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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寇手中抢救《华严经》石刻

2015-09-10张德一王金花

文史月刊 2015年12期
关键词:晋阳风洞武则天

张德一 王金花

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风洞,曾长时期存放唐代武则天所刻《华严经》石刻经幢。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觊觎这批珍贵文物,差点将《华严经》石刻运到日本。

风洞位于太原市晋源区乱石滩晋源果树场内,西距风峪口约1公里,东距太原县城约3公里。风洞是祭祀风神之处,其创建时间已不可考,据旧方志所载:“邢子励《赵记》云:‘龙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车轮,春风出东,秋风出西,夏风出南,冬风出北,谓之龙兑。’《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兑与燕即此,俗谓之风洞。’按:此则风洞,凡有四,自汉晋以来,山谷迁徙,湮其西、南、北三穴,惟东穴尚存,即今之风洞也,在今太原县西门外山麓,太原县于战国时属赵。”远在战国时期,晋阳已有风洞。迄至明清,“太原县风洞实际上是一座地上以风神祠为主的祠院与地下是贮藏《华严石经》的洞室,二者上下重叠,有机配套的古老建筑……”

唐朝皇帝大多崇信佛教,而晋阳又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各帝刻意经营晋阳的佛教建筑。女皇武则天视晋阳如同商汤之亳、西周之岐,故而诏置晋阳为“北都”,龙驾凤辇亦不时巡幸晋阳。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请于阗国(古西域国名)高僧实叉难陀至东都洛阳,翻译印度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又由诗人宋之问经办,书法家吕仙乔等人书丹,于晋阳刻成《华严石经》100余通。这批石刻,稍逊于唐太宗李世民亲书《晋祠之铭并序》,它既是研究佛教经典、宗派起源及甄别佛经版本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实有珍品,而且经文前有武则天亲作之序文及武则天文字改革新创的19个字。据说武则天“曾在法华寺(开化寺)大佛像前许以‘刊经藏寺’……”所以想把这批石经置放于晋阳城西北的蒙山,以做开化寺镇寺之宝,谁料后来一病不起,致使夙愿未能实现。武则天死后300余年,不是宫廷斗争,便是藩镇之乱,至残唐五代更是时有战争发生,华严经石刻也遭到了损坏。北汉天会四年(960年),睿宗刘钧曾组织人补刻石经,并将石经移放晋阳西山风峪口外的风洞之中。

据《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所载,当时存放华严石经的风洞叫“石经藏院”,又称“砖甃洞”,“至明代中叶,藏院塌毁……石经虽仍藏风洞中,却已鲜为人知。”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朱彝尊(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清代著名学者)赴京参加科试顺路游览了晋祠……前往太原风洞,考察《华严石经》,事后写了一篇《风洞石刻佛经记》的文章。“……太原县之西五里,有山曰风峪,风穴存焉。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风之所以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环列所刻佛经,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积岁既久,虺蝎居之,虽好游者勿敢入焉。戊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审视书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纵观其全也……皆北齐天保间字……”并赋诗“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置水边亭。”清廉熙三十八年(1699年)后,地方官员在风洞顶部增建祠宇,奉祀风神(神话传说中的“封十八姨”),每岁三月初三由官绅主持祭祀。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地方上又在风神祠之后增建砖石砌就的窑洞。其时,风洞就在风神祠和窑洞之下,洞口就在风神祠内北壁旁,进出风洞必须经由风神祠。风洞平面呈方形,直径约9米,四周为砖砌洞壁,从中间内收成穹窟形洞顶,顶上四隅各有小通风口;风洞中央有方形石柱支撑,石柱之北迎洞口一面有石雕坐佛,100余块华严石经高低参差环立于洞壁及石柱周围;洞之西壁,另有一小洞,深不可测,乡人传言可通陕西。民国以来,地方上的文化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约在民国十四年,掀起搬神像之举,风洞之上风神祠的泥塑女神与县内城隍庙神像等遭同一命运,被捣毁一空……”地下风洞依然保持平静,华严石经安然无恙。抗日战争前夕,“日本人常盘大定、水野清一等就走遍晋祠、天龙山、风峪等古晋阳一带的寺庙文物点,进行过多次非法考察,常盘大定曾与一名榆次籍姓姚的老者想查访华严石经及风洞,而未能找到。”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统治着太原县,他们对境内的中国文物垂涎三尺,以为劫运华严石经易如反掌。1940年秋,驻守太原县城的日军小分队长伊腾曹长给第一区助理员马颐年(太原县城北街人,后任一区代理区长)下令,让马带上民夫去风洞(属一区管辖)挖取华严石经。马颐年不知日本人是何意图,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差遣民夫将风洞内的大部分石经搬运至洞口附近。又一天,马颐年按每日惯例给日军小分队送菜,伊腾曹长向他询问,要将石经运往火车站,需要几辆马车?马颐年一听此话,便明白日本人要将石经劫运回日本,敷衍几句便去了县政府。当他找到民政科长王国珍(字待聘,太原小店人,原为教员)时,正好绅士王惠(字景文,王琼十四代孙)也在场;马颐年将日本人的阴谋一说,他二人意见一致,认为华严石经是太原县的珍贵文物,决不能让日本人运走。三人商量一番,遂由马颐年通知县里的绅士,连夜召开秘会,商议抢救华严石经的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王国珍、王惠、李逢甲、郭锦芳、段中秀和王堪等,商量的结果是:责成王惠、王国珍代表大家,进省城找能与日军高层说上话的阎佩礼、陈国英,让他们出面与日本人交涉。阎佩礼是太原县西寨人,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后裔,晚清举人,曾任县长、阳兴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前曾为太原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委员,当时任日伪山西教育厅主任秘书、第一科科长,正好分管地方文物,而且是王惠的儿女亲家;陈国英是太原县河东同过村人,省城青帮头领屠老五之门徒,后又参加一贯道,曾任军阀孙殿英部副官、山西省公安局密探,暗中参与贩卖毒品。日军侵占太原后任同过村维持会长,后为日军太原宪兵队特高班联络员、日军太原宪兵队清水工作队长,“并与日特戴希宗,张子臣等组成‘和平同志委员会’,为日军进行收抚策反工作。”阎、陈二人得知此事后,便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积极参与抢救华严石经之事。他们出主意先让太原县绅士联名上书,派代表去省教育厅请愿,然后分头去与教育厅日本顾问、警务厅督察长交涉。他们共同的理由是:此石经为当地镇风消灾之宝,历来为太原县民众所珍视,如运走出境定会招致广大民众更大的不满,如有天灾人祸,将会引起骚动……经上下周旋多日,终使日军头目取消劫运计划。华严石经免除厄运后,仍由马颐年组织民夫、马车,将风洞之外的石经运至晋祠唐叔虞祠廊下保存。

链接:抗日战争时期,风洞是抗日游击队袭击敌人、隐蔽自己的藏身之处,日军在风洞以东500米处盖起碉堡炮台,又纵火焚毁风洞之上的风神祠,砍光风洞周围的树木。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军队为对抗人民解放军,竟将残存于风洞之中的华严石经用来修筑碉堡。新中国成立以后,晋祠古迹保养所尽力收回遗弃在外的华严石经,又邀请山西省佛教协会象离法师,根据善本《华严经》逐一校对,才发现风洞石经上镌刻的是唐代《八十华严》,并非东晋《六十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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