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峰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前苏联专家来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他们胸怀高尚理想，承载着两党两国友谊，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力量。然而，1960年7月，前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两党两国留下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桥梁和见证，如今回忆起那段岁月正是“真情如歌、难以忘怀”。

一

我国资深外交家、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在一次见面时和我谈及前苏联专家工作时十分肯定地说：“前苏联专家的历史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前苏联专家工作总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的确，当时成千上万前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的友好交往，正是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具体缩影。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人才，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工作，为前苏联专家服务多年。那时，我才不过二十几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被委派参加了诸如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

二

前苏联专家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直至1960年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十年。1949年12月，应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前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原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于是，斯大林特意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

实践证明，斯大林是说话算数的，阿尔希波夫也是合格的。他在中国工作的8年期间，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他为了保证前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我回忆，阿老先后到过太原三次：一次由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陪同他前来重点考察研究太原重型机器厂上马重型水压机的项目；一次是由五机部领导陪同前来考察、指导二四七厂、七六三厂、七八五厂等国防工厂工作；三是飞兰州途中因气候原因迫降太原，进城休息一晚。第三次我跟随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郑林到机场迎接。因为是意外停机，当我们去机场时，阿尔希波夫已经等候2个多小时。郑林同志很着急，一再让我道歉，但阿老却一点也不生气，还加以解释，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祥和、慈善的印象。晚上，郑林同志宴请阿尔希波夫一行，特邀驻山西专家组长和各援建企业负责人、前苏联专家负责人作陪。阿老当面教诲和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尽快传授好技术，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会独立工作的能力。”

记得，阿尔希波夫于1958年奉召回国，薄一波主持欢送会，他高度评价了阿尔希波夫同志。他讲到过：“阿尔希波夫同志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阿尔希波夫同志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个时候，前苏联专家深受中国人民信任，每位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即工作证），实际上成为了其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前苏联专家，从鞍钢到了北京，游逛至中南海后，竟突发奇想说想同毛主席聊一聊，并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出人意料地是主席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领导人那里知道此事，找到这些专家询问，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接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毛生活得如何！”阿尔希波夫并没有责备他们，但却告诫援华专家：“没事不要轻易打扰中国领导人！”

三

前苏联在山西援建的工业项目先后有20多项，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个别的也选择了资源产地，如垣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等。当时，中央在山西安排的前苏联援建项目在全国各省当中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军工生产体系，门类有机械、化工、仪表等，生产各种火炮、枪弹、火药、柴油机、仪表、鱼雷以及飞机、坦克、舰艇配件等。民品项目有蒸汽机车、重型机械、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矿山设备、地质勘探、矿山冶炼等。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大批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前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如果加上前苏联专家的家属，人数就更多了。

开始，我们的接待条件很差，大批前苏联专家加上我国的陪同技术人员前来山西踏勘现场、进行设计，首先要妥善安排食宿。当时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最好的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今太原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的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才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抓总，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成立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销，新成立了以周恩来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外国专家工作。山西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政府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专局的业务指导。山西的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由郑林领导。那时，省委、省人委很重视专家工作，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分析情况，研究问题。郑林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碰头会，深入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保证了专家工作的顺利进行。

每逢重大节假日，省领导出面接见、招待专家，相机做些工作。那个时代，对外谈话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则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强加于人。”我们翻译人员都很熟练地掌握了每面“红旗”的内容、形式、结构、目标、意义。有时还组织专家参观人民公社，在社员家里做客，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民居、民俗、民风很感兴趣。为了使专家及其家属安心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活跃、充实专家们的生活。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一次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名流，包括晋剧、杂技、皮影、歌舞、书画家到驻地联欢、表演。也举办过知识讲座，如马烽、西戎谈《新儿女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冠洋谈《孙中山与国民党》，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谈《山西地理与历史》……每遇两国国庆节，双方共同举办文体活动，还深入学校、农村、工厂，与工人、农民、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小型演唱会。其中，专家篮球代表队很有实力，他们几乎打遍了太原厂矿学校代表队。省体工队专业球手们还来“以球会友”，学习他们的新技艺。这些联谊活动受到过省里和北京外专局的好评，也确实起到联络友谊、增强体质、活跃生活的作用。

实践证明，关心、做好家属的工作，对于稳定专家们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很有益处。专家处挑选招待所优秀女员工、对口学习的优秀女技术人员与家属们交友，常常往来，互助互爱，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使后来许多疑难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给我的印象是，前苏联派出的专家政治素质高，马列主义修养好，特别是专业技术过得硬。凡选派来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多数专家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的是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专家组组长是总工程师，也是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工会组织都很健全。平常接待工作多与他们的工会组织联系。我看见他们内部有一个行为准则，共二十条，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他们说，出发前集中在莫斯科学习一周后才动身的。党、工、团都分别有活动，时间安排的很紧。而且他们每周召开一次例会，总结工作，学习文件。他们有时主动与我们联系，问中方有什么安排，好协调一致。他们内部也有思想斗争，有时还很激烈，看得出有的人受了批评，情绪低落。有的负责人不团结，被调整到其他城市。

