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涯

摘要：

未成年人是麦克尤恩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形象，他们既是暴力的实施者，又是各种权力的规训对象。通过揭示未成年人行为中的权力运作和反思未成年人的形象意义，麦克尤恩延续了其自写作之初就内含的“反抗”主题。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力；反抗

引言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以描写未成年人题材登上文坛。他笔下的未成年人并不是纯真童心的载体，相反以自然天性的缺失和暴力的实施者形象出现。他们性乱、施暴、甚至弑父，从早期《水泥花园》中的杰克到后期《赎罪》中的布里奥妮，都有明显的作恶犯罪行径。然而，作恶犯罪本身并非他们的主观意图，而是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他们本身只是各种权力的规训对象和权力实施暴力的工具。麦克尤恩正是通过揭示未成年人暴力背后的权力运作痕迹，来表达对于权力的警惕和反抗。

“权力无所不在，但它又与冲突密不可分。”①在现代社会，权力规训的力量隐秘无声，而对它的反抗也无所不在。麦克尤恩的小说通过揭示未成年人行为中的权力运作，来反思未成年人的形象意义。

一

性别权力是现代社会权力形态之一，其来源可追溯到人类社会父权制的确立。虽历史悠久，其形态变化并不明显，一以贯之地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女权主义理论家凯特· 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对这种权力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这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

在现代社会，性别权力的规训是隐秘无声的，它首先以对男人和女人社会性别的强调来实现。社会性别是和自然性别相对立的概念。自然性别是先天的，而社会性别是后天获得的，是在不同社会阶段以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约束而成的。而社会性别的形成，是构成性别权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自觉认同和建构自身的社会性别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性别权力的规训结果。麦克尤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中，塑造的就是一个极力建构自身社会性别，最终行为失范的青少年形象。

《水泥花园》讲述了一个包含弑父、自渎、乱伦等禁忌题材的家庭故事。杰克的父亲因病而身体孱弱，无法打理家中花园而决定用水泥将花园改造成水泥地。在劳动过程中父亲因心脏病发作死去。不久，母亲也因病去世。剩下十五岁的杰克及十七岁的姐姐朱莉、十三岁的妹妹苏和五六岁的弟弟汤姆。为了防止外力介入家庭导致兄弟姊妹离散，他们决定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并将母亲的尸体用水泥封固在地下室中。在这个自我封闭的小天地中，杰克开始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并且和姐姐朱莉一起扮演父母的角色，最终因乱伦而被外人发现。

小说以“父亲不是我杀的”开篇，接着“我”极力消除父亲之死对于我的重要意义：“要不是他的死与我肉体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发生才让我记忆深刻，否则，他的死比起以后发生的事情来说，似乎并不重要。”②

尽管强调“父亲不是我杀的”，并淡化父亲的死对自己的影响，但由于叙述者杰克的未成年身份，以及他叙述态度的冷漠和叙述事件本身震撼性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反讽效果，导致读者无法认同杰克叙述的可靠性。正如有论者言：“这部小说的问题就在于读者无法认同或相信这样愤世嫉俗又让人不快的孩子。”③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掘故事的真相。随着文本的展开，可以发现，父亲的死其实和叙述者密切相关，并且对其意义重大。叙述者不仅在主观上有弑父的意图，而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弑父的暴行。

杰克明知父亲有心脏病，还暗地里让父亲和自己拖重量相同的水泥袋，直接导致父亲的死亡。父亲死后，与姐妹的悲伤相比，他只是“小心地抹平他留在柔软、新鲜的水泥上的印痕，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正是这些蛛丝马迹暴露了叙述者的弑父行为。当然，其父并不是杰克直接杀害的，但是正如他坦言的那样：“是我送他上路的。”杰克弑父的潜意识通过隐蔽的行为得到了实施。

然而在《水泥花园》中，弑父、自渎与乱伦并不是少年杰克的目的，只是一种通向性别权力的手段。少年杰克正是用上述的种种极端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男性权威身份、获得性别权力的。

