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项工作是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的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更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他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工作组时，其中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59年7月20日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4月改称文史资料委员会），由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由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薄、申伯纯、顾颉刚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由王伯祥、王家桢、刘大年、叶景莘、邓哲熙等40人组成。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也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

政协委员和各方面的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到1959年年底，送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史料稿件已逾200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具有鲜明的政协特色和统战特色，按照历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指示和要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独特作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其特点就是“三亲”（亲历、亲见、亲闻）。

随着历届全国政协主席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不断重视，如今，文史资料工作早已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后起之秀”说的谁？

日常生活中，我们多用后起之秀来夸赞后来出现的或新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然而，谁是第一个被赞为“后起之秀”的人呢？

据《晋书·王忱传》，东晋大臣王忱（？-392）少年时就显露出才气。其舅舅范宁（约339-约401）是著名经学家，对王忱很器重，有著名文士拜访，他总让王忱到场接待。有一次，王忱去看望舅舅，遇到比他早出名的张玄。张玄很想与王忱谈谈，但因自己比王忱要大，就等着王忱先打招呼。不料王忱一言不发，张玄只得怏怏离去。

事后范宁责备王忱，王忱却说：“他要是真心想和我来往，完全可先找我谈。”范宁听了这话，反赞外甥：“卿风流逸望，真后来之秀。”王忱又回应说：“没有你这样的舅舅，哪有我这样的外甥。”后来范宁便告诉张玄，张玄就亲身去拜访王忱，行宾主之礼，毫不因在范宁家之事而尴尬。

而“后来之秀”也慢慢演变为“后起之秀”，表示新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文/徐娜）

“门神”到底有多少

“门神”原本是一种美术作品，贴在大门上辟邪正宅，这种风俗在我国源远流长。

周代的“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土地，是周天子及各诸侯的隆重典仪。祭门是在农历九月举行，正是收获的黄金季节，百官皆参与这个活动，因为秋收了，准备收藏过冬，必请门神来守护，而民间亦然。《礼记·祭法》载，天子立“五祀”，大夫立“二祀”，适士（即上士）“二祀”，庶人（老百姓）只“一祀”，其中都包括祀门。

但当时的门神，没有具体所指，也没有其神像。直到汉代以后，门神才有了姓名，即古代的勇士成庆。西汉广川王刘去生病时，便要画工在殿门上画短衣大裤、手执长剑的成庆像用来驱鬼（清·俞曲园《茶香室续钞》）。后来也有人画刺杀秦王的荆轲像。但能广为人所接受的门神，当属神荼、郁垒二神，南朝梁人宗檩的《荆楚岁时记》云：“岁旦，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汉代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这两位神仙是专管鬼怪的，故人们把他们的形象贴在门上，作为驱鬼辟邪的门神。

到了唐代，又多了两位门神，即秦叔宝、尉迟恭。“唐太宗不豫。寝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唐太宗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愿同尉迟恭戎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准奏，夜果无警。”

宋代的门神像，除了神荼、郁垒和秦叔宝、尉迟恭之外，还有仿照佛寺里四大天王的塑像，画而贴在门上。南宋绍定年间，宋理宗印发的门神像，变成了钟馗。

明清时的门神，就更多了，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赵公明、燃灯道人等等。除了这些威猛的武门神之外，还有文门神，穿朝服，戴乌纱帽，称为“五福临门”或者“纳福迎祥”。 （文/王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