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禹九

为《中国青年》确定办刊方针

胡耀邦是1952年8月来团中央主持工作的。他一到团中央，就抓报刊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青年》办刊方针问题上，团中央曾有过一些争论：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认为应为广大青年服务，指导和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切身问题，文章宜通俗短小，便于阅读。建国初期，特别是1951年《中国青年》改为双周刊后，就是这样办的。另一种意见则是强调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权威性，认为青年的切身问题固然要谈，更重要的是应针对青年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思想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要讲究文章质量。为此，1953年，团中央就这两种意见进行过一次讨论，最后由蒋南翔书记作总结。南翔同志肯定了后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青年》应“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的《中国青年》除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针对青年的思想进行一系列宣传外，还发表了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这样理论性很强的论文。1952年，编辑科科长吴佩纶同志调离《中国青年》前，总结编辑工作，他把“紧跟两头（即中央和青年）”作为贯彻办刊方针的最重要的编辑思想和工作经验。

蒋南翔对《中国青年》编辑方针的确定，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发行量由原来的15万份上升到30万份，很快60万份、120万份地成倍增长。尽管如此，一些人对编辑方针仍犹疑不定。特别是1952年团中央更换领导班子后，一些新来的领导，例如当时的宣传部长项南，就正式提出“改进《中国青年》工作”的书面建议，希望恢复到原来“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面貌。当时，编辑部的一些同志为此曾一度苦闷，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首先站出来讲话的是胡耀邦。我记得在一次谈话里，针对那些主张《中国青年》要多谈包括如何烧菜做饭、设计服装、旅行照相等的见解，耀邦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应该具有思想的权威。首先要求每期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他认为，“《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抓那个时期的思潮”。

此后，耀邦同志又多次提出，《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