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兰

摘要：

1990年代，女性写作由于过分注重女性个体欲望、情感和性心理的描述，陷入“私人化写作”的困境。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摒弃了私人化写作的弊病，注重性别意识与其它意识视角相整合，从性别对抗转而追求两性和谐，展露出母性的温情特征，表现女性更为坚韧、执着的精神。女性写作由此走出了误区，回归本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向多元化。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江西女性作家的写作为例，在分析评价1990年代盛行的身体写作弊端的基础上探究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审美取向，挖掘其深层的审美内蕴，希冀能够有助于女性作家开拓写作空间，走向更加美好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世纪；女性写作；江西女作家；性别意识；审美取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中国当代女性写作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如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佳作频传，其作品充满了对女性尊严、价值、地位等问题的严肃思考，但她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从阶级与政治视角切入，侧重于“母性与主体性、母性与人性”关系的探讨，将女性写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刻画女性温柔、善良、体贴与无私的母性特征；从人道的、社会伦理等层面强调女性作为人的特征，追求女性在政治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凸显女权主义意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女性写作进入井喷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女性作家用“身体写作”反抗男性社会，以写作阐释性别理念。然而，由于作品中过分注重女性性别体验的描述，导致女性写作走向极端私人化的写作之境，创作之路愈来愈窄，极大地妨碍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写作急需转型。新世纪以来，许多女性作家摒弃了个人化写作的弊病，走出闺房，关注世俗，关注底层女性的生存境况，从性别对抗转而追求两性和谐，将性别意识与其它意识相整合，女性写作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

一性别意识与其它意识视角相整合

1990年代，以陈染、林白、海男、赵玫、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主张个人化写作。她们从女性的性心理、性意识出发，通过大胆描写女性身体从而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和个人化的性爱体验，表现女性内心世界以及心路历程，构建一个女性的私密空间，重新发现或找回女性被湮灭的自我，以此来对抗男权统治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权欲望。然而在挣脱男权社会主流意识束缚的同时，她们的不少作品完全走向了“性别自恋”和女性生理体验的道路，忽视了女性的社会存在现实，将女性从政治、道德、社会中剥离开来，致使女性写作陷入边缘化境地，失去了反抗的价值与意义。正如薛毅所言，“那种内心私语自我暴露式的女性写作，其实并未形成对男权中心的有效颠覆，反而恰恰满足了现代商业社会的窥视欲，对男权主流文化形成了迎合关系。”①新世纪以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许多女性作家将性别视角和超性别视角整合在一起，既感应时代、反映社会和人类命运，艺术地表达对它们的思考，又不向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中心文化发起挑战，去解构和颠覆它们，而是希望与他们和谐共处。这时的女性作家重视性别但不拘泥于此，她们走出私人空间，关注社会、关心世俗人生，“始终坚持将自己温暖的人文情怀、细密的审美情思、别具风致的艺术笔触挥洒到开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借助对社会众生相的审美观照透视人生、探察人性，无意中发展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也完成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过于关注性别意识的女性文学的纠偏。”②

新世纪女性写作不玩感官，不单纯写两性爱欲，而是将写作视角伸向社会，书写普通人、边缘人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生存境况，挖掘出她们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具有浓厚的社会性别意识和人文情怀。事实上，最初的女性写作也是主张超越性别的，主张性别意识应与社会、历史等因素相结合。“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法国女性主义的先驱西蒙·波娃的这句名言正是社会性别理论的出发点。社会性别理论更注重性别身份的“社会性”，认为两性差异的形成取决于种族、历史、经济文化、宗教伦理、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此外，性别内部由于国家、民族、身份的不同也会导致分化，从而造成女性之间的利益差异。诸如此类的社会性别意识思想成为了新世纪女性写作转变的理论基础。如阿袁的《鱼藏剑》，从高校生活与女性生存体验出发，以高校女教师、女博士为主要描写对象，讲述当代知识女性为情爱、虚荣与生存位置而争战的故事，体现知识女性在道德沦丧、生存竞争失序的时代中充满悲剧性的生存境遇和心灵困惑，为人们撩开了大学校园女知识分子神秘的面纱，揭示她们光鲜外表下的隐痛，为性别写作注入了社会分析和道德思考的精神内涵。

