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未央

十年，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可以成长为“奔跑吧”的追风少年；十年，一个国家可以在“红色恐怖”中堕入民不聊生的深渊；十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可以把一台阿瑟·米勒的名劇淬炼得炉火纯青。

再见《萨勒姆的女巫》，再见张秋歌的慷慨激昂、悲壮激越，再见真正称得上“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谢幕的那一刻，你才会真正理解：演员付出百倍于演电视剧的辛苦、得到百分之一于演电视剧的报酬、坚持在舞台上演话剧图的是什么？

现在的大都会的话剧市场跟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那时有限的几个剧场连孟京辉都揪心门可罗雀，现在则是剧场遍地开花、剧目应接不暇。可是真正有价值的好戏依然寥若晨星，即使贵为“共和国话剧长子”的中国国家话剧院，也难得有《萨勒姆的女巫》这样厚重的心灵史诗。这种“难得”，在于作品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剧作家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深刻的思想认识。

阿瑟·米勒懂什么？他在那个美利坚“大国崛起”时代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所谓“痛苦”，跟王蒙、莫言、张艺谋们经历过的荒唐岁月相比，那就是挠痒痒。可是他写出了《萨勒姆的女巫》这样的剧作，相当于在含金量低的矿床提炼出了耀眼的金块，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却守着全世界最“富饶”的文艺创作“金矿”，依然在自我麻醉中暴殄天物。要知道：这种“富饶”是我们付出了国家动乱、人民悲苦、生灵涂炭、礼崩乐坏、饿殍遍野、道德沦丧等惨重代价后得到的副产品，却被文艺家们长期辜负着——即使偶尔弄出个《归来》什么的也如隔靴搔痒。反观阿瑟·米勒，把在他们美国人看来已经堪称“耸人听闻”的一桩历史公案（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往事）写成了痛彻肺腑的《萨勒姆的女巫》。

现在中国文艺界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只有写当下的好人好事或者市井百态才叫“现实主义”。结果就是涌现出一大批张牙舞爪而来、悄无声息而去的“过客”型所谓“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演员演得无聊，观众看着没劲，即使是张秋歌这样的好演员加盟其中也照样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观《萨勒姆的女巫》，你只要看看张秋歌们的状态，就知道这部戏是一个能让观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精神原子弹”，所以作为“引信”的演员们才这样嗨到淋漓尽致、嗨到光彩照人。

说到“现实主义”，有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前不久火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跟舞台上的张秋歌一样，电视剧里的焦晃、陈宝国、倪大红、廖凡、祖峰等一票演员们确实演得好，可他们依然只是“引信”，震撼观众的其实是电视剧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有多少观众真是把这部电视剧当成“革命历史题材”来欣赏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看到的都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代入感。但是看完《萨勒姆的女巫》后我想说：不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美国的历史都能是中国的当代史。“萨勒姆”小镇上发生的故事，如果不是被阿瑟·米勒写成这部戏，美国人民其实是不熟悉的。而同样的故事，甚至比这荒唐得多、惨痛得多、虐心得多的故事，在我们小时候的伟大祖国则比比皆是。看到很多中年以上的观众看《萨勒姆的女巫》时热泪盈眶，很多观后感痛心疾首，我知道——那一定都是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与浩劫。

据说这部《萨勒姆的女巫》的英文剧名如果直译过来应该叫《坩埚》。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个剧名也许贴切、更容易理解。《坩埚》意味着一种对人性的“煎熬”，一种“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思辨，一种属于文学概念、范畴里的“悲剧”的力量。看看萨勒姆小镇上的人们，和我们当年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有什么不同吗？有作威作福的，也有为虎作伥的；有制造冤狱的，也有逢迎告密的；有擅权谋私的，也有见风使舵的；有处心积虑的，也有卖友求荣的……这哪里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分明是一个人性丑恶的“悲惨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悲惨”？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像普罗克托这样坚守底线的人太少了。

普罗克托有什么底线？他不是一个自始至终坚定勇敢的斗士，他也有内心的脆弱与良知的纠结，面对暴政、强权和绞索，他同样充满了正常人的恐惧、犹豫与挣扎，他也曾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违心地进行“忏悔”……这正是阿瑟·米勒的高明之处，他没有把普罗克托塑造成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给了这个人物普世的人性弱点。只是到了最后，当普罗克托满怀内心地纠结在违心的证言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又无法面对自己已经签名的现实。他重新抢回了那一页轻如鸿毛的证言书，因为那上面有他重如泰山的签名。在最后的死亡威胁面前，他撕心裂肺地喊出了内心深处的悲怆：“因为这是我的名声！因为我一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名字了！因为我撒了谎，还在谎言书上签了字！因为我在那些登上绞刑架、视死如归的人面前连粪土都不如！我怎么能名誉扫地地活下去？我已经把灵魂交给你，别再碰我的名声！”

然后，普罗克托就在全场观众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里慷慨赴死了。在“生命”与“声名”之间，经过了反复的“拉锯战”，他终于选择了“生命诚可贵，声名价更高”。

可是本来按照艺术欣赏“惩恶扬善”的习惯该为普罗克托的正确选择而大松一口气的观众，此时心灵上的大石并没有被搬开。因为他们发现：普罗克托并不是一个完人，而只是一个没有沦落到人性底线之下的正常人。其实，这就是做人的境界，能做到这一点就殊为不易了，如果你曾经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