专家们与中国人相处共事很顾全大局，处处以中苏友谊为重，以两党利益为重，工作上却不含糊，要求跟班技术人员很严格。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都想尽快传授技术，培养出人才，完成好任务。

四

当时，我国为前苏联专家安排的待遇很优厚。比如他们的工资，据有些专家告诉我们，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

其实很多情况下，前苏联专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的标准比工资还要高。上级规定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给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节、苏联红军节和我国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一些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有时我们也派出购买人员通过专家工作渠道到产地订货，如黄油基本上由内蒙古友谊宾馆包揽。双方还共同选出代表成立“伙食委员会”，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通过伙食委员会交流、协商、沟通，伙食保持了平稳运营，而且时有改善。由于太原专家招待所的伙食工作成绩突出，曾在《专家工作通讯》进行过介绍。太原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那时商品不充足，食品、衣服、鞋帽等，各种用具、纪念品、礼品奇缺，市场上基本买不到的，但友谊商店都有。每批回国的专家，利用自己的积蓄，都能到那里选购到满意的商品，大包小包好几件。我们翻译下班以后经常应邀去帮助购物，看得出来他们尤其是夫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专家们的要求，中方总是想尽办法满足，办不到的及时沟通取得谅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两国两党友好是主流，专家工作舒适、和谐，后期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渐趋恶化，为专家工作带来极大的波动。特别是在1959年、1960年，专家工作逆转直下，直至撕毁协议，专家撤回，大大损害了援华工作。然而，蕴藏在专家心灵深处的深厚情谊是永远抹不去的。

我们对专家的优厚待遇，固然是两国协商确定下来的，但我们竭尽全力的服务换来的却是深厚的友谊。直至1966年“文革”之前，我陪同由山西代表组成的中国友好访问团赴苏、波、德（原民主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山西专家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山西团来访，但并不知道我也在其中。见面后故作镇静，不敢多言，悄悄约我到电梯里含着眼泪，掩面低语，偷偷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了。我回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讲他们返国后的遭遇，以及对中国朋友的怀念，最后，祝我们访问成功。

五

为了真实反映和回忆当年前苏联撤回专家的真实情况，我专门到在山西省档案馆查阅了当年送别工作的一大摞卷宗，重温了中央文电、工作总结、简报……一位当年参与送别工作的老同志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不是石头人。”在依依惜别之时，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他们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有的在握手拥抱告别时，把一些技术数据写成小纸条偷塞在中方人员手里；有的在告别舞会上暗示，所有资料你需要什么留什么，于是我方人员连夜复制资料。这些情景在当时十分普遍，以至于1960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过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协助抄录的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以免给他们返国后造成不利影响。”文电还要求：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还强调指出，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前苏联专家得到回国的通知要比我们接到的通知晚一周。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一周和往常一个样，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突然通知“停止工作，一周时间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每个人都陷入迷惘，百思不解，感情难断。有的难以自恃，情感失态。之后，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了对外谈话口径，抢先向专家说明：“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在中国，完全是苏联政府造成的。”对苏联专家的贡献要充分肯定，表示感谢。还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受，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对专家的态度要“不亢不卑，友好热情”，加强“沟通、接触、交流、联谊……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购物，派人打包行李。临别前这一片友好的气氛，同样给专家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车站送行时，有组织的人员去了，没组织的人员也自发去了，工人、市民、服务员也去了。激动的场面难以形容，美丽的鲜花，美好的祝福，惜别的泪水，重逢的期盼，谱成了一曲友谊的乐曲，在站台上空久久的回荡着……

我陪同专家处长薛珊、交际处长潘汝泗专程送专家到北京，入住北京友谊宾馆。第二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我国政府隆重召开的欢送会，大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专家。周恩来向前苏联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每位专家颁发了一枚“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和证书。证书上印着周总理手写体的签名。纪念章、证书是我代表山西统一领回来，按原先造册的花名，发给专家。纪念章做得很精美，金色的底，有两面红旗重叠飘动，一面有五颗星，一面是镰刀斧头，边缘是金色麦穗，还有两片橄榄叶，下面一条红彩带上镶刻着“中苏友谊万岁”六个繁体金字。

如今，前苏联专家奉召回国已经50多年，但他们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