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佳楠，书评人、小说作者，198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品常见于《读品》《鲤》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译有《粉红色旅馆》。

一段很偶然的缘分决定了我的三年高中生涯。记得初三的时候得知自己要被保送到这里，父母提议做决定前要不先来学校对对眼缘。于是，我见了这所学校第一面——铁将军把门，所有的教学楼都灰头土脸。最要命的是我突然口渴，想喝一口水，父亲和我前三里后三里地寻找便利店，竟然没有，这在上海是极为罕见的。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我母亲说：“这里好，这里清净，适合读书。”

那时候有种很畸形的价值观，就是成绩是唯一重要的。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在高中是个成绩很不错的学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我都莫名其妙地成为全班同学的假想敌。

当然，做好学生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老师对自己的管束比较松，什么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我也不单纯把老师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我在他们身上窥探到了命运最初的模样。

我高一时的英语老师姓王，是个很俊朗的年轻人，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据说他非常了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原本在新华社广州分社做记者，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个教书梦，所以毅然辞职，来我们学校当英语老师。可他偏偏没有教书的天分，他上课时最常做的就是指着黑板上清晰的板书，用他流畅的美式发音把我们的耳朵迷得神魂颠倒，可是一旦我们开始问他语法的问题，他就显得特别窘迫。我们数他脑门上凝结的汗珠，一旦淌下三滴汗珠，他必然会说：“这个……呃……这个是靠语感的，多读读……多读读自然就行了。”

他知道自己的软肋，便开始以勤补拙。但可怕的是，他越用力，情况越糟糕，最糟糕的是，有一些本来我们一知半解的语法知识被他一讲，就连那半懂不懂的知识都失去了，当时我的英语成绩是年级数一数二的，因为他的缘故，我被迫在中午给同学们开起小灶，把他上课没讲清楚的东西再讲一遍。王老师大约觉得对不起我，便私下提出要帮助我“更上一层楼”，他说：“中国人学英语，‘听和‘读都没大问题，就是‘写和‘说的能力比较差，你的‘说还行，我来训练你的英语写作。”此后，他决定每周末给我出个题目，让我写篇小文章拿给他批改，我照做了，可这件事最后只维持了两个月便不了了之，因为每一次他的评语都淡而无味，无法给我任何激励，当我忍不住拿着文章要他给我分析分析，他又结巴了，脸涨得通红，当我看到他额头上淌下的第三滴汗珠时，我知道什么都问不到了。

随着我们毕业，他也离开了学校，听说他又回新华社当记者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便有了一位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没有教书天分的老师。

年级里有一位物理老师风情万种，她不是教我们班的，可全年级的男生都知道她，直到今天还记得她。她的名字很土气，似乎是两种很俗的花卉的组合，听起来像个村妇，可她的人出落得亭亭玉立，皮肤白皙、干净，身材很好，声音温柔似水。但凡她走过，走廊里把水杯打翻的，手里捧着的课本落了一地的，语无伦次的，呆若木鸡的，还有走着走着迎面撞上南墙的……不一而足。

我们原本都以为美丽如她，爱情应当一帆风顺，可好像不是的，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她已经是“剩女”了。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偶尔路过教师办公室，听见一位老教师在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她说：“那些有点钱的人都只是贪图我漂亮，不可靠的。”

我头一次知道有人会嫌别人贪图自己的美貌。

到高二的时候她嫁人了，对象是个很普通的国企职员，家境也普通，但听说他们两人之间很有默契，她上班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提起她的爱人：“我们小张说，男孩子最要紧的是有骨气，像你们现在遇到这么小的事情都畏畏缩缩怎么行？”我们女生还好，男孩子听了这话，真是嫉妒死那个艳福不浅的小张了。

去年，离高中毕业已过去将近8年，高中同学问我知不知道她的事情。我问怎么了。他说她的丈夫过世了，肝癌，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花了很多钱，人还是没保住。他去参加了她丈夫的追悼会，她还是很美，可是沧桑了许多，看到她的时候心里揪着疼。

“据说现在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只有一个要求，对方的家境要殷实。”我的同学说。

我才知道，原来人的命运如此不可预料，连这么美丽的人都不一定会被命运温柔地对待。

还有一位政教处的老师，是我上高三时候才调到我们学校任政教处主任的，没有教过我，他是我见过的学校里唯一自己出钱给自己印名片的老师。我高三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时，他找到我，要我给下一周的升旗仪式写篇稿子，然后恭敬地用双手把名片递给我，夸了我一通，跟我说去了复旦不要忘记他这个老师。我看到他的名片上有两个头衔：一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二是政教处主任。

反正我们都不喜欢他，本来政教主任管东管西，就很碍眼，而我们之所以尤其讨厌他，还在于他有个“地中海”发型。是“地中海”就算了，他还喜欢在头上戴一顶假发，让我们觉得他很做作，不够实事求是。他来我们班代过一次课，他一走进教室，班里的男生就大喊开电风扇，那时已经是深秋，寒意袭人，但满怀恶意的我们还是把电风扇开到最强一档，他也没说什么，我们哆嗦着撑到下课，他的假发还是稳若泰山。

吹不下他的假发，我们便更讨厌他。我们开始编造他的谣言，我们说他是为了钱来我们学校的，我们甚至说他为了来上海抛妻弃女，重新入赘了一户上海人家。这些我们胡编乱造的谣言起了效果，很多人都相信了，到头来反倒是制造谣言的我们弄不清楚真相了。

毕业四年后，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与我聊起他，说他又离婚了，这次找了个有钱的寡妇，还说他跳槽去了一所国际学校。我很奇怪，对他说，那些关于他为了钱来我们学校，以及他抛妻弃女入赘一户上海人家的谣言都是我编的。我同学惊愕了许久，然后很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不是啊，这都是真的啊，我父亲单位的同事是他前妻的亲戚，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啊！”

直至今天为止，我始终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究竟是何种巧妙的机缘。或许，是命运开的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