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 2015年6月3日

采访地点 徐冰工作室

采访人 章燕紫

编辑 张文志

章燕紫（以下简称“章”）：现在整个学院都沉浸在毕业的氛围，也谈谈您当年毕业是什么状态吧？

徐冰（以下简称“徐”）：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有点特殊，我们走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悲壮的感觉，因为好像是文化部让我们提前毕业了。但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当时是唯一留下在美院做教学岗的。毕业当时的情况已经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跟老师告别，踌躇满志什么的，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吧。

章：您看到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您觉得现在90后毕业的学生跟您那会儿相比变化大吗？他们在毕业的时候。

徐：当然有变化了。现在的90后学生跟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是变化比较大的，但年轻人稚嫩的部分其实都差不多。表面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比较被动，因为全是由国家安排的，你读什么专业，毕业后去哪儿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主动性就不如现在的年轻人强。现在年轻人其实特别需要一种选择性，现在社会的选择多了，因为空间和机遇的不同，也决定了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的问题就是不会选择，就是听天由命，给你放在哪儿，然后它的现实条件就是你使用的条件。

章：您做了好几届的“千里之行”，都是与毕业展有关的，遇到这么多的毕业生，看到形形色色各种不同面貌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您对现在的学生有怎样的看法？

徐：现在的年轻人，我感觉他们比过去几代人在信息接收和接触事物的广泛性以及思维的开阔程度上，都要丰富和广泛，这是他们的优点。从“千里之行”以及“未来展”对他们作品的接触来看，我能感受到年轻人本身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以及他们希望尝试新事物的热情，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是和这个时代的有意思空间的不确定性紧密关联在一起。

但从“千里之行”我也能感觉到，专业教育具体到每一个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制约性，其实从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了。一方面，

老师教给了学生知识、艺术的技法，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受到老师的限制，这在很多作品中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教育中的问题。

其实我早就说过，东西方教育各有所长，各有利弊。总的来说，冷战以后东西方教育的思路是割断了的，西方艺术教畜皋本是按照西方当代艺术史写作脉络展开的，因为当代代术的线索在变化，他们的教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