江西女作家温燕霞对女性命运的描写总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如小说《红翻天》以1933年秋至1937年底江西赣南瑞金一带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叙述红军女战士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爱与恨的激情、生与死的搏杀的故事。温燕霞站在女权主义的视角去描写女性的生命意识，但并未脱离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而是将她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来写，把女性在社会与生活境遇中所处的被动状况的宏观言说与对女性的个体欲望的细致展示和价值认同的微观叙事统一起来。在作品中，通过对女性的性感觉、性体验的展示与暴露表现封建统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与损害，显示出深沉的历史与文化批判意识及深厚的人文精神。“作者挖掘出主流历史之外的另外一些历史维度和文化向度，并借助独特的女性视域，完成涵蕴女性生命体验的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历史因此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而是有生命的，有气息有体温的。”③

陈蔚文的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关注平凡的人物及平凡的生活，抒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爱情的圣洁与具有悲剧性色彩的情感体验，蕴含着对底层女性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卢苡的早晨》、《惊蛰》、《租房》和《葵花开》等都是关乎情关乎爱的小说，其中的姐妹情谊、父母之情、夫妻之情等，每一样情都带着生命的疼痛，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充满了爱的辛酸。她笔下的爱情，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也不是“身体写作”作家笔下的欲望的放纵，更多的是女性为爱所付出的辛酸、伤痛和无奈，许多的女性就在这种伤痛中生活着、憧憬着、挣扎着。

安然的写作也是如此，以女性为描写对象，但并不留意个人的情感与私人世界，而是关注普通女性的生存问题，表现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渴求，从普通的事物中发现和表达美，从而散发出一种生命的气息。在《米兰花开》中呈现的是一名中学女老师的生活，都是生活的细枝末节，通过她与学生的相处、与同事的矛盾、家庭的困扰等一系列生活场景的叙述，表现了米兰的高贵品质，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这些人尽管都是些小人物，但是他们不沉沦，内心藏有一份执着的坚守，扼守着爱的疆域，不停地追问命运的方向和存在的意义，努力寻找着女性的精神家园。

新世纪女性写作远离了以自我为中心感受世界的方式，从幽闭的房间走出，对底层女性命运给予更多关注，书写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生活中女性的爱情、欲望、身体以及婚姻等，将国家民族的关怀植根于个人生活之中，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折射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生活的发展轨迹，反思民族文化之痛，探寻人间的大爱，对人性进行深度开掘。这是写作观念的变化，也是价值观的坚守。

二由激进颠覆转为两性和谐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是“菲勒逻格斯中心主义”社会，即男性中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性别话语之间是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意识在男性中心社会体系中是被压迫或至少是被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要向男权社会的权力建构、价值常规和话语方式提出挑战，女性的革命目标不是指向社会的体制，而是指向具体的男性。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曾提出“不要睡到敌人的阵营里”的口号，倡导不结婚，甚至以“同性恋”的极端方式来加强“姐妹情谊”。这种从经验和感觉出发，强调激进的性别意识的女权主义思想致使两性关系成剑拔弩张之势，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男人对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阴险凶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他们为妇女设计了反自恋！一种只是为了妇女所没有的东西而去爱自己的自恋！他们创造了臭名昭著的友爱逻辑。”④

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作家们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层面上展开性别冲突，解构男性话语霸权，挑战男性中心，建立女性私密空间，拒绝男性的进入，提出“这世界不属于男人。不论是作品的人物、情绪、结构还是涌透着氛围、气息、调子，甚至每一句语言，都不属于男人。”⑤男性在女作家笔下总是处于“退化”或“雌化”的境地。以林白的小说为例，男性在作品中多是以配角无声地出场，甚至很多男性没有确切的名字。他们往往被寥寥几笔带过，男性身影模糊，外貌、性格、经历等缺乏叙述，与她笔下那些美丽高洁、才华横溢、有良好修养的女性形象相比，他们自私、庸俗、丑陋、好色、懦弱。女性写作通过丑化男性来表达女性对男性世界的抗争，但这种以缺乏文化性别反思的立场来获取性别文化身份的确认注定无法得以完成，劳伦斯曾经说过：“两性之间的隔离将意味着全人类的死亡。”⑥因为，女性解放并不是女性内部的事情，而是社会问题，只有女性参与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两性的对立导致女性写作无法进入公共话语场所而沦为边缘化叙事，这种现象在1990年代以身体写作为主的女性作家笔下愈演愈烈，她们以决绝的态度进入写作的另一极端，完全生活在女性封闭的空间，彻底放逐男性。