弑父来自于对父亲男性权威身份取而代之的冲动。在这个家庭中，父亲的性别权力通过他独断粗暴的形象得到体现。他毫无顾忌地在妻子和儿女身上实施权力，当母亲反对在花园铺设水泥时，“他知道怎么利用他的烟斗来收拾她”。为了获得父亲那种男性权威，杰克处处模仿父亲。他拒绝姐妹的要求时，也模仿父亲简单粗暴的行为话语：“‘绝对不行，我想象着自己也叼着烟斗说道，‘到此结束。”

杰克强调的“父亲之死”和自己肉体成熟的标志性事件（第一次射精）其实是一个隐喻关系，隐喻着男性权威的让渡。父亲死后，作为家中的长子，杰克开始实施自己的男性权威。但结果并不顺利，他遇到了权力的争夺者，自己十七岁的姐姐朱莉。在与朱莉对家庭权力的争夺过程中，二人乱伦。事件本身打破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禁忌，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是来自于“性快感”，而是来自于一种社会性别的定位。两人通过乱伦，扮演了这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也因此各自分配了社会性别，确立了男强女弱的权力关系。

作品中一再出现杰克的自渎与他玩的检查姊妹身体的游戏，其实也是男性自我身份的一个认知过程。通过对于姊妹身体构造不同的认知，杰克树立了一个自我与（女性）他者的差异性体验，从而确立自己的男性身份。

在作品中，为了突出社会性别选择背后的自我建构性，作者还指出了另一种性别选择的可能性。与杰克自觉认同和建构社会性别以获得性别权力的行为相反衬的是弟弟汤姆的选择。由于汤姆还处于幼儿期，其被权力规训的时间和强度都还不充分，所以汤姆根据自身意志而选择作为一个女性。他穿上姐姐的裙子后感到愉悦和安全。汤姆的“性倒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抗规训权力的表现，而杰克的男性权威身份的建构却是社会性别权力规训的结果。

因此，《水泥花园》的内在结构是反讽的。表面上看，这个类似于荒原的家庭之中，充满了种种与主流社会价值系统相悖的反叛行为：弑父、乱伦、性乱。但从深层结构来看，所有这些反叛，其实来自于隐秘无声的权力规训，是对性别权力的高度认同和自觉的建构。反叛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了另一种权威的重建，这组精妙的反讽结构恰恰最终表明的是作者对于权力的反思和批判。

二

权力在社会领域的主要形态之一就是政治权力，表现为政治权力对个人权力的控制、一种社会性力量对私人空间的压抑。麦克尤恩的转型之作《时间中的孩子》在性质上是一部与奥威尔的《1984》相类似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创作时间在1985年，而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后的1997年左右。与反乌托邦小说《1984》相似，虚构了一个政治权力对人的自由、隐私和个性全面干涉的社会图景。但不同的是，这种政治权力不是《1984》中赤裸裸的国家专制暴力，而是一种更隐蔽的同化力量，是福柯所言的规训权力。

在小说中，主人公斯蒂芬其实更像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通过他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政治权力对个人的规训以及个人奋起抗争的图景。他因儿童作家身份被邀请参加英国官方育儿委员会的会议，和众多社会名流一起讨论制定儿童的教育规则，目的是形成一本《权威育儿手册》，代表国家意志的育儿规则来影响私人领域的育儿行为。令人讽刺的是，此时的斯蒂芬本人却没有孩子。他的三岁大的女儿在两年前丢失。在冗长的会议上，斯蒂芬的思绪萦绕在两个事件上，第一就是两年前女儿凯蒂的丢失；第二是当下自己的好友、政治家查尔斯突然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小说最后以查尔斯自杀、斯蒂芬与妻子重新生下一个孩子为结尾。

