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婉欣

时代总是裹挟着各种产物带来不同的变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建国英雄广受崇拜；六七十年代，劳动最光荣得到宣扬；80年代，知识分子重拾光荣与梦想；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思想和经济的全面解放；进入21世纪，各行各业都在向互联网范围扩张。80后、90后也因为时代赋予的特殊性而被贴上标签，妖魔化也好，异端化也好，不得不承认的是，未来已经开始为他们所掌握。近两年，越来越热的创业潮也迎来了80后中最年轻的一代以及90后中最资深的青年，这批创业新生代究竟会将创业潮搅得更乱，还是会为这股创业热注入更多活力？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90年代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创业者。

中关村的钢铁侠——王乃琛

犹如美国电影《钢铁侠》的主角托尼·斯塔克，阿尔法沃夫北京加速器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王乃琛不仅将自己创立的公司搬进了中关村的核心地段，而且一直致力于高端智能硬件的开发。作为1989年出生的山东小伙，王乃琛有着和钢铁侠一样的精明，总是千方百计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王乃琛并非像媒体报道中的80后、90后那样一身傲气或与社会脱节，反而给人简单阳光的印象。高中的时候，王乃琛就对“中国制造”的问题产生了忧虑。

家乡青岛附近的县城乡村尽是海外企业的代工厂，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为了节约成本，许多外企将加工厂迁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就导致村民接连失业。“我觉得，靠廉价劳动力换取利润的国家是不会有长远发展的，都说科教兴国，科技和教育上不去，国家就不会发展得好。”王乃琛说。

怀着对“中国制造”的忧虑和科教兴国的情怀，高中就拿到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的王乃琛，决定先尝试新的领域丰富自己，因此大学选择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俄语和立陶宛语，并兼修了经济管理为第二学位。从组乐队巡演到办乐器班招生，王乃琛赚了第一桶金。以此为本金，他又去炒股票炒白银，赚了钱后又和40多名社会人一起，围成约5亿元的资金池，炒作旧版人民币，卖特殊号段，赚了一笔钱。这些有着些许投机成分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忘记自己的初衷。

“教育和科技是相辅相成的，教育上不去，科研实力就跟不上，人才就留不住，导致我国大部分高精尖人才流向海外。因此大学时我首先是做教育咨询公司，去美国就专门做科技这块。”王乃琛介绍说。所以大一时他就入股了一家留学公司，当时这家留学公司正在重组，他就入股10%，为公司做营销推广。

在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后，凭借对出国留学的熟稔，王乃琛成功帮自己留学美国。在他大学四年级时就对接上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校区研究生学位，毕业时同时拿到中国的本科文凭和外国的研究生学历。“我选学校时是朝着工科方向选择的，但是文科很难去学理科，因此就选择工科院校中全美排名第四但科研转化率最高的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校区，专业是政治学。”王乃琛说。此时距离王乃琛科技强国的梦想，只差一个专业人才的距离。

“我去美国前，先请芝加哥的朋友在学校旁边租了月租1200美金的房子，然后把其中一间房间以月租金200美元租出，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学校里的工科博士。结果我几乎把学校里所有工科类的博士都见了个遍，房子空了两个月，我一直在面试，终于找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一家科技公司。我们做的科研公司初创理念很简单——就是能不能利用国外的优秀人才和专业的场地设备，将好的科研成果转移到国内，帮助国内企业发展。虽然专利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但我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慢慢扭转中美间的科技逆差。”2013年年初，王乃琛和他的博士室友请一位美国朋友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他们再用40万美金稀释他的股份，“变成我们占99%，他占1%，我们就掌控了公司，终于可以开始做专利转化的工作。”王乃琛说。

然而伟大的理想只能给予他们发展的方向，现实的残酷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回国发展。

回国后王乃琛成立了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通过搭建网络平台，为学生推荐家教，并通过融资赚了一笔钱。到2014年中旬，王乃琛嗅到创业浪潮将起的味道，就把在线教育平台卖出，开始了阿尔法沃夫北京加速器科技有限公司的筹办工作，去年底，王乃琛就入驻了中关村，开始了阿尔法沃夫智能硬件孵化器的工作。

这次的科技加速器公司仍然采用在美国研发、在中国生产的模式，但不同的是，美国只是为科研项目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场地，科技创意和研发团队的核心都在中国。