新世纪以来，许多女性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放逐男性构造纯粹妇女乐园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只有在两性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才能获得真正的话语权。江西女作家胡辛曾以“女人写，写女人”为写作口号，在她宣言式的论文《我论女性》中提出：“女性的独立是在对男性中心的激烈对抗中获得的，女性与男性是天敌。”⑦她在论文中谈到某些男权象征时使用的是“最痛恨”、“最反感”、“最厌恶”这样情感极度强烈的词语。但是，经过长期对女性文化进行研究之后，胡辛清醒地认识到：女性与男性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性别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性别的对立，女人的独立绝不是与男人对立。她所期望的是女性与男性同行于历史的长河，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陶瓷物语》中，她提出了女性写作的思考：女性不仅要从自身的性别出发，对女性经验进行抒写，也要对自身所看到的“她世界”承担起“守望”与“超越”的人文使命，参与文化建构，从而获得话语权。

新世纪以来的许多女性作家的写作，不再简单地呈现1990年代女性写作整体上表现出的激烈的性别对抗色彩。首先，在对男性形象的抒写上，许多女作家一改过去只写女性的传统，把男性作为作品的叙述中心，男性不再只是缺乏性格等内在因素的模糊不清的面孔，他们性格特征鲜明，具有七情六欲，生活目标明确，尽管其中不乏自私怯懦。如阿袁的《马群众的快乐经济学》和《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均以男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前者以中学教师马群众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写他抛弃世俗的物质标准，追求身体快乐的婚姻原则。在世人眼中，马群众放弃与自身学历、职业般配但缺乏激情的陈荞转而选择艳丽、风骚、懒惰的洗发妹陈麦为妻已是不可理喻，更不可思议的是当陈麦跟着有妇之夫出走后又回到他身边时，马群众居然拒绝有稳定工作且长相姣好的朱婵娟而依旧接受了陈麦。马群众的选择并不遵循世俗的标准，他有自己的原则与思考，富于个性。其次，新世纪女性作家对男性不再是冷漠拒绝，而是充满了关爱。她们超越了一般的女性个人视角，善于用他者的眼光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对象，深入关注男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皈依，甚至于对他们的出轨给予理解与同情。如陈蔚文《葵花开》中的郑庆出身于北方农村家庭，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与都市长大、家庭富裕的车晓玲结为夫妻。家庭的贫困使得郑庆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处于弱势，生活得很压抑。胃癌晚期的郑庆母亲向儿女隐瞒了病情，只是打电话说想来郑庆家认认门，但岳父岳母的到来使得母亲的这个愿望一拖再拖，郑庆非常郁闷，转而在与他同病相怜的老乡阿唐那里寻找温暖。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后，郑庆向自己的婚姻宣战，其遭遇令人同情，他的报复式外遇甚至都不为人所憎恨，这是私人化写作中所缺少的。这种写作视角能帮助女性写作走出男权的藩篱和女权的羁绊，走向社会，走向大度，走向开阔，获得写作的生机与活力。

