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旭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清代自公元1644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入关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十帝，共268年。期间，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各级政府的积极作为下，书院教育发展呈现鼎盛之景，书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官学化。其后，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延续千年的传统书院不得不适应时局的变化而衰落、流变，直至清末废除。重庆书院发展，从自然发展情况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顺康年间的书院渐次恢复期，雍乾年间的书院迅猛发展期，嘉道咸年间的书院逐渐衰落期和同光年间的书院改制废止期，其趋势基本与全国书院的发展保持整体一致。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滞后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重庆书院的发展也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

一、清代重庆书院发展概况

清代，由于官民两种力量携手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全国新建书院4961所，兴复重建书院875所，共计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其中四川创建书院557所，修复书院45所，总计602所，占10.3%，居各省第2位。［1］453清代，今重庆的行政区划基本在四川省内，据笔者考证统计，重庆共新建书院147所，重建书院5所，总计152所，各个区县均有分布，发展线索贯通整个清史。

(一)重庆书院基本情况

根据清末、民国和以后重庆各地地方志及学校志资料统计，将各区县各个时期的书院数据，以朝代(年号)为经，以区县为纬，制成表1用以直观反映清代重庆书院在各区县、各时期的创建、兴复及分布的大致情况。

表1 清代重庆书院统计表

从表格看，152所书院，分布在巴县、江津、长寿等30个行政区域，每区县平均有书院5.07所，其中有证可考能确定新建重建日期的书院140所，有12所书院由于历史资料传承遗失，未能准确地记载其新建或重建时期，仅能大致确定为清代或清代某个时段，所占比例为7.9%。这类书院均为私办书院，多数规模小，名气不大，影响力不广，办学时间较短，故在地方史料中记载得不清。

依据每区县新建重建书院5.07所的平均数值，我们可以将清代重庆书院的分布情况划作三个级区。

一级区域:书院总数达10所以上，有巴县、潼南、江津、万州、铜梁五地，是清代重庆书院最发达地区，占区县总量的16.7%。其中巴县19所、潼南18所，高居前两位。

二级区域:书院总数高于平均数，但低于10所，属于重庆书院发展的发达地区，有大足、涪州、奉节府治、云阳四地，占区县总数的13.3%。

三级区域:书院总数低于平均值的，属于重庆书院发展的不发达区县。有长寿、綦江、南川、永川、荣昌、璧山、合州、江北厅、大宁、巫山、开县、城口厅、忠州州治、丰都、垫江、梁山、酉阳州治、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厅治，共二十一个区县，为区县总数的70%。其中大宁、巫山、垫江、梁山、石柱厅治五地书院皆仅1所，属于最不发达地区，占总区县数的16.7%。

考察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情况，整体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书院数量大增，分布极不平衡。唐宋元明时期，重庆书院虽有发展，但数量很少，据白新良统计数据仅为18所。［2］221到清朝268年间，新建和修复书院152所，是前朝历代的8.4倍，增长迅速。在分布上，区域范围有所扩大，但分布极为不均。首先，书院最多的巴县有19所，而最少的垫江、梁山等五地均为1所，两者相差19倍，悬殊很大。书院最发达地区巴县、潼南、江津、万州、铜梁五地，虽只占行政区划总数的16.7%，却拥有总量48.7%总计74所书院;而占行政区总量70%的书院不发达地区21个区县，书院总数为49所，仅占书院总量32.2%，两者极不平衡。其次，较之前朝，设置书院的州县大大增加，特别是过去从没有书院的边远地区州县，清代也有创建书院，如綦江、城口、酉阳等地。同时府治、州治所在地的书院总量普遍多于县治所在地。第三，书院发展由府、州、县治所在城关向乡场扩展，据不完全统计，重庆80%以上书院建于乡场，惠及各州县主要乡场。

