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磨难史，更是头陀僧的苦行记。

两次自杀均得救

1949年，许多作家准备迎接新时代，但最会创作的沈从文却一下子沉默了。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标语和壁报，其中包括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加上收到恐吓信等多种因素，沈从文的压力到了“最高点”，随后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几近疯狂和崩溃。实际上，1949年之前，沈从文和郭沫若等一批左派作家就有过文学观念上的针锋相对。沈从文不怕文学争论，怕的是文学背后的东西，他忧心忡忡，“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朋友们把他接到清华园休养一阵儿，但不见好转。3月，他两次自杀均及时得救。

自杀获救后，沈从文反而松下来了，不再紧张。这个劫，算是过去了。自杀未遂，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是个转折，从此，他获得新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悲剧转入谧静”。他这样写道：“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期间，一天早起散步，看见“天边一星子，极感动”。他晚年的时候，给张兆和写信：“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沈从文的境界到底高出同时代作家一大截儿，“星子”及“鸟声”之句，简直就是高僧禅语，令人回味。沈从文的后半生，如同“天边一星子”，也似极静中的鸟鸣声，看了闻了让人感动且令人不敢堕落。

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磨难史，更是头陀僧的苦行记。他放弃小说创作，改行做服饰及文物研究，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对民间工艺品、俗文化尤为钟情。他没有读过大学，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他的知识结构不仅来自书本，更多是来自生活实践。他对“实物”和“实地考察”非常重视，曾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建议，让年轻人多学习文物知识，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尝试研究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忽略文物的习惯。他批评大学问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注解，说他尽管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

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和人生经历，确实会影响到其治学方法。像启功、阿城、扬之水，都是沈从文一路的，他们的研究都带有民间性、世俗性，是从下到上的，别有特色。沈从文的改行虽是被动，但不乏前奏和铺垫，湘西早岁生活、短暂从军岁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期，在上述三个阶段他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文物收集的丰富经历，是他改行的另一个内在驱动。他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些“杂文物”有着发自本性的嗜好。接下来的漫长日子，他要做的毕竟是他喜欢的事，他是享受的。

那么，文学在他的内心是否就此一去不复返？

1956年11月，沈从文到长沙视察，这次出行，他是病号，病中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由此足见他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对自己隐姓埋名的惋惜与无奈。不过，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沈从文认命了。元遗山诗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成了他的写照。

沈从文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尽管时代氛围、政治气候这些外部环境对他不利，但天才是压不住的，他要做事、不愿虚度光阴的事业心是压不住的。回顾沈从文最后四十年的学术人生，会发现他是多么坚韧、强大。这又让我想到了“慈柔”一词：慈柔的人通常是最坚强的。

文物堆里寻慰藉

“不信芳春厌老人……”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侄子的黄永玉，力邀表叔沈从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凤凰，就在自己旧宅的大院里，一班高腔戏演员唱起了家乡戏，沈从文庄严肃穆地叉着手，静静地听着，不知何时，一滴清泪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

芳春是不会厌弃老人的，可此时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却真真实实地感受了整整数十年的“寒冬”，唯一的慰藉，恐怕只有家中的花花草草，与柜子里的瓶瓶罐罐罢了。

收藏这件事，沈从文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物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汪曾祺在《沈从文的专业之谜》中介绍，沈从文“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到了昆明。坐长途车从乡下路过，看见老乡打水用的罐子，就注意到罐子的形制，挂绳的耳中子，跟什么朝代的东西相似。到昆明以后，他依旧爱去古玩铺，这次有了新发现——大量以前没见过的漆器。这些东西跟他在北京见到的风格大相迥异。他对这些漆器的花纹、形制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开始买。买来也并不是当古玩，买了就用，盛汤、装茶叶、装点心。自己买不算，还喜欢拉着朋友买，拉着金岳霖，拉着梁思成，拉着林徽因。林徽因在他的带动下，也买了很多漆器。沈从文昆明的家里，有大约上百个这样的漆器，粗的，圆筒的，一层层摞起来圆的、方的小盒子。沈从文在城里教书，为了躲避轰炸，在乡下安家，于是又把这些漆器带到乡下。因为买得太多，他就拿来送人，年轻朋友结婚送几样，学生考得好送几样，朋友往来送几样，等回到北京，沈从文把剩下的都捐给了北大博物馆。

沈从文对北大博物馆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同事周定一在《沈从文先生琐记》里生动地回忆：“当时北大筹备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博物馆，着手从公私各方征集资料。沈先生对此事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历史系的几位负责人。他把自己从摊上或古玩店中里搜罗到的一些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筹备处，并随时留意熟人中有没有这类东西。有一次他见我案头摆了个青花小瓷杯，是逛琉璃厂贱价买的。他拿在手里仔细翻看，认为式样别致，质料、花色都好，是康熙青花瓷精品，问我愿意不愿意捐赠给博物馆筹备处，我慨然应允；又给他看一枚铜钱，是吴三桂在云南称王时所铸的‘利用通宝’。这种钱，据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说，抗战前在北平一枚值一百多现洋，但我看重的是这枚钱一番不平凡的来历……沈先生听了我这番叙述 ，眼睛睁大，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又轻声试探着问：‘能不能把这也捐给筹备处？’在他那热切的目光下，我怎能不答应呢！他高兴极了，怀揣这两件小玩意儿马上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