三对传统女性精神的审美认同

较男性作家而言，女性作家更为敏感、脆弱、多情，对世界的认知往往带着悲悯、感伤的情怀，她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审美的忧伤，充盈着古典美的气息。然而，女权主义者为了争取女性的政治话语权，主张女性通过自己的肉体来表达思想。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将女性诸多本真的感受未经任何诗化处理便直接呈现。有完整的性爱过程的记载；有直白的性高潮体验的呐喊；甚至还有“同性恋”、“双性恋”群交的场面描写。在写作中，她们大多采用回忆、梦呓、幻想、甚至采用无意识或潜意识活动的内视角展开叙述，以零度写作的叙事手法，不加修辞地对女性身体、性心理、性体验等进行描写，注重对女性力比多本能结构的探究。此外，有的女性作家的文本则充满了一种暴力，叙述女性因不满现实的困境而对男权统治不得已采取的杀戮行为。如林白《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她用刀杀死了凭借权力侮辱她的秃头男人。这类作品由于过分注重功用性而缺乏了文学之美，致使女性写作走入怪诞、偏执的境地，给人的感受不是美丽而是丑陋。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女性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身体写作的弊端并进行了纠偏，重新对文学的本真进行思考，叙述女性幽深、细腻的感悟和思索，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女性温柔优雅之美。笔者认为：女性写作要回归本体，既要立足女性自身的优势，细腻描述人情的冷暖与生活的真实体验；也要面向社会和历史，以开放的态度来关注自我、关注社会，更要注重表现女性更为坚韧、执着的精神，展露母性的温情特征和诗性气质，呈现出别样的美感。

1.对现实苦难的温情抒写

新世纪女性写作改变了私人化写作“零度叙述加性”的叙述模式，由偏执焦躁的情绪发泄转为人间温情的抒写，建构“以情天下”的文本模式。她们不再把重心放在个人琐碎生活的描写上，不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不再把所有的愤恨和不满发泄到男性身上，而是以博大、仁爱的胸怀和女性特有的温情与体贴，关注人类历史，关心人物的不幸命运，匡扶正义，针砭时弊，叩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她们的作品中，流淌的是女性宽容大度与内敛的温情。“纵观新世纪所有的女性中篇恐怕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这种温情，让读者从人物的不幸中、社会的流弊中超拔出来，看到缘由，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不像某些作品所呈现的那种‘消费苦难，把‘苦难作为作品卖点，文学在女性中篇小说园地找回了求真、向善、大美的固有品格。”⑧

事实的确如此，新世纪的女性作家并未停留在对苦难的诉说上，而是把叙事焦点放在那些在苦难中求生存的女性坚韧不屈的灵魂以及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执着精神的表现上。温燕霞的小说《红翻天》，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年代女性的苦难史。出身不同、性情各异的六位女主角：周春霞、江采萍、马丽、刘观音、杜青秧、杨兰英被时代大潮所裹挟加入红军队伍，遭受了生理上和精神上比男人更沉痛的苦难。战争期间为避免怀孕生子，她们被禁止谈恋爱，即使结了婚也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更不敢做母亲。护士长红云在战斗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可孩子一出生就被敌机所炸起的焦土掩埋窒息而亡；此后，两次怀孕均以流产告终。江采萍两次小产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还伴有严重的眩晕症，精疲力竭的她最后倒在了战场上。杨兰英和刘罗仔休完一天婚假后就被迫分居，主要是怕哪天弄出个孩子。战争虽然惨烈，革命虽然艰苦，但作家并不止于苦难的描述，而是始终以审美的眼光对人性进行观照，将战争的残酷与女性的柔美糅为一体，通过六位如花女子扣人心弦的命运沉浮，谱写了一曲壮烈哀婉的战地之歌，用青春和生命的凋零唤起人们对正义的向往，对那段如火如荼历史的深情缅怀和追忆，闪烁着人性之美与灵魂之美的耀眼光芒。

苦难只是叙述的对象，女性写作更注重的是人类永恒价值的探寻。王晓莉的创作很少有尖锐的性格冲突和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平静中隐藏着令人为之一颤的东西。她的小说写的都是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不追求另类人物的新潮生活，而是执着于她们心灵的一隅，力图挖掘小人物貌似单纯实质复杂微妙的不可言说的生命疼痛之感，表现女性的生命感悟。彭学军的创作不追求离奇多变，结构平实，注重事物的内在关联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以温婉柔美的眼光来打量整个世界。在她笔下，死亡并不可怕，它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在《你是我妹》中，当我为阿秀婆因救我而死感到悲伤时，阿桃过来劝慰我说：“莫哭，这是喜事，阿秀婆会升天的。”说着阿桃仰起头望着天，雪花悠悠地飘着，天空烂漫而又洁净，那真是一个灵魂的好去处啊。彭学军以豁达的心情和淡化的手段把死亡写得既忧伤又富有诗意，既难过又飘逸轻灵，总是让其与人生的意义相结合，表现了对于真善美的弘扬和赞颂，传达出对人类大爱的追寻。

