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如凡

论西川的生命观与其诗歌创作

◎莫如凡

1989年前后，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诗人“三剑客”。三个人三种风格，海子燃烧如火，骆一禾宽厚如山，而西川如水，覆舟载舟之间显示出他理智与激情并行的诗风。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热爱文学的青年不断地加入写诗的行列，但西川写诗，更像是诗歌对他的召唤。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西川曾用一个传说作为回答：在莫扎特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一个黑衣人向他索要音乐，莫扎特随即写下了《安魂曲》。西川认为，真正迫使人们写作的就是这个身份不明的黑衣人：“他代表着宇宙万物、历史、人类和我们个人身上那股盲目的力量，那股死亡和生长的力量，那股歌唱和沉默的力量。他遮住他的面孔，出现在我们身旁，搞得我们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为了安静下来，我们只有摊开稿纸。”也就是说，黑衣人象征着诗人写作内在的驱动力。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诗人才能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运行相互融合，才能领略到生命之美、人生之美、宇宙之美，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地。

因为抱有这样的创作观念，西川似乎从一开始就和其他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骆一禾评价西川说，由于接触英文，他几乎和朦胧诗关系不大，所以1986年新诗大展上的“西川体”，是他一个人独创的新起点。西川像圣徒一样，对诗歌怀有一颗敬畏的心，他擅长把对事物的激情隐藏在缓慢的节奏之中，同时也善于用长远的哲学眼光来关照诗歌的背景——不仅有如青年的浪漫幻想，还有老者般的聪明智慧。

本文主要探讨西川的生命观与他的诗歌创作。他最初如何从书本中认知生命，海子与骆一禾的去世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思考，继而又怎样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一、“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1989年以前）

上世纪80年代，写诗在青年中风行一时，然而西川对诗歌有一种异于旁人的执着。他说：“我当然记得我是怎样踏上诗歌写作这条道路的。尽管当初我并不知道全国有一百万青年同时在奋笔疾书，也不了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但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诗人。”因此，1985年西川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时，他没有像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那样选择出国，而是为了诗歌留在国内。

从西川当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虽然无意否认人的精神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他并不依赖这一过程”。成长的过程在西川眼里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道路，而是不断的自我否定与怀疑，这正是他观察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思维方式。所以西川在早期作品中通过对生死间悲欢的描述，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清醒认识与淡然宽容。

西川一开始提出“诗歌炼金术”，强调诗人集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一身，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总体认识。他的诗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骆一禾说：“西川被公认是目前最有成熟文体、技巧基本上无懈可击的一个诗人。”西川建立自己诗歌的方式是通过对语言进行诗性操作而达成的，他很少运用年轻诗人直抒胸臆的语言，而代之以智慧、沉着、平缓的叙述。句式回荡婉转，意象环环相扣，表明了诗人对语言良好的驾驭力。诗歌中那种参悟了人生和世界的智慧与达观，在柔和的句子间显示出内在的力度，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西川体”。

西川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就是这种“西川体”最好的例子。1985年夏天，西川到青海哈尔盖等地旅行，旅途中写下了这首诗：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诗中书写了他作为一个自城市中长大的孩子，身处高原仰望星空的新鲜、异样的感受。通过对天籁的谛听，对宇宙神秘感的体味，我们看到了诗人关注苍穹时特别的眼光。西川对天空的注视，不单是沉醉于她的美，而是能达到把个人的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人生境界。诗中的星空即宇宙，仰望星空便是领悟人与宇宙、与自然交会中最深的层次，强调超越现实，在更为终极的意义上反观日常。西川在诗中交错铺陈了个人层次的细小经验与自然层面的宏观思考，也结合了理性感悟同暗含象征的语言，使其灵活而富有张力。

此时西川的生命观念和诗歌立场是建立在对书本的认识上的：“由于我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长大，又渴望了解世界，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书本的世界是无限的，它不仅向我们提供场景、人物、情节、对话，它还迫使我们去寻找世界的本质。”

综上，我们基本了解了西川创作有关生命主题作品最初的心理动机。它不但是对现实有距离的批判，还是对现实意义有选择的放弃，希望通过诗歌再现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因此，西川的诗歌之路一开始就没有与当时流行的路数相重合。

二、“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1989—1993）

1989年，挚友海子和骆一禾的接连死亡改变了西川的生命观。三人在北大校园里因为诗歌而结交，朝夕相处无边的讨论让这些青年诗人迅速成长，这在西川的个人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因此，另外二人的突然死亡，在生活与诗歌的意义上对西川而言都非比寻常。

1990年2月，西川怀念海子时写道：他的死亡，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友情戛然而止对西川来说，一方面是失去了良师益友，可以彼此学习、争论甚至批评的伙伴，另一方面最亲近的朋友去世了，对西川来说也是情感上的强烈打击，令他对生死忽然有了相当深刻的感受。

三年之后，在迷茫中寻找的西川再次谈到海子和骆一禾的死，谈到这两位挚友对他人生和创作的深远影响：“他们深深触及到了我的‘内在的我’——他们死了，而我活着；我感到耻辱和负疚，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认识到魔鬼的存在，我认识到宿命的力量，我看到真理的悖论特征，我感到自己在面对事物时身处两难之中。”1990到1992年间，他分别写下了《命题十四行》、《为海子而作》、《为骆一禾而作》、《月亮》等与死亡有关的诗篇。在《为骆一禾而作》中，他谈论到抽象的死亡：

“死亡是你的真实，却叫我们大家/变得虚幻……是死亡给了你众多的名字。”