投资1000万租用的场地、合法注册的协会、出于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而不受限制的专利转化都是王乃琛在美国创业各种碰壁之后总结出的模式。解决了科技壁垒的专利技术则会在国内的高校研究室进行产品转化，深圳的工厂则为产品的商品化提供加工，最后，孵化器内专业的销售团队还可以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产品营销推广服务。

“全世界最强的十大芯片制造公司9家在美国，一家在台湾。中国去年芯片进口量价值270亿美元，几乎全依赖进口。国家现在大力发展芯片产业，买外来芯片就像租别人的房子，正常民用企业问题不大，但民族核心产业就很不安全。因此我们十分需要从低端走向高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是国外的工艺国内还达不到，因此我们聚集起在美留学生，利用美国硬件资源，以项目养团队，专做科技服务。比如一个理工男，他有好的技术，但是有研发困难或者不懂营销推广，我们就帮他解决包括资金、场地、法律服务、去国外申请标准、国外专利维护、销售以及上市等全部问题。”王乃琛介绍说。从2014年底成立至今，孵化器内部孵化的企业有9家，孵化器外则为20家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其中不乏如“佰才帮”这样的企业，通过孵化器的加速扶持，估值由原来的3亿元上涨到15亿元。

这一次次的尝试和一次次的成功或失败并没有给这位创业新生代贴上浮躁的标签，反而让他沉淀下来更理智地向着自己的目标一步步前进。“创业就是创造一个事业，和做科技一样，创业应该往尖端走，围住核心民族产业，在国际间进行竞争，而非谈可复制化的模式，或者打价格战。”王乃琛谈起自己的感受时说，“作为创业者，最实际的变化就是创业从一件大家笑话你的事变为你笑话别人的事。”

追“风暴”的人——蒋挺

美国每年约发生1000-2000起龙卷风，平均每天5起，一些大型龙卷风的风速可超过480千米每小时，有着极强的破坏力，却也创造出极为壮美的景观。正因为龙卷风那令人震撼的形态，一群被称为“风暴追随者”的人每年都会追随龙卷风的脚步，将自己的生命路径铺设在龙卷风的前进道路上，瞬间放弃原本平和的安全通道，只为一睹龙卷风的风采。

和龙卷风一样，人在成长发展道路上面对的各种各样新鲜的挑战也能刺激到肾上腺素加速升高，不过有的人选择了规避这种变化，有的人却热衷于这种脸红心跳的征服感。

蒋挺就是这样一位风暴追随者。

1992年出生，虽然只有23岁，蒋挺却已经是“九鼎投资晨星成长计划”的合伙人了。从不满足于有限的空间，也从不定心于稳定的现状，蒋挺代表着当下90后一代。

从浙江宁波来到北京联合大学读书的蒋挺首先就不满足于学校有限的资源，“在大学，能接触到的信息资源有限，我就十分希望多接触社会，接触来自更好的大学的学生，接触更多信息。因此我首先通过‘学院路共同体系统’在学院路上的其他大学上选修课程。我是一个天生闲不下来的人，如果我闲下来一个小时，就会焦躁不安，会觉得自己没有成长没有收获，就要去找好玩的地方、做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被‘万众创业’的氛围熏陶，产生了为大学生、为很多人贡献自己力量的想法。而我认为能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非政即商，因此我决定打造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公司。”蒋挺说。

大学二年级，蒋挺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从沿海城市来到首都北京的他，充分体会到北京信息资源发达的便捷性，因此就希望能将这些信息资源传达到北京外的欠发达地区，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名叫“鲶鱼校园”的微信公众号，受众明确指向在校大学生，汇总传达有趣又实用的信息资源。在有了一定的粉丝数量后，蒋挺开始与商家合作，进行商业推广。他的合作通常会挑选新成立的、对大学生有益的商家，并为其进行线下推广，在各个学校开展宣传活动。在为大学生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为蒋挺自己带来了收益，基本解决了他在大学的生活费。

大学三年级，同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主席的蒋挺再一次不满足于微信公众号的宣传推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他首先到北大、清华、联大等北京各个高校挖掘出三四十个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生，包括技术开发方向、产品运营方向和宣传推广方向等的成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初具创业公司的团队规模，已达三四十余人。因为当时群组社交领域还未被巨头挖掘殆尽，蒋挺决定借其东风，组建好团队就开始做起了团队号，即校园方面的兴趣群组社交。

