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宝

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尤其是民国时期摄影史研究著述中，如《中国摄影史》（1840-1937和1937-1945两卷）、《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中国摄影艺术史》、《中国摄影史略》、《上海摄影史》等书籍多有提及一位无锡籍摄影家，他就是抗战前活跃在上海摄影界，解放后活跃在中国摄坛的一代沪上摄影名家——王劳生。

王劳生（1908-1961年），江苏无锡人，原名王学通，王劳生是其笔名。王劳生1908年2月5日生于无锡，居住在通汇桥西堍树巷里18号，1924年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同年考入复旦大学。他最为活跃和有影响的首个创作黄金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尤其是1935年至1937年间。1935年2月王劳生加入上海的黑白影社，同年参加了第三届黑白影展和1937年的第四届黑白影展。1936年他发起在无锡创办成立了当地最早的摄影社——雪浪影社，翌年元旦还组织了无锡最早的影展和编辑《华昌影刊》第18期“雪浪影展”特刊。无锡之外，他还活跃在当时的上海摄影界，在上海、无锡和杭州等地积极从事摄影创作、活动和理论、技术研究。当时国内知名的《东方杂志》、《良友画报》、《飞鹰》、《晨风》、《长虹》、《华昌影刊》、《旅行杂志》、《美术生活》、《柯达杂志》、《黑白影集》和《中国摄影》（民国时期出版的摄影杂志——编者注）等诸多综合性与摄影专业性杂志、画报画刊上经常有他的摄影作品、理论和技术文章发表。

作为我国老一代沪上摄影名家，王劳生有着丰富的摄影创作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摄影理论和技术素养。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无锡等地也相继沦陷，住宅毁于战火的王劳生中断了他第一个摄影黄金期，开始了举家逃难与颠沛流离的8年生活。初期避难武汉，1938年秋暂居香港九龙，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广州湾（今湛江港）步行至玉林，逃难桂林，1944年夏又经贵阳暂避难于重庆。在香港期间，王劳生开了间工艺品小店以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辛，他仍然不忘关注摄影并不时参加香港的影展等活动。彼时，为了筹集逃难至广东的船费，王劳生忍痛卖掉了他的徕卡（Leica）、康泰时（Contax，现译康泰克斯）相机。在桂林和重庆期间，王劳生为了维持生计开始经营邮票，并不经意间成为了当时业界颇有影响的邮商。

王劳生的第二个黄金创作时期是抗战胜利直至他去世前。抗战胜利后，他又重新拿起心仪的相机，赴四川峨眉山等地进行摄影创作，作品不仅发表在国内外有关摄影杂志及年鉴上，还拍摄出版了数套杭州西湖风景明信片。解放后，王劳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定居于浙江杭州（环城西路5号），1957年5月30日，他加入了中国摄影学会（今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为当时杭州市摄影学会的筹备委员和首届理事，分管学会研究工作，又参与了浙江省摄影学会的筹备工作。此期间王劳生业余时间继续从事摄影创作，作品多刊载于《人民画报》、《旅行杂志》、《旅行家》、《中国摄影艺术选集》等杂志或年鉴中。1959年《钱塘江上的帆船》入选第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961年《杭州保俶塔》入选全国第五届摄影艺术展览。1961年12月1日，王劳生不幸罹患败血症离世，时年53岁。

从目前笔者能够收集到的王劳生于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近百幅摄影作品及十数篇摄影理论、技术研究和游记散文等资料看，他的摄影创作探索及理论技术研究均各有所成，甚至可自成体系。

摄影实践丰富多彩

1940年，《良友》画报第150期制作纪念摄影术诞生100周年特刊，应杂志社“吾怎样开始学习摄影”专栏约稿，王劳生与当时沪上摄影名家郎静山、陈传霖、黄仲长、刘旭沧、邵卧云、胡君磊、陈民屏、刘体志、卢施福、聂光地等人撰文自述。王劳生因姓氏笔画少而位列第一，他在撰文中写道：

“我在小学时，图画一科，常列丁等，画笔不听我指挥，颜料对着我揶揄，真使我难堪，但是我对于绘画的爱好心，是非常热烈的，名人画册与画展，每使我神往不置，我自知是个低能的人，绘画的天才不容我占有半分，我为了艺术与我无缘而生怨望。

“有一天我用镜箱摄取风景，觉得所获结果尚含画意，经过几次试验，我发觉镜箱原是机械化的画笔，一面我参阅了好多种摄影书籍，暗中摸索，总算修完了摄影的普通学程，低能如我，虽不能握住画笔，却能运用镜箱，这并非是我的长处，正籍镜箱的精密机构，补偿我的愚拙而已。

