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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的性别书写

2015-11-05梁小娟

江汉论坛 2015年4期
关键词:症候自我认同

梁小娟

摘要:近30年女性成长叙事从妻子、母亲等视角展现了女性寻求性别角色的自我认同的努力与困境。在成长过程中,女性在妻子、母亲、女人三重角色间摇摆,表明女性成长的艰难与主体建构的困厄。在文本写作中,作家试图从爱情婚姻、物质欲望、女性自我三个维度来寄托女性精神突围的热望。本文借用“症候”这一术语深入挖掘女性成长叙事背后的创作动因与叙述盲区,分析女性成长小说超越性别存在的价值和理论意义,结合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表述来思考两性关系的重建。

关键词:性别表述;自我认同;女性成长小说;症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4-0076-04

弗洛伊德曾用“症候”来指代在疾病状态下病人的感受,并强调:“一个症候的意义由两个要点构成:它的‘来处和‘去处或‘为何目的——即,症候所由产生的经验和印象。及其所欲达到的意图。因而症候的‘来处可分解为各种来自外界的印象,这些印象必然曾经是意识的,后来可能由于遗忘而成为无意识的了。然而,症候的‘去处,即它的目的,则总是一个内心心理过程,它起初也许是意识的,但同样很可能从未是意识的而始终处于无意识状态。”借用“症候”这一术语来分析女性成长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深入挖掘女性成长叙事背后的创作动因与叙述盲区,分析女性成长小说超越性别存在的价值和理论意义,结合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表述来思考两性关系的重建,为改变女性的现实、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是本文着力论述的重点。

对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进行症候式分析,“父权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概念。对于父权制,里奇曾指出:“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也就是说,父权制是帮助男性压制女性的性别权力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父权制派给女性的角色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妻子、母亲、儿媳妇等传统角色要求女性恪守“三从四德”之类的妇道,为夫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侍奉丈夫、孝敬公婆,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丧失自我。男权中心文化给女性分配的妻子、母亲、媳妇角色,是以男性角色为前提,作为丈夫、儿子、公婆这些称谓的对应项而存在的。在这些关系中,女人什么都是,唯独不是一个“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方面试图逃离传统男权为女性设定的性别角色,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从心理上回归到传统女性角色上来。这一矛盾贯穿了女性成长过程的始终,女性在妻子、母亲、女人三重角色间摇摆,表明女性成长的艰难与主体建构的困厄。

一、性别角色与成长困厄

徐坤在小说《从此越来越明亮》中说:“女人没有自己的坐标系。……我们似乎只能在铺天盖地的男性坐标中来确立自己,那么用男性来确定比附我们的位置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了。”传统的男权文化将女性局限在为人妻、为人母的位置上,并炮制出一系列体制与制度来保障男性的霸权地位。“男性的东西绝对化为客观的和实质的权威标准,也就是说,不仅属于男性的经验性既定事实,而且来自男性的、为了男性而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要求,都成为超性别的绝对,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女性很难摆脱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宿命。遵从男权法则,等待女性的命运是主体的全面沦陷;反抗男权法则,女性又无法完全挣脱自身对男权文化的依恋,只能在妻性、母性、女性自身三者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尴尬而艰难地成长。

女性性别角色的尴尬首先表现在妻性与自我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张洁的《无字》、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乔叶的《失语症》、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中的女主人公都可看作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结合体。在《桑烟为谁升起》中,小说叙事者“我”虚构了一个知识女性萧芒在爱情与婚姻中成长的故事,其中涉及“压抑”、“情结”、“淑女”、“理想女性”、“身体”、“死亡”、“寻找”等关键词。小说中的萧芒是一个典型的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古典淑女,一个睿智且为爱迷失了本性的女人,心甘情愿处于被男性奴役的地位。萧芒从青春期至婚后,恪守淑女情结,厌恶性爱。导致丈夫移情别恋。丈夫的意外死亡虽将萧芒从性爱分离的婚姻困境中解脱出来,但又将她置入了另一重生存困境:因失去丈夫心灵无所寄托。为摆脱困境,萧芒开始正视现实,先后与前拳击冠军、记者、海归博士、当刑警的大男孩约会,在大男孩那里她感受到了两情相悦带来的身体快乐。最后萧芒选择了“无知无觉”的死亡,以此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一个完美而又完整的句号。萧芒具备男性对理想女性预设的古典、优雅、忠贞、单纯、柔弱等种种女性气质,她也是主动按照男权文化来塑造自我。但结局是,萧芒无论是扮演圣洁的“贞女”还是放荡的“浪女”,都摆脱不了被男性抛弃的命运。萧芒的进退维艰实际上是对女性性别角色困境的艺术化呈现。萧芒将理想爱情奉为毕生的情感追求,将爱情理想化、自我他者化,是她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理想女性无路可走,现实女性更是无以为家,萧芒最终面对的结局只有死亡。而“我”对萧芒的职业、女性气质、恋爱婚姻、死亡的设定,最终都传达出“我”也只不过是男权文化代言人的尴尬角色而已。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没有名字的身体》中的“我”,对自我性别的认同方式与萧芒一样,主动扮演传统女性角色,接受男权文化的规训,因而在成长过程中迷失了本性。《无字》中的吴为,虽然成长于新中国,经济上、人格上看似独立,但吴为在婚姻中对理想男性全身心的膜拜,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婚恋中扮演的角色与祖母、母亲并无二致,婚姻的惨败驱使她对男性进行血泪控诉。《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的毛榛,因过于专注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丈夫的情感需求,曾经患难与共的夫妻最终分道扬镳。离婚后毛榛才慢慢领悟到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自我实现与妻子角色间的矛盾,在痛苦的失败后完成成长蜕变。《失语症》中的尤优虽厌恶权力场对婚姻生活的无孔不入。但丈夫出车祸后她主动去适应甚至迎合官太太这一角色,自觉按照权力场的法则对自己实行驯顺,个体的精神世界处于深刻的混乱之中。面对自我的混乱,尤优内心不断挣扎与抗拒,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官场中居于客体地位的真实处境,尤优内心情感的起伏变化正是她与日俱增的女性意识觉醒与成长的过程。