“团队号，类似微信聊天工具。团组社交，就是联络起学生中的活跃的人。他们可以在群组里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我们也可以通过群组推送商家信息。比如3个人是一个小组，我是发起人，我就可以给发送有用信息的人以奖励。”蒋挺介绍说。构建好团队号的模型，买好了域名，蒋挺却因为缺少资金而致使二次创业失败，“因为开发技术人员经费较高，仅仅开发出一个初级的小样，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开发，这个项目还没有投放到市场就死掉了。”

但是，当命运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就在第二个项目创业失败时，蒋挺被“九鼎投资晨星成长计划”发现，成为其调研对象。由于蒋挺两次创业都是先确定产品再研究市场方向，并都以给大学生带来好处为目的，他对校园的见解也很匹配“九鼎投资晨星成长计划”合伙人的角色，因此，蒋挺成为了“九鼎投资晨星成长计划”5位合伙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2015年7月1日，刚刚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蒋挺已经是一位资深的创业者了，然而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能不能给学生的回馈再多一些，给学生的尺度再放宽一些？这也是他在“九鼎投资晨星成长计划”的会议中多次提到的观点。和其他在金融投资领域有着丰富阅历的合伙人不同，蒋挺主要负责的是该项目的市场推广工作——告知中国2000万的大学生，当他们有梦想的时候“晨星计划”可以为他们对接资金、导师、实习、圈层等资源，进行详细的评估审核后，投资委员会就会评估出投资额度，然后给予平均水平3万至30万不等的资金投放，确保被投资人未来有很好的成长。

在为这项近乎大学生公益活动的项目进行服务的同时，蒋挺每天都会花费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浏览新浪的科技频道，研究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和可穿戴电子设备等前沿科技领域，这也是他的私人小爱好，微信里关注的也大多是创业类相关的信息资讯。

作为一位“风暴追随者”，信息资讯的获取一直被蒋挺视作重点。班长和学生会主席的头衔光芒、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毕业后即拿年薪的稳定工作并没能使蒋挺停下追逐的脚步。“我认为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说明能力还不够，还需要历练。大一时就想必须要当学生会主席，大三时希望自己的年薪在毕业时达到数十万，通过一步步慢慢成长，我也都做到了。现在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在30岁之前‘上市敲钟’，这就要求我在20多岁时要不断尝试失败，要变得更独立、更自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梦想总有可能会实现。”

作为一名90后，蒋挺在工作中接触的也都是90后。对于未来，他十分乐观：“我认为这一批人是有梦想、有极强的执行力，不太有后顾之忧，想到就去做的人。90后的年代已经到来，因此，在工作上也没必要非要贴上年代标签，只要多尝试、多失败，总会成功的，否则永远体会不到创业的快乐，再过五六年我们就会成为中流砥柱。”

创业路上的爱迪生——肖珣

就在上个月，国内某款电动汽车品牌正式发布了其首台产品，而其85后的创始人也由最初在媒体上的“众望所归”变成了舆论浪尖的“众矢之的”，除了产品的C2C（COPY TO CHINA）模式，其本身靠写创业计划书获取投资的生计也成为众人诟病的焦点。事件的真伪是非尚待时间去辩驳，而透过现象的本质则告诉人们：创业维艰、踏实做事。

中国制造的C2C（COPY TO CHINA）模式已经被媒体和舆论把玩了很多年，随着国家的重视，“中国制造”正在向着“中国创造”转变。由于历史带来的伤痛，使得中国发展的步伐迈得比欧美发达国家稍晚，但却在以数倍的速度迅速成长，终于迎来了这个创造的时代，行行业业都在出现爱迪生一样的人物，他们创造新事物，开发新发明，C2C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大部分的中国青年。

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肖珣和蒋挺不同，他没有丰富的创业经历，没有急于进入社会接受洗礼，而是顺顺利利、从头到尾地过完了象牙塔生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出任校学生会主席，被保送为本校的研究生，研究生第一年就拿到了4项专利发明。和爱迪生一样，肖珣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在和两位学长沟通后，3人一拍即合，决定创立一家公司，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创意进行量产和贩售，目标消费人群也是在校大学生。