第二，书院层次分明，官办、私办书院兼顾发展，官办书院发展迅猛。清雍正以后，书院层次逐渐明显，省、道、府、州、县各级书院界定明确。一般来说，道、府、州、县等官办书院经费筹措、教师聘任、生童招选及办学章程比较规范，而乡镇书院则相对松散。整个清代，重庆各地乡绅募捐私办书院之风依然盛行，共新办重建书院88所，同时在地方各级政府的倡导和主办下，官办书院迅速增加，共64所，占总数的42.1%，这表明官力已经继明代以后稳固地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官办书院多集中于府治、州治、县治及政治经济发达地区，规模较大，私办书院多开办于乡场，其兴盛弥补了官办书院无法普及辐射乡镇的弊端，为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重庆书院的时间分布

清代，重庆书院152所，能够准确考证其创建或修复年代的书院140所，占总数的92.1%，不均衡分布于顺治以下十朝，按时间顺序，将各朝书院数据列作表2。

表2 清代重庆书院分朝统计表

续表

据邓洪波统计，清代各朝，书院最多的是乾隆朝，有1396所，其次是康熙朝，为937所，第三是光绪朝，为820所，三朝合计3153所，占已知年代书院总数的60.321%，道光朝有586所，位列第四。［1］644而重庆，新建重建书院最多的是光绪朝，有33所，其次是乾隆朝32所，第三是道光朝26所，三朝合计91所，占重庆书院总数的65%。两相对照，重庆书院的发展与全国形势虽不完全相同，但发展态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乾隆和光绪两朝书院发展高峰，与全国形势基本吻合。依据各朝书院数量，设计下图。

如图所示，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起伏变化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三个高峰中，道光居中，前有乾隆，后有光绪，形成拱卫之势，可见重庆书院在清代中期和晚期形成两个高潮，总体呈现从顺康爬升发展，到乾隆至光绪达到高峰，再而到光绪以后逐渐衰落的发展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末书院改制后，重庆仍然新建2所书院，即光绪30年(1904年)巴县新建的登瀛书院［3］259和宣统3年(1911年)城口厅所建的凤仪书院［4］12，就全国而言，也十分罕见。究其原因，一是书院千余年来发展惯性所致。书院作为古代重要的教育形式，其影响已经根植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建设之中，无论官学如何控制，即使是政府的敕令改制，书院仍然会被当作最常见的教育形式为人们惯性接受。二是书院仍然能满足部分民众文化教育的需求。重庆部分地区特别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县治、厅治，如城口厅，新学难以及时惠及，新式教育模式与地方教育接受也不能短期融合，地方发展仍然需要书院满足其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促进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清初期重庆书院的凋敝与恢复(顺康年间)

明末清初，长期的社会动乱导致书院破坏严重，大批书院毁于兵火，院产或为土豪霸占，或并于寺庙，以致讲席久虚，全国书院呈现凋敝之景。为满足安定形势的需要，满清统治者接纳汉族官员恢复和建立书院的主张，在一些地区恢复并新建少量书院。但由于满汉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统治者在书院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需要书院教育为其统治巩固服务，另一方面又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讲学抨击时政反清复明。因此，顺治9年始清政府对书院严厉控制，对士子严加约束，书院发展陷入冰冻期，至顺治终，全国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不过64所，而重庆也仅有顺治9年(1652年)城口厅新建的明伦堂一所［4］12。

康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为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缓和满汉矛盾，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开始积极倡导书院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帝先后向各地有名书院赐额赐书不下十处。在他的带动下，各省督抚、知府及以下官吏积极响应，置田招徒，延聘名师，设立书院。在官员的倡导下，各地乡绅也积极募捐资金自发兴办书院教化乡里。至康熙末年，全国新建书院660所，重建书院277所，共937所，成为明万历以来百年少见的书院迅猛发展期。在这一阶段，重庆书院发展也开始复苏，新建书院4所，重建书院1所，具体统计如下。

表4 康熙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此5所书院均为当地官员捐俸禄主持修建，虽为官员私人捐资提供办学经费，但其官方身份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书院办学经费筹措和书院管理等方面，都受到历届官员的照拂，俨然成为当地的第二官学，官办色彩浓郁。

三、清中期重庆书院的应势兴盛(雍乾年间)