与《水泥花园》有所不同的是，《时间中的孩子》里，孩子并不是主要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女儿只出现在斯蒂芬的追忆中。“孩子”的功能在这部文本中是作为一个能指存在着的，所指向的是人的天性的张扬和个人的自由。而“孩子的丢失”，则象征着人的天性的压抑和自由的丧失。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其归结为政治权力对个人生存空间控制压抑的结果。

对这一主题的突出，小说更多是通过另一个主人公查尔斯的故事来实现的。查尔斯早年是一个出版商，在他的发掘和鼓励下，斯蒂芬成为一名知名的儿童作家，两人也因此成为好友。他从政之后，由于才干出众而获得首相的赏识。正在当红之际，他却突然宣布退出政界，和妻子到乡间隐居。斯蒂芬应邀去乡间看望二人时，发现四十九岁的查尔斯已经“退化”成了一个着迷于童年玩弹弓、建树屋游戏的十岁似的孩子。他的行为被妻子和朋友看作是已经完全发疯。然而其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潜在的逻辑却是个人对于权力的反抗。

在这个权力社会中，查尔斯因其对政治权力的积极认同和追逐而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拥有一个权力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区域，那里保存着孩子自由自在的天性。当他发现首相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控他的电话、跟踪他的行踪时，他压抑在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天性的渴望终于爆发出来。首相是政治权力的最高象征，他对查尔斯的监控是政治权力对个人权力的控制和侵犯。因此，查尔斯在正常人眼中的“发疯”，其实正是个体反抗压制的一种途径。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那样：“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④

然而查尔斯的反抗是悲壮的，规训权力的可怕就在于它让个体自觉自愿地认同和接受规训，内化为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查尔斯一方面反抗权力，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权力的诱惑。当首相最终跟踪到他的行踪，企图再一次用权力来控制他时，他只有选择自杀来压制内心的欲望。

《时间中的孩子》在情节上通过查尔斯的故事来展现政治权力对于个体的规训以及个体的反抗，在小说的结构上，也耐人寻味地展示出规训权力对于个人生活的控制。小说每一章都以《权威育儿手册》中的片段作为题词。从形式上就展示出政治权力无所不在的控制和渗透。这种规训是建立在对孩子天性的扼杀上的。“童年是一项发明，是社会的一个组织结构。”⑤换句话说，在规训社会中，孩子被认为不具有拥有天性和童真的权利，孩子的一切都应该是被塑造的。《权威育儿手册》中的“父亲越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小孩，他就越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 “一声响亮的耳光事半功倍”、 “服从带来安全”、“纪律严明的头脑”等字句强调的是父亲的权威、孩子的服从，以及权威给孩子带来的效果。《权威育儿手册》如同规训社会中冷冰冰的流水作业线，致力于将一个个天性迥异的孩子打造成合乎社会规则的成品。

小说更设置了一个讽刺情节来表现权力无法抗拒的规训力量。那就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权威育儿手册》其实已经写作完毕。众人参加的长达几个月的会议不过是为了造成民主讨论的烟雾弹。写作者正是当时的政客查尔斯，他在首相的监督下写了这本书。他既是权力的规训对象，又是权力的实施者与热爱者。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还是被权力控制，都陶醉其中”。⑥

斯蒂芬女儿的失踪，成为当代英国社会“孩子”缺失的隐喻。孩子所代表的天性、自由、自然等关键词，被权力所规训和扼杀，这个隐匿的不在场的“孩子”，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貌似稳定而强大的权力社会之上，成为这个社会的危机与伤痛的根源。而“查尔斯之死”，虽然个人反抗失败，但却促使斯蒂芬等人重新审视并致力于改造这个权力社会，他和妻子“决定医治一切人和一切事：政府、国家、星球”，赋予重新到来的孩子一个符合天性的生长环境。最后的结尾，赋予了这部小说超越前期作品前所未有的温暖，也是作者本人的希望。

三

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我们还会看到他对理性权力的警惕和揭示。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有着对于理性的强烈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本身是后现代思想的重要特征。西方自17世纪以来，在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中，理性处于绝对的上风。在康德看来，人以理性而成为现实世界的主宰，得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19世纪之后，对于理性的推崇更是达到了顶峰。理性的另一个说法就是真理，而福柯认为权力假借真理/理性之名行使权力，对感性进行干涉和控制。

