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中筠

高山流水半世谊

◎ 资中筠

我一直连名带姓唤她的本名冯钟璞，不过现在她以宗璞闻于世。

我们相识在1948年，那时，我转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与她同班。女同学都住在唯一的女生宿舍——静斋，我刚好与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芬分在同一房间。宗璞与她不但是世交，而且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所以经常来我们宿舍找她。记不起何月何日，宗璞来宿舍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大半都是谈读过的书，古今中外，各抒己见，从中国古典诗文、小说到外国文学，把自以为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都尽情倾吐。

我们越谈越投机，相知恨晚，那年我18岁，她20岁，是为订交之始。

记忆中，我有一次与宗璞的畅游。那是相约到龙潭湖划船，那时的龙潭湖还属于比较荒凉的郊区，在我们看来算是郊游了。

挨饿的时期，我曾到她在城里迺兹府的临时住宅吃饭，她请我吃炒白菜，我觉得美味无比。后来有一次，大约是1963年，供应开始好转时，她约我吃螃蟹、赏菊（家里的盆菊），可能还有酒，风雅了一番。这大约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

十年浩劫中，我们完全断了来往，音讯隔绝。我全家下放干校，宗璞在此期间大病一场，动大手术，后来结婚，这些我都是之后才听说的。我在干校时与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联系。宗璞结婚这样的大事我还是在恢复探望父母后首先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说，有一天宗璞忽然来访，向她报告这一喜讯。

我记不清劫后第一次与宗璞重逢是何情景，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非常自然地续上了过去的交往，相隔十年，宛如昨日。她也没有多谈“文革”中的苦难，只告诉了我生病的经过。

她只长我两岁，在同班同学中并不是年龄最大的，但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比较稳重，有长姐之风。她的家教是不在背后议论人是非，所以那时女同学之间叽叽喳喳的闲话她基本不参与，一些同学间的小龃龉、小矛盾也很少有她的份。她对人一般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好恶还是很分明的，对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她成名后，在文艺圈内也比较超脱于各种人事矛盾，只在她的“风庐”中做着自己的事。

近二十年，我与宗璞虽然又接上了关系，但是各自属于不同的“界”，工作上从无交集，连在社科院大楼里都从未巧遇过。她住城西，我住城东，共居北京城，难得聚首。后来宗璞体力日衰，互访就成单向访问了，不过音讯与精神总是相通的。现在我们主要靠电话交谈。

自从1952年各奔东西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真正促膝谈心的时间可能一年不到一次。我们之间很少有物质上的相互馈赠，我到医院去探病也常是空手去的，我们可以称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

只有一点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她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而且常发表意见；我的专业著作她基本不看。

在我较多地写随笔文章时，她目力已不济，先少量浏览，后靠听读，便更难多读，读了也不大发表意见，只是加以抽象的鼓励，还说“你本事比我大”。这是我应引以为戒的。

回首在神州大陆上所发生的风云、劫难，自己在其中经历的精神迷失和扭曲，见证了多少亲人、朋友的误解和反目。

我庆幸没有和宗璞共同在一个单位经历这一切，得以保持这淡如水之交，留下的只有高山流水的回响。

（摘自《不尽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