雍正初年，雍正帝易改康熙帝扶持书院发展的政策，下令“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5］281各地开始加强对书院的限制，因此雍正年间各地书院虽有建立，但数量不多，新建书院为324所，不到康熙朝的一半，重建书院更少，为38所，仅为康熙朝的1/9。重庆书院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书院发展严重受挫，新建和重建书院各1所，远逊于前朝。

乾隆年间，与康熙帝一样，乾隆帝采用敕令、赐额、赐书、赐金等措施，积极诱导，鼓励官民士庶兴建书院，并通过政令方式修改书院章程，加强书院控制，使各地书院按照清政府规定的方向存在和发展。在乾隆帝各项措施的要求和鼓励下，各省督抚积极行动，全国书院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重庆书院也应势而兴，进入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期，重庆新建书院30所，重建书院2所(璧山重璧书院、涪州钩深书院)，分布在巴县、璧山、大宁、垫江、黔江等24个区县，数量之多，远超前代。从书院发展区域分布看，重庆书院发展开始从道治、府治所在城关向县治和乡镇推广开来，书院教育功能辐射范围越来越广。

表5 雍乾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续表

四、清后期重庆书院的渐衰与逆势发展(嘉道咸年间)

嘉道咸时期，部分书院虽因经办官吏热心事务或著名学者尽心教学而卓有成就，但由于吏治腐败、国家财政危机、战乱破坏等影响，就全国总体而言，书院发展进入消退衰落阶段。主要表现为:师资水平下降，教师废弃职业，懒于月课;国家陷入财政危机，书院院产损失严重，办学经费不足;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经历之地，书院毁废严重，据白新良统计，咸丰年间新建和修复书院不过130所，而广西、两湖、江、浙、皖、赣、云、贵九省毁废书院却不下300余所，［8］221由此可见嘉道咸历次战乱是加速书院衰落的重要原因。

与全国书院发展形势一致，嘉庆朝重庆书院发展气势渐弱，期间未重建书院，新建书院也只有12所，不到乾隆朝的一半。然而，道光时期，重庆书院却逆势而起，各地新建书院激情高涨，迎来书院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重庆各地新建书院26所，分布于巴县、璧山、城口、大足、江津、开县、南川、彭水、荣昌、铜梁、潼南、万县、云阳13个区县。从书院开办地点看，此时书院已经推广普及到了县治所在地外的乡场，如大足凤池书院设在云路场，敖溪书院建在中敖场，凤山书院建在金银场［6］12。从办学经费来源和书院类型看，26所新建书院中，私办书院22所，官办书院4所，两者之比接近6:1，可见道光朝乡绅募捐办书院之风盛行，民间力量逐渐压倒官方势力，成为掀起重庆书院发展第二高峰的主要推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间办学力量的增大，专门的书院办学人员开始出现，他们主要为各地乡绅，集中在各乡场开办造福本地的小型书院，如大足云路场人高登级、张正万、刘铨章等先后在云路场和金银场筹建凤池书院和凤山书院［6］13，江津人杨维翰率其弟侄先后筹建余庆和桂林两书院［7］766，这类书院虽办学规模较小，影响力远不及府治、县治书院，但对于当地子弟的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6 嘉庆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表7 道光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续表

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战乱频生，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各地起义，政府财力困难，各地大幅减少书院财政拨款，甚至部分地区挪用书院院产充作军费，致使全国新建书院减少明显，加之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书院毁坏情况严重，清代书院的衰落不可避免。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偏于西南，交通相对闭塞，咸丰年间的战乱都未对重庆产生直接的破坏影响，虽然官方由于财政问题减少了对书院的支持，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却给地方私办书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期间，重庆新建书院14所，其中官办3所，私募创办11所，分布在巴县、大足、江津、开县、潼南、万县、秀山、云阳、忠县九地，多建于地方场镇，数量及规模虽不及前朝，但发展情况较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较好。

表8 咸丰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续表

五、清末重庆书院的流变:改革、改制与废止(同光年间)