《赎罪》作为麦克尤恩后期的代表作，在对于权力与反抗主题的表现上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从早期关注性别权力和政治权力转而关注真理/理性权力以及表现这种权力对于人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权力的揭示来表达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这部小说的故事可以简单概括为“渴望赎罪，但罪无可赎”。一个叫做布里奥妮的老年女性作家写了一部关于“赎罪”的文本，在文本中追悔自己少年时由于偏见而对姐姐和她的恋人造成伤害，成年后醒悟而忏悔，获得姐姐和她的恋人的原谅后内心恢复平静。也就是最后终于得以赎罪。但事实上是，“赎罪”只是被虚构在文本中的一种渴望，真实的情况是，姐姐和她的恋人由于布里奥妮的伤害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并先后死去，更谈不上原谅这个造孽的“罪犯”。

“罪无可赎”是这个悲剧故事的结局。须要追问的是，布里奥妮何以犯罪，这种罪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在麦克尤恩的笔下，布里奥妮的罪的本质，是理性权力对于感性行使暴力而造成的罪孽。

小说非常醒目地在开篇引用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通过文本的反讽性互文结构对理性权力本身进行消解：

运用自己的理性、自己对偶然性的感悟、自己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观察到的来想一想。我们所受的教育会叫我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吗？我们的法律会默许这样的暴行吗？在英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交流具有坚实的基础的国家，每个人都受到左邻右舍的监视，道路和报纸使一切公开化，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么？⑦

奥斯汀深受18世纪理性主义的影响。在所有的作品中，她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她的理性主义思想：理性对于感性的克制，理性让这个世界清晰明了、秩序井然。在《诺桑觉寺》的这段谈话中，她借男主人公亨利对女主人公莫兰的指责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即世界因理性而清晰明了、秩序井然，人因理性对于感性的克制而最终获得幸福。

麦克尤恩在题记中对奥斯汀的《诺桑觉寺》互文性引用，并不是认可奥斯汀的理性主义表达，而是具有反讽意味：不是为了证明理性的优越，而是为了证明理性作为一种权力对人的隐秘的暴行和伤害。事实上，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可以发现正是对于理性的推崇，使得布里奥妮犯了罪；正是对于理性权力的隐秘性，使罪行长久被掩盖，甚至犯罪人本身都不自知；正是理性权力的实施，使得布里奥妮犯下了无法弥补的暴行。文本上的反讽本身，就展示出对理性权力的讽刺。

布里奥妮这个少女形象，正是理性权力在文本中的象征。她本人对理性的热爱，达到了偏执的程度，她的一切表现都来自理性权力规训的结果：

布里奥妮的房间是这幢房子的楼上唯一整洁的房间。她那些住在宽敞的模型大厦里的娃娃们，好像接受了不准背靠墙的禁令，都规规矩矩，腰杆挺得笔直；她的化妆桌上的那些拇指大的人偶们牛仔、潜水员、类人老鼠都整齐地排列成行，俨然是等待作战命令的民兵。⑧

十三岁的她热爱写作，重要原因是写作能让“她对条理的喜爱得到了满足，因为一个无序的世界完全可以在写作中条理化”。在她的世界中，一切都应该建立在理智基础上，一切都应该是条理清晰、秩序井然的。她仿照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写了一部剧本《阿拉贝拉德磨难》，旨意就是“并非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爱情是最终注定要失败的”。理性主义从奥斯汀那里传递给了布里奥妮，并成为她的内在需求，也成为她加诸在他人身上的规则。而姐姐赛西莉亚则拥有与她截然相反的性格。赛西莉亚的房间一片狼藉，她嗜烟、读浪漫主义的感伤小说，情感状态也混沌不明。她沉浸在对罗比的怒气中，不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家中女佣的儿子。在情感明朗之前，赛西莉亚和罗比磕磕碰碰、矛盾不断。