2014年10月份公司开始筹划，初步创建起现在的居美源（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于电商的火爆，肖珣一行人也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平台。通过市场调研他们发现，由于现在就业比较难，用工比较缺，因此大学生做兼职的比例比较大，导致现在每名大学生平均每月可支配的资金大概在1300元左右，预计3年以后可升到2000元，而大学生群体平均每年花在日用品上的消费则达400亿元，因此大学生日用品消费的垂直、细分市场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校园里缺少这样一个主打校园的垂直细分的电商龙头。因此到了2015年3月，居美源（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网站都已经上线了。

创业初期，由于团队规模小，成熟的设计也少，肖珣和他的创业团队只准备了大约200款左右的产品以积累用户量，并结合线下创意比赛等活动进行校园推广。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的一帆风顺。

“刚开始的时候用户量很少，每天看着微信用户量只上涨了10个左右时就会担心变现率低，一天只有一两单交易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理难受。加上学生创业团队实力很弱，几乎十死无生，大家做什么东西可能一时心血来潮，干一个月就不干了，产品也不要了，可以说是一个不靠谱的群体，因此我们还要不断去找、不断去沟通、不断尝试进行合作。很难找到好的创意团队，推广也不得要领，就只能在不断的摸索中优化自己的流程，通过量化的手段调动大家积极性。”肖珣说。

因此，肖珣和他的合伙人另辟蹊径，在组建团队的过程中，他们和各个学校的团委或管理学生创业的组织部门进行接洽、获取信息，通过校园学生组织找有经验的同学。同时他们也在撮合各个学校的创业团队，比如传媒大学的创业团队，他们专业的视频拍摄技巧，完全可以为其他创业团队提供服务，进行资源互换，节省费用还能提供更多机会。“这也是最好玩的部分。”肖珣说。

通过这些接触，肖珣他们发现校园内有很多比较成熟的创业团队，但他们通常可以做好产品，却很少能把公司做好。另一方面，他们还发现，有很多有想法的同学，因为没有生产能力所以很难实现自己的创意。于是肖珣和他的创业团队一方面开始帮助学生把好的设计进行量产落地，一方面通过校园推广活动为线上平台吸粉，最终达到创意商品化的目的，提供创意的大学生也将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

于是他们做了个样板间，布置成大学宿舍的样子，里面放上大学生的创意产品，开始了创意作品的校园巡展。巡展从今年3月至今已经在20多所高校展开，涉及2万余名大学生，一次巡展可为其微信平台吸引1000到2000的粉丝量，给平台聚集了更多人气，对产品推广十分有利，解决了终端销售问题。肖珣不无自豪地说：“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创业团队进来，人气旺了大家也愿意跟你玩；另一方面，销售、投融资也有了更多方式，和很多企业也存在了合作的可能性，把企业成熟的管理流程和其内部运转机制融入我们的生态圈里，可以帮助我们规避很多校园创业者的弱点。”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创业往往可以把产品做好，但是公司做不好，大部分同学有好的想法，但是没有投资，也不知道怎么联系生产厂家。举例来说，有个同学设计了一个可粘贴在衣柜内的LED灯，通过感应装置，在开合衣柜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闭，解决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痛点。我们拿到这个创意后就把它量产了，价格在十块钱左右，非常实用。”肖珣介绍说。在未来，公司会集中精力开展大学生创意大赛，通过线上的活动，征集创意，一个月一期，一期针对3到4所学校。大赛将设定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一个花瓶设计图案或T恤的图案，或者闹钟的形状、材质等，像命题创意作文一样让大学生去创作，从中找到靠谱创意，并进行商品化。

正如爱迪生一样，肖珣和他的创业团队在不久的将来，会为大学生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中国创造”。

当自媒体逐渐领导了舆论导向，话语权也开始分散发展，海量的信息在每个人的身边爆炸开来，活在当下的这批创业新生代也因为时代特色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适应能力和思考能力。当所有人急着为他们贴上“娇生惯养”、“特立独行”以及“自私叛逆”的标签时，他们却用行动向社会展示出了不一样的风貌。无论如何，社会都应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而非怀疑，毕竟，未来，将掌握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