同治初年，清政府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喘息中，为恢复政治稳定，安定民心，政府谕旨各地清理书院财产，恢复旧有书院，“使士子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废，而人心可以底定。”［8］396秉承政府的指示，当时各地封疆大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或亲自出马，或饬令下属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受其影响，民间乡绅募建书院也前仆后继，络绎不绝，全国出现了书院发展的短暂复兴。重庆各地，同治朝新建书院13所，重建书院1所，总数14所位居重庆书院发展各朝第四，而光绪朝新建书院33所，无论总量还是发展速度均超前代，形成重庆书院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也是历代最高峰。其中官办书院14所，私办书院33所，此两朝所建书院85%由族人、乡人、邑人捐建，可见民间力量已成支撑晚清重庆书院大厦最重要的梁柱，亦是推动晚清重庆书院高速发展的另一动力。

然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加剧，中国社会性质逐渐发生质变，在竞争图存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专注功名的旧时书院不适应社会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19世纪80年代后，书院开始微弱的改革尝试——改造传统的旧书院和创办包容西学成分的新型书院。所谓改造传统旧书院，是把书院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变为经世致用之学。这类书院以去科举化为目标，以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为特点。光绪19年(1893年)，永川因锦云、东皋书院学生多系争取功能，讲究时文，未能精研经学，创办经味书院，以研究经学。［9］24同年，巴县东川书院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添设经席，光绪23年(1897年)自开一院，改名致用书院，光绪26年致用书院增算学一席，致用改名经学书院，到光绪27年又从致用书院分立创建算学书院。［4］259这些书院的流变过程，反映了重庆书院顺应时代变化和适应社会发展而主动调适改革方向的基本事实，表明重庆书院开始向近代化衍变。但非常遗憾的是，重庆书院未能在近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直至光绪27年书院改制，都未建立一所现代意义的新型书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重庆地处内陆西南，经济、教育相对落后，洋务运动及西学思想未能在巴渝大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书院发展基本按照传统惯性前进，缺乏新型书院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社会需要。即使在光绪22年至24年书院改革高潮后，重庆书院也没有加入新型书院创办的大潮，新建4所书院:巴县的致用书院(光绪23)、算学书院(光绪27年)、登瀛书院(光绪30年)和南川的海鹤书院(光绪27年)，或从传统书院整顿而来，或专注经学摒弃科举，但都不是变革意义上的新型实学书院。

光绪27年，清政府下达书院改制上谕:“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10］2489至此，书院历经千年的发展，在晚清高速发展、全面普及后，正当改革推进之时，在政府改制诏令强制下，匆忙间退出历史舞台，迅速废止。由于重庆各地只是府治、州治和县治地，书院改制后没有大学堂，只有中学堂和小学堂。从改制时间看，重庆书院改制普遍滞后，基本在光绪30－33(1904－1907)年间完成，部分延续到民国初年直接改成国民小学，如江北三台书院，民国4年(1915年)才改为莺花厢两级小学校。［11］28从书院遭际看，由于书院内部积弊和办学经费短缺，少量办学规模较大、教学效果较好、地理位置重要的书院得以成功改制，但因为改制时限较短，改制缺少具体方略，重庆书院大部分无法完成转型，不得不在改制中废弃，确实是重庆教育的巨大损失。

表9 同治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表10 光绪朝重庆各地书院重建、新建情况表

综上所述，清代重庆在官民两种力量的努力下，书院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先后掀起乾隆、道光、光绪三个发展高峰，共创建修复书院152所，远超历朝各代，分布涉及城乡，为地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体而言，重庆书院发展和流变基本上与全国书院一致，其兴衰是受社会政治气候和书院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流变也不过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适然之策罢了。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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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G］.巴县志民国二十八年刻本卷七.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2

［4］万县市教育委员会编.万县地区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5］素尔讷.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G］.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6］大足县志编修委员会.大足县志［M］.方言出版社.1996

［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G］.民国江津县志民国十三年刻本.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2

［8］昆冈等撰.光绪大清会典事例［G］.上海:中华书局，1991.

［9］永川县教育局编.永川县教育志［M］.1990.

［10］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

［11］重庆市江北区教育局编印.江北区教育志(清末－1985)［M］.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