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柏

1964年11月，我被调任我国驻法大使黄镇将军的秘书兼翻译。这使我有机会了解戴高乐的传奇人生并亲睹他的风采。

两次挽救法兰西

戴高乐将军是20世纪伟人，被毛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对法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曾产生重大影响。

戴高乐全名叫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诞生于里尔市。他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法国陆军上校。1940年5月14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装甲师师长，同年6月1日晋升为准将，6月6日被雷诺政府任命为国防部次长。6月16日雷诺政府倒台，贝当组阁并于第二天投降了德国。戴高乐坚决反对贝当的卖国行为，在法国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飞往伦敦，6月18日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6·18”演说，号召法兰西民族奋起抵抗德国法西斯。戴高乐肩负起了领导法国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历史重任。

二战胜利后，1945年11月13日立宪会议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但两个多月后，他挂冠而去。因为议会里众多政党形成的政治体制捆住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当时法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迫在眉捷的问题。离任后，他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巨著《战争回忆录》。1947年他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为其支持者提供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平台。

1958年戴高乐东山再起。同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军事暴乱，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弗林姆兰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并于5月30日辞职。科蒂总统清楚看到，只有戴高乐才能收拾残局，避免内战，遂正式邀请戴高乐组阁。6月1日，戴高乐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要求授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议会通过了他的施政纲领，授予他所要求的特别权力。戴高乐上台后力挽狂澜，解救了危局。同时他着手起草新宪法，于9月28日将新宪法交付诸公民投票，并以79.2%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从此，以政党倾轧，政府更迭频仍为特征的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新的第五共和国正式诞生。第五共和国宪法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并赋予总统在非常时期特别权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政局的长期稳定，为法兰西战后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同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他果断地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尽管他曾多次遭到极端势力精心策划的暗杀，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对“法兰西帝国”实行了非殖民化。

戴高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持执行民族独立的对外政策，他对法兰西民族特性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项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她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她遭受惩戒性的灾难。……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法国”。

他说的“伟大”和“站在最前列”，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和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它在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是戴高乐对内，特别是对外政策的核心。为此，戴高乐强烈反对把法国排斥在外，并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集团的《雅尔塔协议》，多次提出反对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在西方集团内部，戴高乐顽强地反对美英、主要是美国垄断北约事务。早在1958年9月，他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求美、英、法三家共同领导北约，建立“三头政治”体制，改变只由美英领导的局面，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

戴高乐坚持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美国表示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但必须享有控制权。戴高乐坚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坚持自主发展核武器。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法国核武器的实用价值提出质疑时，戴高乐用既坚定又风趣的口吻反驳说，法国只要能够杀死敌人一次的原子弹就够了，敌人即使有十倍的手段也无济于事。由于美、英拒绝法国关于在北约内建立“三头政治”领导体制的建议，并反对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戴高乐根据法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遂决定于1966年2月2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突然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美国很快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尖锐指出：“这是对准联盟心脏刺了一刀”。虽然法国的盟国对法国的决定反应强烈，但在行动上也只好尊重法国的决定，北约也不得不将其总部从巴黎迁至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戴高乐这一决策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回旋余地。

从战略高度来审视中法关系

我自担任黄镇大使的翻译兼秘书后，常陪同大使出席外事活动。按惯例，法国总统每年一月初在爱丽舍宫专为驻法使节举行新年团拜会，7月14日国庆节阅兵式后，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在上述场合，戴高乐总统除了例行的讲话外，还经常找一些使节进行单独交谈，黄镇大使经常被列为总统单独谈话的重要对象。作为黄大使的翻译，我有幸能多次目睹戴高樂这位法国传奇式人物的风采。

第一次是在法国国庆招待会上见到戴高乐总统的。从远处看，他似鹤立鸡群，我首先被他1.95米的高大魁伟身材所吸引，渐走近他，越发现他松形鹤骨，器宇不凡，给人有直面法兰西民族力量泉源之感。戴高乐每次与黄大使单独交谈时，其主题是围绕东西方关系、美苏矛盾、越南战争等印度支那和中法关系等重大问题。谈话中，戴高乐思路清晰，高屋建瓴，要言不烦，对重大问题论理精审透彻，有战略家的风范。

