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

“都市报”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报纸品种，不觉已经20年了，而且已成为报业中的一个支柱。如果写报史不该忘记这一段历史。“都市报”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当当响，其实它的产生是阴差阳错，被逼无奈。上世纪90年代，城市经济、市民文化大发展，许多城市纷纷要求增办晚报。但当时思想还不很解放，规定一个城市不能办两张晚报。于是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还是晚报的内容。不想口子一开，倒出现了一个新报种，给报业带来新的竞争，新的繁荣。

都市报的产生其意义有两点：一是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是报纸走向市场的标志。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十四大报告中关于市场经济有两段著名的论述，一段是讲市场经济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另一段是讲我们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方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要大胆探索，敢于实验，及时总结经验，促进体制转换的健康进行。”都市报正是适应了当时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是“大胆探索，敢于实验，及时总结经验，促进体制转换”的结果。

另一个意义是突破了报纸的机关报体制。我国的报业结构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单一的各级党委机关报体制，全国只有186种报纸。新闻出版署成立后，上世纪90年代初批准出版了一批新报，但主要又是各部委、行业所办，仍然是机关报，一方面是公款办，公款定，浪费公共资源，一方面是没人看，自费市场形不成，公费市场却在继续萎缩，当时叫“机关报危机”。据1996年1月的发行量统计，各省机关报与历史最高量相比普遍下滑40%左右。如《河南日报》下滑51.4%、《四川日报》44.4%、《陕西日报》33%、《广西日报》57.4%等。形势要求党报转型，更灵活地适应市场，服务群众。实际上是实行“一报两制”，仍然是党报的政治管理，但走自费市场的路子。在这种背景下批准一些省报办了都市报，当年就大见成效，无论是内容宣传，还是经济收入都让人大吃一惊。《河南日报》办的《大河报》最为明显，几年即起了一座大楼。中央的大报也批办了都市报，如《人民日報》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的《新京报》。它们从内容、市场占有到经济收入都对主报有重要“反哺”作用。这也为后来办报业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都市报的崛起，我国的报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单一的党委机关报结构变为以机关报为主的多元多层的报业结构。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根本性的结构改变，其意义不可小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报业，在新闻界的体现。

回望这20年的变迁，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