。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风波》等多部小说中表现的那样，清末民初的维新变法运动包括辛亥革命，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当时中国乡村的政治生态，最大的成果，不过是到处都挂了一张“咸与维新”的招牌，店里的货色却依然成色不变。贺享雍笔下的乡村中国，对来自现代文明的民主政治，以乡民自己的方式，将其整合为已有政治生态和人情社会的组成部分，显示了乡土中国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同化能力。

耐人寻味的是，《人心不古》中的主人公，县重点高中的老校长贺世普，作为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理想的代言人，却被作者无意之间漫画化了。作者将一个恪守法律、充满济世情怀和启蒙意识的现代知识人，塑造得如此僵化古板、面目可憎，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儿，毫不通晓人情世故，缺乏起码的生活智慧。作者对淳朴乡民的认同，对温情脉脉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认同，在《人心不古》一书中得到最为强烈直白的表达。而这一潜在的立场，与小说的标题也形成呼应。人心不古的是谁呢？表面上看，小说是在批评现代法治思想在乡村社会受到的集体抵制，是在描写推进现代文明理念在乡土中国所遭遇到的巨大阻力，似乎是在批判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呈现出的保守性、落后性。可小说标题显然暗含了另一潜台词、另一情感维度和价值判断，即对现代文明试图改写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否定。小说中，人情社会、乡土社会充满了温暖和睦，恰恰是贺世普僵化刻板的所谓现代文明理念，给原本和谐淳朴的乡土社会带来困扰与伤害。作者所谓的人心不古，其实不是对世风日下的感叹，而是对现代文明破坏乡土社会固有文化生态的质疑。颇为吊诡的是，小说的标题与潜在的情感，正是对小说表层主题和表层逻辑的否定。作者以其笔下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否定了作为乡村外来者、闯入者的主人公贺世普。这种自相矛盾和自我解构，反倒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张力和小说多重语境的交汇、冲突，造成小说众声喧哗的多声部效果，丰富了贺享雍乡土志的意义空间。

三

贺享雍对农民身份的坚守，也表现在他对乡间的各种习俗与文化传统的认同上。从表面上看，《乡村志》每卷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都旨在表现当下乡村的某一热点问题，但贺享雍一路写来，却往往斜逸横出、别开生面，绝不为表面的主题束缚了手脚。在每卷乡村志中，贺享雍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乡间的各种风俗习惯、节日庆典、民间信仰及神话传说等乡村的文化生态。因此，我们既可以将《乡村志》看成是一部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巨变的微历史，也可将其视为一部有关中国乡村民间传统、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的微型乡村地域文化史。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对这些“五四”新文化人视之为落后、愚昧、野蛮现象的民间文化传统，贺享雍既没有对此进行局外人一般的猎奇式渲染，也没有进行居高临下的针砭批判，而是始终将其视为乡民生活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加以接受与认同。在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贺享雍对这一传统的尊重与温情。作者在描写当下乡村社会政治变迁与文化、心理变迁的同时，随时穿插对川东地区古老民俗民风的大量描写，如看风水、算卦看相、走人户、杀年猪、游彩亭、分家立灶、婚丧嫁娶习俗、坝坝戏、祭祀习俗等等。在着力描绘火热的现实生活之外，贺享雍又以乡村古老的历史根脉与文化传统、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为背景为铺垫，使得小说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底色与层次，造成众声喧哗的多声部效果。这一特点在贺享雍之前的小说中并不突出，而在乡村志中，则成为作者的有意追求。

在《民意是天》中，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贺贵和算命高手的贺凤山，为小说带来独特的人文景观。贺贵被乡民认为是疯子，可他博览群书、通今知古，尤其是对当下的乡村政治极有见解，并以儒家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热情积极主动地介入其中，成为贺端阳选举活动的政治智囊。但他对于政治和民主的看法，却打上了封建时代的深刻烙印，崇尚人治社会和圣贤政治，自称草民，喜欢上访，总指望有青天老爷出面主持正义，拨乱反正。贺贵成为贺端阳的精神导师，他对民主政治儒家化、民间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作者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看法。而贺凤山以看风水、看相算卦介入到贺家湾乡民的精神生活之中，构成了贺家湾人文环境的另一种生态。贺家湾乡民的各种重要活动，都离不开贺凤山的参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甚至分家立灶、乡民选举，都要请贺凤山这位乡村的通灵之人求签算卦、占卜吉凶。通过贺贵与贺凤山，古老的儒家传统，古老的民间信仰、宗教仪式及祖宗先辈的人生信条与价值观念，与当下乡民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信仰有了奇异深入的交融，共同绘制了贺家湾村民的心灵地图与精神疆域。

对当代中国乡村进行文学书写，在许多作家那里，遇到的瓶颈是在情感上、生活上已经疏离了真实的乡村生活，是作家外在于乡村的他者身份对处理此类题材造成的局限、隔膜与妨碍。但对贺享雍而言，如果说尚未完工的十卷本乡村志仍有提升开拓空间的话，妨碍他的，恰恰使他在深深融入乡村、乡民的世界之后无法走得更远。以贺享雍的才华、悟性与深厚的积淀，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下五卷乡村志将会为读者展现中国乡村更加深邃、更加广阔的历史景观与现实景观，会以贺享雍自己最为独特的方式刷新四川乡土文学的传统与版图。

注释：

①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自2013年起由四川出版集团所属的四川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卷一《土地之痒》于2013年2月首版；卷二《民意是天》、卷三《人心不古》于2014年1月首版；卷四《村医之家》、卷五《是是非非》于2014年9月首版。

②《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