“初学时，视入选国际沙龙及外国影展为难事，但后来均使我如愿，因此我认为摄影实不足居奇，是每个有心学习者都能享受而容易成就的一种艺术，不如绘画只供少数有天才者所独占。”

从目前个人能够收集到的资料统计，王劳生发表的摄影作品大致分成风景摄影、旅行摄影、纪实摄影、人像摄影、静物摄影和红外线摄影等几类。其中，风景摄影以太湖、杭州及西湖、峨眉山为主；旅行摄影以《旅行杂志》约稿的周边景点为主；纪实摄影以无锡、峨眉山等地风情为主；人像摄影以儿童为主；静物摄影以果蔬为主；红外线摄影也以拍摄风景为主。

风景作品是王劳生摄影实践的最重要题材，他发表在《东方画报》、《良友》、《飞鹰》、《晨风》、《长虹》、《华昌影刊》，《旅行杂志》、《美术生活》、《柯达杂志》、《中国摄影》、《黑白影集1935》、《黑白影集1936-37》等诸多刊物的照片主要是这类作品。而这其中反映最多的地域就是他的家乡无锡太湖——1936年《良友》画报第114期发表了王劳生对开一组共6张《云影波光话太湖》。王劳生定居杭州，杭州及西湖成为其风景摄影的主题，其中的两幅作品参加了1959年和1961年全国摄影艺术展。1961年，中国摄影学会编辑出版《中国摄影艺术选集》，其中刊载了王劳生的遗世之作《从葛岭看日出》。

旅行作品是笔者细分的类型，源于王劳生可能是《旅行杂志》的特邀摄影记者。他的大量旅行摄影作品及游记文章主要发表于全面抗战前这一时期的《旅行杂志》上，如1935年《旅行杂志》第9卷第10号上刊载的《琴川秋色》5张组照，1937年第11卷第4号上刊载的《江南春色》 4张组照，以及1951年第1期的《峨眉天下秀》5张组照。如前文所述，杭州西湖风景是王劳生持续多年的拍摄题材，他先后出版了杭州西湖的数组黑白、着色风景明信片。笔者发现，他的一些底稿上还翔实记录了作品拍摄过程中景物的名称、时间、地点，拍摄时的光圈、速度以及滤镜加设等技术参数。

纪实作品是王劳生后续开始注重的题材。代表作品包括他在1937年第四届黑白影展中的《陇上者言》，同年《华昌影刊》第18期“雪浪影展”特刊上发表的《售篮为生》，同年《旅行杂志》第11卷第7号上的《柳荫小憩》等，这些作品表现了王劳生在纪实摄影方面的探索。其在为特刊撰写的《写在雪浪影展之前》的一文中，有一段后来研究摄影史学者多有提及和最为关注的文字：“至于作品的题材，我们自知对于自然界的习作太多，而于高唱‘国防艺术的今日，我们所做到的，实在太少了。以后应当在这一点上自励而努力。”还说“我观乎这次观众的拥挤（在无锡展出三天，观众有五千人以上），深知摄影艺术实为大众的艺术，又可说深入民间的艺术……”王劳生的“国防艺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国防摄影”，但他能站在旨在反映抗战的“国防艺术”的高度，来检验他们展出的摄影作品，表明了一个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

人像摄影、静物摄影和红外线摄影也是王劳生尝试的摄影类型。1936年，他在《飞鹰》杂志第6期发表了单幅儿童人像，第31期发表儿童人像组照，1946年他在《中国摄影》第18期又发表了他创作的儿童人像作品；1936年，《飞鹰》杂志第4期和第7期分别发表了他的《静物》与《菜》两幅作品，1946年他在《中国摄影》第4期上又发表了静物摄影作品《秋果纷陈》。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开始尝试赤外线（红外线）摄影时，王劳生也率先试水，并在1937年的《良友》画报第129期上发表了一组5张赤外线（红外线）摄影作品。

王劳生不仅活跃在中国影坛，还积极走向国际，目前笔者已经收集到了他刊载于《美国摄影年鉴》及《美国摄影》月刊上的部分风景摄影作品。其中，1938年出版的第52卷《美国摄影年鉴》第136页收录以Wang Lao-sun笔名（早期名Lawson Wang，因与国外一摄影家重名，遂改用汉字拼音笔名）发表的一幅《山中云树》（Bright Cloudand Dark Pine）；1950年8月出版的《美国摄影》月刊第21至25页发表了王劳生一组5张的四川峨眉山风景摄影作品《孤松》（《A Solitary Pine》）、《中国画派》（《APattern of Chinese Painting》）、《林雾》（《Mistin Forest》）、《中国景色>（《A ChineseLandscape》）、《穿林而过》（《Throughthe Forest》）。

