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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冯骥才以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仍是那个写 《神鞭》《三寸金莲》，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作家冯骥才。而奔波于乡野，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将要拆除翻盖新楼时，“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这便是《凌汛 ：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一书的起因了。“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即新时期的萌发，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但如1977年的此种“借调写作”，大约是前不可见，后来亦绝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但发现书稿奇缺，“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这就给那些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找寻到合适的人选，打磨出可以出版的书稿。所谓“借调写作”，即这些写作苗子“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负担，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这一“借调”就是两年，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 《铺花的歧路》。在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时，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那是一次酒后，叶文福痛苦反省当红卫兵打自己老师的往事，“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受此触动，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名为《创伤》。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审查意见难以出炉（在此期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因题目相似，决定改为《铺花的歧路》）。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社里专门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讨论《铺花的歧路》 《冬》（孙颙）、《生活的路》（竹林），解决思想的争端，“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之后，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收获》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虽仍然争议不断，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而不久之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

朝内大街166号，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王培元的《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即记载了在这里出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悲剧画像。而在冯骥才的回忆中，韦君宜、严文井、秦牧、王央乐、李景峰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令我们难忘。一个简单的门牌号，一个老旧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