而这种混乱无序、幽暗神秘的感性世界在崇尚理性的布里奥妮那里是不被理解更不被允许的。她先后两次目睹了姐姐和罗比的相处，一次是两人在爱情表白前的激烈争执、一次是爱情表白时的激情相拥。用福柯的观点来看，布里奥妮的两次暗中“观看”本身，也带有权力的运作痕迹，匿名的凝视“使权力在更具有连续性的微观的渠道也能得到流通，能够直接贯彻到个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和日常行为”⑨。在自以为拥有评判的权力之后，她用自己善恶分明、条理清晰的世界观来定性了这对情人的关系这是色情狂罗比对自己姐姐的威逼和侵犯。因此，当表姐罗拉被性侵后，她在未看清罪犯的情况下，坚决指证罗比就是罪犯。最终姐姐和罗比失去了相恋的机会而永远分离，先后死去，成年之后的布里奥妮永远生活在追悔之中。

布里奥妮所犯的罪的根源，是理性的傲慢，是傲慢的理性对于感性的蔑视和无知。她完全不懂现实世界并非都井然有序、条理分明，完全不理解成人情感混沌、幽暗的无理性。理性权力对感性施加的暴力，就表现为要将一切都条理、秩序、清晰化。然而，感性的领域却无法用“合理化”来规范，当理性粗暴地干涉感性的领域时，得到的就是“罪无可赎”。

结语

可以看出，上述三部小说未成年人本身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通过他们的行为或者形象的缺失来反思权力的运作。事实上，麦克尤恩的所有小说几乎都蕴含着对权力结构的揭露。未成年人题材只是他小说中对这一主题最集中、最尖锐的反映和体现。而在其他的作品中，权力结构同样是其作品中的深层结构。比如，《陌生人的慰藉》中，具有柔美气质的男青年科林被具有男性霸权气质的罗伯特性虐杀，涉及到的是性别权力不仅在两性范围内施展，也迫害到男性气质不明显的同一性别。《阿姆斯特丹》在貌似荒诞的故事内容中，探讨社会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报社对异装癖的报道是公共空间对私人隐私的侵犯；在法律规定下，美食评论家莫莉不能自由选择安乐死而被迫以极度痛苦丑陋的方式死去，是社会权力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星期六》中，神经外科医生亨利所代表的理性/知识的权力作用在一个身体患有抽动症的青年巴克斯特身上，两个人所代表的理性知识和感性身体的对立与互动，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而《黑犬》这部作品中，黑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权力的总象征，在两性之间、亲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个人观念之间，权力无处不在，或以规训的面目出现、或以暴力的方式出现。

麦克尤恩正是通过对小说中人物行为背后权力支配力量的揭示，来表达对于权力的警惕甚至是反抗。这本身是有着浓厚的社会历史特征的。考察麦克尤恩的生平与创作，可以发现，作为二战后出生的英国人，麦克尤恩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西方著名的反叛浪潮“68反叛”。对于权力、权威的声讨是“68反叛”浪潮的特征。麦克尤恩从1968年的硝烟中走出，但身上的反抗姿态从未消失。在其创作中总是通过展现各种形式的对立和权力的运作，来延续着自己反抗的姿态。

注释：

①[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②McEwan，Ian，The Cement Garden，published by Anchor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2003。本文所引原文皆从此本，由本文作者翻译，后文不再注出。

③Anne Tyler，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p11，November 26，1978。

④[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⑤McEwan， Ian，The child in time，published by Anchor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99。本文所引原文皆从此本，由本文作者翻译，后文不再注出。

⑥⑨[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第154页。

⑦Austin，Jane，Northanger Abbey ，p 128 ，public by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0. 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⑧McEwan， Ian，Atonement，published by Anchor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2001，本文原文皆从此版本，由本文作者翻译，后文不再注出。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一般课题“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与西方当代文化权力的结构转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SB0042）

责任编辑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