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

这个文题看起来有些“玄虚”。何谓“南东西北”？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卷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

宗璞是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其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等。

那年春节，我去给宗璞拜年。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不尚“家长里短”的闲聊，我与宗璞自然谈起她的《野葫芦引》。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爆发后，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丰厚的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读宗璞的文字如读《红楼梦》，语言优雅蕴藉，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文趣、一种独特的风格。

說起来，宗璞的创作着实不易。在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作了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的女儿冯珏给我来电话，说“妈妈住院了”，我赶忙去探望。宗璞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在问候中得知，最近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升高，头晕。是呀，《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都已面世，只剩最后一部《北归记》尚未完成，她着急呀。我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我说：“从长计议吧，现在少写点儿，是为了以后多写点儿。”听了这话，宗璞笑了，我也笑了。我的笑是自己班门弄斧，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在大哲学家的女儿面前“卖弄”起哲理来了。后来，宗璞在用药问题上遇到困难，我又和铁凝主席一起去找医院商量，请求给予照顾。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在格子里爬起来，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又是一年春节，我又去给宗璞拜年。这时她已经搬离住了六十年的“三松堂”老宅，住到昌平的一个新建小区。宗璞告诉我，老宅已交给北京大学，作为“冯友兰故居”，准备修缮后供人参观。宗璞坐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我，是在努力辨认。我知其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0.3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我挪过去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向她问安。

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部是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的。看着她慈祥的面容和面前茶几上摆着的放大镜，不由心生敬意。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在写小说。与那些被市场牵引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草率急就文字相比较，一个如同陈酿的美酒，一个如同勾兑的汽水，文野高低自见分明。

面对宗璞，我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双目失明，身体瘫痪，却在病床上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想起了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病魔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她却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十四本著作，其中自传体的《我的人生故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的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史铁生是一个，还可以举出若干其他作家。

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选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8月13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