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颖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引发各种争论的背景下，文章通过对1995-2013年间江苏省的统计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一般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反向关系，而人均生产总值与碳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长期关系。从而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并通过调整开放结构来实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大化，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碳排放强度 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10-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向纵深发展，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也愈演愈烈。在当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有了更深刻认识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引发了尤其热烈的讨论。其中，气候变化作为当今全球环境保护所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关系到今后地球生态能否可持续发展而备受瞩目。

而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国际上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尽管先前已作出到2020年为止单位GDP碳排放（GDP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至45%的承诺，但要实现却实非易事。然而，无论是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出发点去承担应尽的大国责任，还是以维护健康良好的内部生态为出发点去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碳排放都应当是我国未来发展规划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证，早期影响最为广泛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环境会持续恶化，而当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环境却自发呈现出稳定改善的趋势，于是得出了经济增长后期自然伴随着环境改善的结论。但后来各种实证分析显示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与该理论不相吻合的状况，说明仅仅靠经济增长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处理好环境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寻找影响碳排放量的各种因素以期获得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缔造了无数“经济奇迹”，其中“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它还在推动我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直接称FDI）流入中国并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对我国的环境产生过负面影响呢？这是关乎我国未来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而江苏省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其所引进的FDI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看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不妨就聚焦于此，并通过对江苏省实际状况的梳理分析来探究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一般性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起初，关于FDI与环境关系的争议主要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展开。Baumol和Oates（1998）的理论分析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则污染密集型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发展中国家就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避难所。但该假说却并未获得实证方面完全的支持，如Colin Kirkpatrick和Kenichi Shimamoto（2008）利用日本五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就与其不相符。并且相反地，流入日本的FDI似乎反而是被日本透明和稳定的环境管制政策所吸引。而根据Matthew A. Cole等（2006）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模型，FDI影响环境政策的能力还取决于当地政府腐败的程度，越腐败的政府管理下FDI能促成越宽松的环境管制政策，从而越有可能成为污染避难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FDI对环境是有利的。Letehumanan和Kodamat（2000），Eskeland和Harrison（2002）的研究指出，FDI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引进也会提高东道国的环境福利。与内资企业相比，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因而FDI会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治污技术。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FDI和环境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吴玉鸣（2007）认为FDI恶化了我国的环境。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2008）利用我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FDI和出口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而进口可以减轻环境污染。许士春、何正霞（2007）的数据研究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杨万平、袁晓玲（2008）建立VAR模型研究贸易、FDI对我国环境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FDI和进口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而出口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影响因素。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认可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中国的环境产生影响，但由于实证检验时使用的模型、数据或具体方法有所区别，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从统计结果看来，支持FDI的流入会加重我国环境污染论断的还是占多数。

三、基本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在分析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时，并不是简单地运用FDI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因为碳排放不仅与FDI相关，同时还与其他重要变量有关，如果忽略这些变量而直接进行简单的一元回归，就很可能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设定错误从而得出错误结论。上文已经提到过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笔者结合该理论初步构造出如下模型：

TQDt=a+β1FDIt+β2GDPt+β3GDPt2+εt （1）

出于平滑时间序列以及消除异方差的考虑，采用给变量取对数的形式。此时出现一个问题，即GDP序列与其平方项序列变成完全线性相关的关系，为了保证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后续处理的有效性，我们选择只保留lnGDP的序列。调整之后的模型如下：

InTQDt=a+β1InFDIt+β2InGDPt+εt （2）

其中，a为常数项，εt为随机误差项。

TQDt为第t年江苏省的实际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等于总的碳排放量与对应年份实际年生产总值之比。而具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国际惯例，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方法估计所得。步骤如下，先按照热值关系将各种主要能源按标准煤表示出消耗量，再分别乘以对应的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得到实际碳排放量，最后加总即得江苏省全部能源的碳排放总量。

FDIt为第t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β1衡量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GDPt是第t年江苏省的人均年生产总值，即经1978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江苏省实际年生产总值与对应年份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β2、β3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及趋势。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有少量缺失则参照《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省相应部分。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回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笔者首先对各变量所对应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具备平稳性特征。单位根检验的过程按照有无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可分为三类，即方程中仅含有常数项；方程中既有常数项又有时间趋势项；两者皆无。根据变量序列的折线图分别选择检测方程的类型，得到如下表所示的检验结果：

该结果表明，1995-2013年江苏省的碳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及人均实际年生产总值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即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在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可以看到p值都小于0.01，即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得到序列平稳的结果。也就是说，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满足构造协整模型的必要条件。

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以lnTQD为因变量，lnFDI、lnGDP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可以认为以江苏省数据表示的碳排放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利用OLS可以得到如下的估计模型：

lnTQD=0.9900-0.0003*lnFDI+0.0095*lnGDP

（15.1559） （-4.9220） （0.4399）

P（F-statistic）=0.00004，R-squared=0.7177，Adjusted R-squared

=0.6824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lnFDI的系数为-0.000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并且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时，碳排放强度就会降低0.03%。lnGDP的回归系数为0.0095，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对数形式下模型中缺少GDP的平方项有关，此时人均年生产总值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能得到充分解释。

3.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进一步确认变量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的碳排放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序列进行分析。滞后期选为1期，结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0.0117小于0.05，此时拒绝原假设，可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碳排放强度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对江苏省1995-2013年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得到的结果，FDI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并且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时，碳排放强度就会降低0.03%。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轻江苏省碳排放压力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理论不相符。其实FDI在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不仅仅只是资金的流入，与此同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流程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也是导致碳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的原因之一。而相反地，人均GDP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这在某种意义上反驳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关于环境会随着经济增长实现自我修复的说法。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到底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若存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究竟如何，这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对外开放仍然是新时期我国必须坚持的重要国策。而对于像江苏这样的沿海区域经济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下一步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调整和完善对外开放结构，具体到引进外资方面，就是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程度地开发出来，为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低碳环保和可持续性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Colin Kirkpatrick，Kenichi Shimamoto.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pplied Economics，2008

[2] Eskeland G.and A.Harrison.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s？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

[3] Matthew A.Cole，Robert J.R.Elliott.FDI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Dirty”Sectors： A Missing Pie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Puzzl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

[4] 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世界经济研究，2006（6）

[5] 刘燕，潘杨，陈刚.经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8）

[6] 吴玉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地理，2007（1）

[7] 许士春，何正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检验——来自1990-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经济体制改革，2007（7）

[8] 温怀德，刘渝琳，温怀玉.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3）

[9] 杨万平，袁晓玲.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时间序列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82-2006.世界经济研究，2008（12）

[10]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经济研究，2010（8）

[11] 周葵，戴小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

（作者单位：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南京 210009）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