还有一次见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67年1月初，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举行新年招待会。由于戴高乐总统出席，巴黎各界上层人士云集至此。我陪同黄镇大使出席这次招待会。大厅里，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突然，戴高乐总统在随从人员簇拥下迎面向黄大使走来，两人先是热情握手，然后戴高乐一面略低下头，左右找人，一面问道：翻译在哪里？被挤到黄大使右侧靠后的我快速向前挤了半步，连忙回答说，“总统先生，我在这里”。

戴高乐和黄镇相互寒暄后，很快进入了交谈的主题。戴高乐主动表示：“我了解到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馆舍问题尚未解决，我将亲自过问此事，以使问题能很快解决”。黄大使对戴高乐总统的表态十分感谢，并表示此事已拖了2年多时间了，相信在总统先生亲自干预下，定能很快得到解决。果然，两个多月后，法方终于归还了我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馆舍。戴高乐总统果断处理了此问题，再次显示了他处理事务时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政治家气魄。

1967年3月法方兑现了总统的承诺，归还了我国在巴黎的原国民党政府的使馆馆舍和领馆馆舍。这两栋房子经过修缮后再次成为我驻法使馆办公室。

戴高乐坚持对华友好政策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第一批回国的学生途经莫斯科时在红场被苏联当局殴打，还留在巴黎的49名学生闻讯后非常气愤，当即要到苏联驻法大使馆表示抗议。使馆领导去学生住地多次劝阻无效，1月27日晚，学生们偷偷地排着队去了。他们在离苏联驻法使馆不远的地方被法方警察拦截。黄镇大使在得悉学生已去示威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一直要我守在电话旁，随时向他报告学生的动向。

大约到晚上八点多钟，学生们杳无音信，他决定派我到实地了解情况。我带上使馆的另一位同志上路。我们不便坐使馆的汽车去苏联驻法国使馆现场，只好乘出租汽车悄然前往。此时，苏联使馆位于巴黎市中心格勒内尔街已被警察封锁，我们只好下车向苏联使馆走去。在离该馆近100米的地方，警察已发现了我们。

此时，真是急中生智，还离警察约10米距离时，我一面继续向前走，一面故意提高嗓子对警察说：“我是路过这里，怎么这条路不通了吗？”迎面向我们走来的警察大声叫嚷：“不能通行！不能通行！快走！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不能通行，对方立即回答：“戒严了！不能通行！”我利用与警方对话机会，睁大眼睛把现场周围都扫描了一遍，只见在昏暗的路灯下，警方正在用水龙头清洗现场，留学生已全部被押走了。

摸清底细后，我们两人赶忙返回大使馆报告情况，此时已过午夜。黄镇大使闻报后马上叫我以他的名义多次打电话向法国外交部交涉，最后电话转到亚澳洲司司长马纳克家里，我方要求派员去警察局探望被捕学生，并立即释放他们。马纳克司长确认学生以所谓“违反路政规章”之罪已被警方拘留，但不是被捕，且无人受伤，拒绝我国派员探望。我国外交部也向法驻华使馆提出交涉，要求法方立即全部释放我被捕学生。

28日上午，又经多次交涉，法方同意无条件立即释放学生。我安排学生上了法方準备的车辆并陪同他们返回驻地，不久就从奥利机场乘飞机回国了。学生离法后，黄镇大使、我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分别向法国外交部、法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一件非常严重事件，势必严重损害中法关系。在国内，连续几天北京的工人、学生、干部万余人不断到法驻华使馆门前示威抗议。

然而，反对双重霸权，争取大国地位，仍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主轴，需借重中国为其总体战略服务，故缓和了同我国的紧张关系。法外长顾夫·德姆维尔说，中法外交交涉的升级不是毛（泽东）的过错，不必大惊小怪，也用不着为这点小事召回大使磋商。

戴高乐总统高瞻远瞩，他在1968年1月至7月间曾亲自三次请我临时代办转达对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并说中法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困难和障碍，不管舆论界如何分析和评论中国内部事务，甚至反对中国，这都不能改变法国在各方面同中国进行良好合作的政策。3月13日，陈毅副总理出席法驻华大使午宴上对法方的善意作了回应，强调指出，中法两国在反对美国侵略、反对美苏统治世界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各个问题立场不完全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配合。从此，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