“可以说,女性在确立新的自我形象方面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现存的完全可取的女性特征或长处,就如在异化了的人类社会很少或几乎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性一样,现实生活中衡量男女楷模的标准的界定往往都渗透了男权文化精神”。萧芒以“交织了希望与绝望的声音”表达“愿意做一个好女人”的意愿,这本身就传达出这一意愿的虚妄性。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坏女人?好与坏的标准如何界定、如何划分?萧芒、吴为、尤优、毛榛等女性找不到答案,作家同样也无法找到答案。对女人何以为“女人”这一问题的追问,是女性主义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也是女性无法确认自身特质、对自身性别产生困惑的表征。

母性与自我之间的激烈矛盾是女性性别角色的第二重困厄。在传统家庭秩序中,“子”是“父”的生命与种族血脉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也强调“子”对“父”的承续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因而,男权文化采用推崇“母性”、赞颂“母亲”的策略来迫使女性乖乖就范。心甘情愿接受“母亲”崇高的文化意义并竭力扮演好这一角色。波伏娃很早就洞悉了“母性”神话的虚妄:“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么说,反正‘本能这个词对人类不适用。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在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等待黄昏》中的“我”、《大浴女》中的章芜、《羽蛇》中的若木、《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曼等女性都不愿接受母亲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责任,而是在自我实现与母亲角色之间展开剧烈的冲突,鲜明地体现了对母性这一传统角色的反叛。

女性“既为‘传统规定,又为‘当下所塑造,既要履行‘社会角色赋予的职责,又要体现‘性别角色的内涵”这一尴尬的处境,使得女性的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导致女性身体与灵魂相互背叛,无法获得生存的根基与主体的建构。将母亲、妻子角色与女性自身绝对对立化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亲情的割裂与情感的荒芜。实际上,“真正完整的女性(广义)应该是母性一妻性一纯粹女性三位一体的存在。在女性自我独立的前提下,女性仍应承担起为妻为母的职责;反过来,母性和妻性补充和丰富着女性自我,确证和支持着女性独立”。

二、性别表述与精神突围

爱情于女性而言,既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又是性别意识自觉的过程。让女性在爱的话语中成长,在追寻理想爱情的过程中重构性别文化,凸显潜在的性别文化冲突是女性成长书写的一个重要策略。波伏娃曾指出女性在对待爱情上与男性存在迥异的态度:男人在恋爱时“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依旧是主权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价值;……相反,对女人来说,爱就是为主人放弃一切”。女性往往将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为了爱可以迷失、忘却自我。《双鱼星座》中的卜零,是一个“一生只幻想着爱和被爱”的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不懈地寻找理想的爱情,并且甘愿为自己营造的幻象去死。但现实迫使她只能放弃对男人、对爱情的幻想。与卜零一样,《无字》、《大校的女儿》、《所以》、《私人生活》、《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水与火的缠绵》、《小姐你早》、《鱼与它的自行车》、《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青狐》、《何咪儿寻爱记》、《说完了的故事》等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同样经历了爱情、婚姻梦想破灭的过程。在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文本中,女性的成长过程往往伴随对理想爱情与幸福婚姻的解构,这一解构既是对井然有序的性别秩序的反抗,又是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与呈现过程。在这类成长文本中,不再有“理想的男子汉”,不再有“伟岸的大丈夫”,理想爱情的圣洁光环不复存在,爱情与婚姻被解构为一种虚妄或者谎言,女性不再迷信爱情与婚姻,男性所表征的文化秩序与性别权力也被一一瓦解。

