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志，陈凡，高伟，马楠，王凯，徐彦贵（.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 009；.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药剂科，天津 009；.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 009）

感染是肝移植术后继排斥反应之后的第二大并发症，亦是引起移植物功能不全、功能丧失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2］。肝移植术后早期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和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等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虽然预防了排异反应的发生，却增加了肝移植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3］。了解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对改善患者预后及提高生存率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收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8年4月至2014年1月出院的所有行肝移植术的资料，将其中术后30天内感染患者归为试验组，未感染者为对照组。

感染诊断标准：遵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关于院内感染的诊断定义［4］；其余以检查报告单为准。

1.2 方法

1.2.1 高危因素的确定：查阅相关文献，汇总所有可能的危险因素［5-7］，将危险因素归纳为术前因素、术中因素、术后因素。通过记录患者基本情况、存在高危因素情况、感染情况（出现感染的时间、细菌培养结果、药敏结果、感染部位）等，建立纸质数据调查表，录入Excel 2010，将高危因素作为自变量X（有记为1，无记为0），是否感染作为因变量Y（感染记为1，未感染记为0）。

1.2.2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危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优势比（OR）和95%可信区间（95%CI）表示。根据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将P＜0.05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方程，再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基本情况：本研究共纳入患者143例，其中男性115例，占80.41%，女性28例，占19.59%。试验组27例，平均（45.11±9.08）岁；对照组116例，平均（45.76±8.22）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MELD）、移植物受体体重比（GRWR）等基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2.2 感染部位和病原菌：肺部感染18例，其中肺炎克雷伯菌4例，葡萄球菌和（或）念珠菌9例，铜绿假单胞菌2例，鲍曼不动杆菌1例，嗜麦芽菌1例；胆道感染5例，其中念珠菌1例，大肠埃希菌1例；葡萄球菌2例，粪肠球菌1例；腹腔感染4例，其中粪肠球菌2例，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铜绿假单胞菌1例，大肠埃希菌1例；自发腹膜炎1例。感染发生平均时间：肺部感染9.33天，胆道感染11天，腹腔感染7.5天。

2.3 高危因素统计结果（表1）：在所纳入的高危因素中，手术过程中大量失血、术后重症监护病房（ICU）留置时间过长及术后肠外营养时间过长是本院器官移植中心成人活体肝移植术后30天内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3 讨 论

移植术后感染是肝移植患者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由于术后早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尤其是大剂量糖皮质激素预防排斥反应，使得患者易发感染［3］。自从Thomas Starzl博士于1963年在美国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手术，实体器官移植至今已有50余年之久。我国临床肝移植也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进入90年代，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临床肝移植进入成熟阶段，这得益于新型免疫抑制剂、器官保存液及新型的肝移植手术方式的涌现［8］。但是，术后感染，尤其是术后30天是感染的高发期，在这个时期尽量降低感染的发生可以大大提高手术成功率。

本研究发现，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最为常见，常见病原菌为葡萄球菌，这与Hara T等［9］最新报道相同。此外，我们的研究同样出现了真菌感染病例，这与真菌感染多发于术后1个月内的文献报道吻合［10］。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大量失血、术后ICU留置时间过长是术后30天内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既往文献报道基本一致。但肠外营养时间过长是本次调查新发现的独立危险因素，单纯肠外营养导致肠壁通透性异常、肠道菌群失调、细菌移位，这些因素造成肠源性感染率增加，进而损害机体的免疫功能。此外，术后ICU留置时间的OR值为1.702，提示该因素可能不是重要影响因素，可能与我们本次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小相关，这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研究。

表1 各种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

结合本次回顾性病例研究发现，为降低临床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发生率，应尽量减少术中失血量，缩短术后ICU留置时间和术后肠外营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