理论研究技艺兼顾

丰富的摄影创作经验为王劳生的摄影理论与技术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践来源，同时其摄影创作又得益于他对摄影技术的充分掌握和对摄影的深入理解。

摄影艺术理论方面1936年至1937年间王劳生先后发表了《取景是摄影成功的关键》、《美术摄影的意义》和《美术摄影杂话二则》等研究摄影美学的理论文章。其中，《取景是摄影成功的关键》一文原载于1936年5月的《晨风选集》中。文章强调摄影家的艺术眼光是取得艺术成功的关键，针对摄影界一向存在的两种抹煞摄影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偏向，提出了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观点：“一般人都以为用了高价豪华的镜箱，就可摄得得意的艺术照片；又以为普通镜箱，只可拍些记事的纪念照片，与艺术摄影是无缘的。这种谬误观念，一定要纠正才对，因为事在人为。”“住在某一区域的人，常觉其地缺少题材，一无可摄，在羡慕着别处的景物。……若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不必远游，在他所住的附近一周，不论是一花一草，一屋一溪，利用不同的气候，如有云的晴天，有雾或有雪的日子，都有摄成佳作的可能。”王劳生认为“摄影获得成功的人，其主要原因，是富有从面前景物中采取画面（Discovering the Picture）的能力”。而这种“摄影的才能，须培养而成”。

王劳生从事摄影的时期正是国内美术摄影方兴未艾的年代，对于其时流行的美术摄影，王劳生亦有其一套理论建构。他的《美术摄影的意义》一文原载于1936年10月《飞鹰》杂志。这是一篇从一般美学，即人所具有的创造欲望来谈摄影创造的乐趣。作者从“实际与爱美两方面”说明“无论是谁都有天赋与审美的观念”。其表现一是“爱美，追求美”，连日常的一袭衣服、一件日用品，在可能的范围内，都使其美化，“摄影何独不然”。表现之二是“任何人又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就是用自己的头脑与手指，自己制成一些事物”。木工制成一件家具，儿童搭起一堆积木，与“制作美术摄影的过程与结果，制作者所获的欣慰与满足，与上述的种种情形，恰是一般无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一篇从一般美学这个角度谈摄影创作的乐趣、意义、属于艺术的共性，即普通具有的特性问题。

他发表于1937年《长虹》杂志第3卷第1期上的《美术摄影杂话二则》则是从摄影学角度出发，谈摄影艺术的审美标准、鉴赏方法和近世摄影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关于摄影艺术的审美标准，王劳生简明概括之为“任何一张照片，都是作品，但哪一张可称为美术作品呢？唯一的条件，那是一张能恰悦或感动吾人精神的制作品”。关于鉴赏方法问题，他充分估计到审美鉴赏的复杂性，即由于“各人所受的文化，与所处的时代及环境，都能影响他的鉴赏力”。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办法，即“经过相当时间的审视”“如能朝夕见着而自己不生厌念”，那就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此法虽不算科学，但有实际意义。

关于彼时业界讨论的摄影的“清”与“糊”的问题，他亦指出，几年前“盛行柔浑的作品”、“近几年来，所谓‘美术糊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都是清晰的基影，是含有层次的柔和，决不是一塌糊涂的糊”。

应该说，王劳生的如上系列文章及言论对当时年轻的摄影学徒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在今天也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摄影技术研究方面王劳生不仅进行摄影艺术方面的研究与探讨，对摄影器材与技术也颇多钻研。如1936年《飞鹰》杂志第5期、第8期和第10期，先后长篇连载了他撰写的《小镜箱的特性与效用》、《小镜箱的特性与效用（续）》及《小镜箱的种类与附件》；1936年《柯达》杂志第11期刊载了王劳生《静物摄影》研究文章，同篇刊载多幅静物摄影作品。王劳生认为静物摄影与风景摄影一般也非常重要，这类题材摄影不受种类与天气影响，他结合作品分析并详细介绍了静物摄影的相机选择、镜头参数、灯光布置等。1937年《良友》画报第129期发表王劳生《赤外线摄影》的研究文章，介绍了赤外线（红外线）摄影的基本原理、运用领域、显现特性、使用器材、技术参数、创作场所以及后期冲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