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我走进那演讲教室，那是“日据时代”的专科学校，近一世纪没做过大结构拆建，所以还保留着红色砖墙、深绿漆的木框窗、磨石地砖与白漆拱弧顶，楼与楼间有窄长的小庭园，修剪成齐头的杜鹃或朱槿灌木丛，空气中总飘浮着厚叶植物精油刺鼻味。

我爬上那顶楼的演讲教室之前，感觉是在一大型恐龙标本内部的骨骼脊架下穿绕，在违建城寨般的教室间找到一小楼梯，往上爬一层又得跟着学生往另一层迷宫间移动，再找到另一处往上的楼梯。

那个演讲教室，也像是在顶楼加盖的某种仓库─后来我猜想是早年间美术系的素描教室，非常大，老旧的木头长条桌椅，形成一个冂字形将讲台围住，是现在极少见的罗马讲坛式。我作为讲者，很奇怪我身旁也排放了一些桌椅，像是戏曲舞台后方拉西皮二黄的乐师位。坐在我后方的女孩，都埋头于各自面前的笔记本，像在赶某一份期末报告。我完全没有过这样的演讲经验，像是前苏联时代的首长会议。

这时，那位靠离我最近的那位眼镜女孩，看光景是这场演讲的联络人，跟我解释这是通识课程中的一堂课，每次她们都找不同的作家来分享人生经验。她向我道歉，说许多非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来修这门课，文学修养比较差，上课的专注度也不够，这样三小时下来，老师您可能会觉得比较累。

“等一下，是三个小时吗？”我问。“是啊。”眼镜女孩说。

这两年，我在不同的大学、高中、国中（对国文教师）、小区图书馆（对一些老人和欧巴桑）甚至佛教团体演讲，我有固定的A版B版C版D版E版的演讲内容，只要按下脑中那录音机的播音键，在台上动嘴时便哇啦哇啦播放两小时。没有激情，这些演讲时光在我心底形成一种大批水蚁死在汽车挡风玻璃的忧郁印象，但突然才得知是三小时啊。这间学院，我之前也来过三四次，不太确定已用过哪个版本？要跳入档案开启，又要再并入另个版本，拼装一下，这就较费神了……

然而这只是我内心的慌张。事实上，台下的学生非常吵闹，我微笑坐在那讲桌前十分钟了，还有人栗栗六六地进来，男孩女孩嬉斗着、闲聊着、拿着“快可立”杯饮料、吃着便当，还有的一伙人围着看某人带来的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惊诧尖笑看的是什么？会是一只饲养箱里的小鼠吗？或是某个男生的扮女装沙龙美照？）……

我的微笑慢慢像冷面包一样僵硬。这是什么处境啊？旁那眼镜女孩拿起麦克风，噗噗两声，说：“同学，老师已经到喽，赶快就坐，今天的演讲就要开始喽。”但她的声音立刻被一整窝大黄蜂嗡嗡轰轰的声音淹没。她也并没积极要让大家肃静的意思，敷衍完之后，便和身旁那些女孩一样，低头继续在她的笔记本上劈啪打字。

我拿起麦克风，开始演说。我说，我先讲个笑话吧……但那跟没有开始似乎是一样的。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像站在龙卷风的中央，垄罩着你的是那些塑料袋、碎木、衣服、广告纸被旋风拍打飞旋的声音。

突然，在这大教室的最后端，有约二十来个人的国乐乐团，轰隆一声开始演奏，吹笛的、拉南胡的、拨琵琶的、古筝的，还有锣钹的……应该是国乐社的吧，可能某种老旧学校对空间使用的重复，或行政单位的疏忽，总之他们好像在这里预排一个比赛或演出。下头像蛆般扭动的学生们，这倒全部回头了，而我竟然听出他们演奏的曲目，是《黄河》。

这时我终于发飙了，我站起身，对着麦克风怒吼一声：“你们学校也太不尊重人了！”然后我摔麦克风，收拾我的背包，走下讲台，从那大教室的前门走出去。

其实我心底并没有那么生气。如果有或许是针对那个眼镜女孩吧，感觉全部的人里只有她辜负了我。

当我再次穿越那像恐龙脊腔内的紊乱走廊、小楼梯、转角……那时已是上课时分，之前流动的人潮不见了，各间教室内的讲师都用那种夹在衬衫领头或前襟口袋的小麦克风上着课，在教室外头的我成了孤伶伶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