解构爱情婚姻神话,让物质欲望与身体粉墨登场,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实现精神突围所采取的文化策略。售楼小姐商晓燕(《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虽与已婚男人柯智雄爱得死去活来,但仍能全身而退,因为她坚信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女人必须靠自己才能活得自我并且活出自我,但这个自我是必须要靠金钱来打底的。在她眼里,婚姻与情感完全是两码事,婚姻必须遵循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丽人公寓》中的宝宝早在19岁时就清醒意识到恋爱应该和婚姻分开来。宝宝抵挡不住安迪的物质攻势,从高档时装到劳力士金表再到公寓套房,一步步地向安迪设置好的人生“沦陷”。宝宝用自己的身体来回报安迪的物质付出,安迪的死让宝宝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靠物质来衡量的,包括她与安迪间自欺欺人的爱情。在安迪眼里,她也只不过是多花钱就可以消费得到的物品而已。《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沉溺于现代化的都市欲望而不可自拔,在毫无节制的身体消费、毒品、烟酒、摇滚与歇斯底里的伪狂欢中,将自己的生命意志消耗殆尽。《糖》中的“我”穿梭于酒吧、迪厅与男性之间,企图用性来解脱心灵的空虚与孤独。倪可这类女性貌似前卫解放,敢于打破传统的性桎梏,尽情挥霍身体与生命力,实际上内心却是空虚脆弱、不堪一击。身体解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灵魂的故乡却已坍塌成一片废墟。这类都市女性的成长看似生命与欲望得到张扬,但实质却是对自我主体的彻底抛弃与放逐。

都市女性的成长在标榜物质第一性的同时,又明确流露出物质欲望的苍白与虚妄,物质欲望终究是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焱玉》描写的就是一个纯情女子在爱情理想溃败后迅速成长为都市白领的转变过程。文本描写了焱玉由学生气非常浓郁的纯情女孩成长蜕变为冷傲而美丽的“奥菲斯小姐”的历程。被男人抛弃的心理阴影始终笼罩着焱玉,她接受不了男人的殷勤,但又无法抵挡性的诱惑,在堕落中体味放逐自我的乐趣。小说以焱玉的成长蜕变来表现“年轻的生命与社会性外部现实的初次碰撞”,展现女性对都市情感价值取向的叩问。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肯定身体与物质欲望而放逐情感与精神的书写,无疑是对女性主体性别身份的放逐,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体的自我建构。

当爱情婚姻、物质欲望与性爱体验都无法缓解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焦虑时,女性最后的出路只能是反求诸己,学会在孤独中体验自我的完满实现。在成长叙事中,孤独被当作一种自虐式的女性生存体验,在诸多文本如《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破开》、《角色累赘》、《一个人的战争》、《海市蜃楼》、《私人生活》中被反复书写。《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当中一个重要的词语就是“孤独”,孤独是每个个体都无法逃避的生存处境。孤独为女性静下心来反思自我、品味与咀嚼自我、追问人生的精神存在提供了可能。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独处的多米就反复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来自何处?又要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人生终极问题。《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最后是在浴室中体验个体生命意义上的孤独。陈染也曾指出:“孤独,其实是一种需要不断成长的能力,在通常的人群里,人们总是忙着聚拢成群,以便寻求对话者的慰藉,企图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人们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孤独的能力。有人总是强调,成年是交往的能力,这其实只说出了一半真理,因为至少适用的是,成年是孤独的能力。”孤独将女性成长指向自我的内在性生存。虽然有学者指出,女性的性别特征“就其本质而言,不需要同异性的关系”。但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完全封闭内在的自我,拒绝与社会、历史、现实、他人发生交集,只能使内在自我演化成为虚妄的存在,而越来越远离女性的自我解放。

女性在爱情婚姻、物质欲望、自我三个维度的精神突围,既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放逐男性、剔除性爱关系中源远流长的权力关系模式的实践,又是对女性在物质与性爱欲望中迷失自我的质询,更是女性摆脱男性假面、对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下主体性的发现与展示。女性成长文本在展示女性精神突围的同时,也流露出女性的主体精神无所归依后的茫然。现实的婚姻已然幻灭,物质追求又不能满足女性内心的爱欲。一时的身体放纵与性爱的高峰体验也无法成全女性的主体性,反求诸己只能是女性最后的出路。但这一出路又面临将女性的存在导向虚无的危险。那么,女性在成长梦醒之后情归何处?女性是否真的无法跨越二元对立的性别藩篱?这是女性成长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文本中,对母亲、妻子这类性别角色的拷问,是文本叙事突破男性言说对女性声音的遮蔽,矫正与反抗二元对立结构中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有效策略。女性的性别表述与精神突围并非是重新将男性置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而是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探寻男女两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文化策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理想的男女关系作了如下描述:“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这才应该是两性关系建构的目标与方向。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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