2.对母性的再度认同

从五四时期开始，“弘扬母爱，抒写母性”就成为了女性作家的选择，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良与无私的母性特征是其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而后，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女性写作一度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新时期之后，重塑女性母性形象的问题又开始提出，不过1980年代的创作侧重强调女性人道的、社会伦理的思想层面。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则充分释放女性的独特性，强调女性在社会功用、文化构成、身体经验、心理特征等方面与男性的区别，大力赞颂女性的性别特征。如陈染、林白、徐小斌的作品中多处用“美丽”、“优雅”、“高贵”、“智慧”等词语赞美“母亲”。物极必反，过分强调的结果反倒使母性沦丧。在陈染的《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徐坤的《女娲》、徐小斌的《羽蛇》等作品中的母亲，或对女儿的个人生活进行窥探、监控和侵犯；或在她们熬成婆后如何将受虐转为肆虐。在她们身上，母性已逆变，人性已滑落。这是因为她们作品中的“母亲”与“我”具有同一性，母亲往往把女儿当作“第二自我”，“母亲”之恋成为“自恋”的一种延伸。然而，当女儿这个“第二自我”要开始自己的生活时，母性与爱分离，与“恶”联系在一起，和“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连成一体，充当了男权统治的帮凶，母性恶成为人性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社会上掀起了对母性问题的探讨热潮，“一方面大胆地拆解传统的母亲神话与恋母情绪，呈露母亲与父权合谋以控制、压抑女儿的情景，并揭开母性逆变后的真相；另一方面，却真诚地宣扬大母精神，颂扬母性和母爱，竭诚使女性自我由母性之根出发、提升到一个新境界。”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如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王安忆的《长恨歌》、赵玫的《我们家庭的女人》、胡辛的《陶瓷物语》等作品都为女性创构史诗，建立谱系。在小说《陶瓷物语》中，胡辛把“瓷”作为女性的象征，把瓷都定义为一座“母性之城”。瓷的晶莹高洁和脆弱易碎是女性人格的表征，炼瓷的过程也是女性丰富情感的形成过程，“从混土到瓷，女人的卑贱与伟大，脆弱与坚韧，朴拙与华美，大度与小气，都蕴含在个中了。”小说中的几位母亲：叶丁香、江玉洁、树青和江红莓，在寻找亲情或爱情的历程中，向读者传达的是母爱无敌的信息。这些女性尽管很平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无意在男权社会获取话语权，但她们在苦难面前不悲观、不妥协，执着于自我精神的守望，呈现出女性生命的坚韧性。作品对这些具有“沉默”、“忍耐”、“奉献”甚至于“牺牲”品质的传统意义上的永恒母性进行了正面的赞扬，充分肯定其中所流露出的人性的美德。

结语

针对19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弊端，新世纪的女性作家站在社会、人生、历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女性写作的意义，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有用成分，她们的作品既带有女性明显的性别特征，又能不囿于此；既眷顾边缘群体及坚守边缘立场，又将个人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形成具有开放性与人文情怀的女性写作的独特气质。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深刻地表明，中国女性写作正在重新寻找和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走向一条更为宽广之路，这种转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女性写作成熟的标志。新世纪女性写作在“社会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新格局，使文学叙事获得一种深度的解放。

注释：

①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参见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②高侠：《当代女性意识的回填与沉实论近期女性作家“底层叙事”的三重视角》，《当代文坛》2009年第6期。

③倪爱珍：《从〈夜如年〉到〈红翻天〉看温燕霞的长篇小说创作》，《创作评谭》2009年第1期。

④[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⑤何志云：《青苔·跋》，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⑥蒋炳贤：《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⑦胡辛：《我论女性》，《创作评谭》1991年第3期。

⑧王春荣：《论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⑨盛英：《女神·女性·女性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江西省十二五社科规划课题“女性关怀的诗意书写”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WX17；2014年江西省高校人文课题“21世纪江西女性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GW1421）

责任编辑童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