从死亡中，诗人意识到了生的概念——死亡分别了灵魂与肉体，站在活着的人的角度上说，生活被他人的死亡打断了。死亡的意义于活人而言，是一个人加在精神上的记忆过程，死亡作为一个事实，永远留在了活人的记忆之中。

文学家的情感是细腻的，他们往往比常人更能从经历中得到深刻的感悟，那就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艺术。1989年，让西川对于生死的观念从书本转移到了现实。他开始书写现实中的死亡，同时也和死亡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开始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验的诗歌意象中，在精神的书写上走出自己的道路。

三、“我忐忑不安，猜想那迎面走来的就是我的命运。”（1993年之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川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诗集《虚构的家谱》和《大意如此》出版。此时，西川的短诗创作数量骤减，长诗领域却有不少佳作，如《近景与远景》（1992—1994）、《芳名》（1994）、《厄运》（1995—1996）等。长诗的写作说明了诗人对某一问题长期而深刻的思考，不仅是宽度的拓展，更是深度的挖掘与体察。这时，西川主动远离、避开生死主题的探讨，但人们对诗的态度又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自90年代始，海子越来越热烈地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对他自杀原因的传言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最极端的人甚至说他是“殉诗”而死。他的诗人神话，一半由他的诗歌造就，一半由他的死亡完成。于此，西川不得不撰写了《死亡后记》一文，发表在《诗探索》“关于海子”专栏上。西川指出：“尽管人们对海子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西川以此澄清海子的死亡，将他从神话中解救出来，并力图还原他的诗歌。

也是在同一时间段，西川对生命审视的视角从个体转向集体。如《近景与远景》，诗人化为“鸟”的身份，叙述了“我”的精神成长经历。这是个人与民族历史的双线叙事，展现了个体的人和集体民族之间无法解释的矛盾宿命。

依循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在长诗《厄运》（1995—1996）中对写诗这一行为的发问了。通过《厄运》，作者展现了一段无法预料的人生，他试图表明“我”的一生看似有着无可置疑的生活逻辑，但最终却走往相反的方向，厄运如骗局一般砸向了一个普通的人。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存感受的反映，还是对民族集体生活困境悲悯式的书写，是人类共有的对生存经验的表达与证明。无数的个体在命运的掌控之下，表面殊途，实则同归。写作之初，西川注重的是对生命意识的体验，他没有人云亦云地假扮告别历史的人，而是有意疏远历史，却又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对历史的批驳。进入中年后的西川则有意识地衔接中国的诗学传统，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更为博大的胸怀。

总而言之，海子、骆一禾的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川的人生观，这一转变同时与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矛盾与调和。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川向长诗创作的转向，不但试图揭示个人生存的秘密，同时也揭露出集体生存的荒诞，向历史之河质问生命的意义。或许这些诗歌实验让他最终认识到，复杂的命运其实有着一个极为平常的道理：人们并不真正拥有什么，人们只能“活在当下”。

【注释】

[1] 西川.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A].大意如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267页.

[2] 参见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3] 西川.关于《母亲时代的洪水》[A].让蒙面人说话[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225页.

[4] 程光炜.西川论[J].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5] 骆一禾.致阎月君[A].海子、骆一禾作品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第296页.

[6] 西川.大意如此·序[A].大意如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2页.

[7] 西川.怀念（之一）[A].海子、骆一禾作品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第158页.

[8] 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A].中国诗选[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第337页.

[9] 西川.死亡后记[A].诗探索[M].1994，第3辑.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

青年批评家

主持人语：一次，当我谈起蔡丽近期写雷平阳的评论文章很棒时，同桌一位朋友马上插话，很严肃地说，蔡丽可是个真博士。这乍听起来很滑稽，却道出了蔡丽作为批评家学养上的深厚——在假博士横行的时代，一个真字，是对一位寒窗数十余载的、有才情的博士最大的肯定。

蔡丽原籍四川，有着四川人泼辣的一面，做事风风火火，虽然远嫁云南，但未被温吞的云南慢性格同化，这用批评的行话来说是批评家的主体性很强大。蔡丽的批评呈现出感性直觉和理论阐释很好地结合的风貌，这和她真博士的学养和性情中人也是相得益彰的。

蔡丽早年是做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但让我甚为佩服的是，她的批评观却很中正，这是我愿意与之交往的主要原因——我本人对过左的文学观是讨厌的。近年来，她主要精力花费在云南诗歌的研究上，撰写了包括于坚、海男、雷平阳等在内的多位诗人的研究文章，很好地挖掘了云南诗人的写作特色。同时，她在《云南大学报》上开设“云南作家专刊”栏目，对云南的小说写作开展个案分析。

现在，对云南批评家的批评声是很多的，其中一股声音就是说云南的批评家不关注云南的创作，这对，也不对。没有那一个批评家是专门为那一个群体或地域做批评的，但一个地域的文学要想良好地发展起来，批评家和作家的良性互动是必要的，那么，蔡丽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这些研究，还未引起更多的重视，但涓涓细流，终会汇聚成海，形成对云南文学发展的良性因子。

希望在蔡丽，还有很多年轻批评家身上，看到云南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成长的喜人发展。（周明全）

蔡丽，女，汉族，1976年出生于四川。在西南师范大学获本科，硕士，在苏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6年7月起执教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云南文学的研究、批评。出版学术著作《鲁迅研究的四维审视》（合著），专著《传统 、政治与文学》，在《当代作家评论》、《甘肃社会科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