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

【摘要】 汉代统治者强调以“孝”治天下，在养老方面多有良举善政。但实际上，像“受鬻法”“高年赐王杖”等受到后世推崇的制度，“门槛”很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而且，地方官员在执行养老政策过程中的种种渎职行为，使得政策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

【关键词】汉代 养老 “受鬻法” “高年赐王杖”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汉代统治者强调以孝治天下，在养老方面多有良举善政，诸如“受鬻法”“高年赐王杖”等，均受到后世的推崇。可以说，论及养老，汉代是中国古代最值得称道的王朝之一。对于汉代的养老政策，学界论著颇多，只是论者往往注目于其良善、“阳光”的一面，时下报端甚至屡见“汉代的老人最幸福”、“汉代70岁以上老人享受今处级干部待遇”之类的说法，读来不免让人产生穿越到汉代去养老的臆想。其实汉代的养老制度存在诸多局限性，汉代的老人并没有那么幸福。

养老优待“门槛”很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

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汉代的养老制度“门槛”很高，不具备人人皆可享受的“普适性”。

“受鬻法”是汉代最重要的养老制度之一。根据西汉的法律规定，年满90岁的老人，每月可以从官府领取1石粟米（约相当于今制13.5公斤），用来熬粥养生。但实际上，汉代人的平均寿命很短，70岁即是古稀，能够活到90岁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而且，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还有爵位方面的附加条件，拥有五等爵“大夫”者，90岁即可受米；没有获得爵位的普通老人，必须达到95岁，才有资格享受每月1石的“鬻米”。在那个时代，能够活到95岁的老人能有多少呢？到了东汉，“受鬻法”演变为“行糜粥制”，70岁以上老人就可以享受到，年龄门槛倒是降低了，可是福利内容也大打折扣，只有每年八月统计人口的时候，才能享受一次。对于高年老人来说，这点好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改善生活、保障养老。

“高年赐王杖”，也是汉代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养老制度之一。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朝廷向70岁以上老人赐予鸠杖。所谓“鸠杖”，是在约2米长的杖上加一个鸠鸟形状的杖首。鸠杖相当于皇帝使者的符节，吏民不得侵犯。根据上世纪后半叶发现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持有王杖的老人享有很多权益：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得殴打、辱骂持杖者，违者以“不道”之罪论处；享受六百石级别官员（大体相当于县令、长级别）的待遇，可以在专供天子车驾使用的“驰道”旁行走；进入官府时不必“趋行”；有罪从轻处罚甚至免予追究，不得对他们捆绑；在集市上做买卖，免收租税；部分免除家属的徭役。

从内容上看，汉朝政府确实对“王杖主”礼遇有加，称得上是一项养老善政。过去人们单纯依据文献资料，以为年龄达到70岁的老人，就可受杖，成为“王杖主”。但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观点。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中发现了《集簿》简牍，上面详列西汉成帝时期东海郡的人口统计数字，其中，80岁以上老人就有3万多人，70岁以上老人虽然未见具体数字，但是其数额当然更大（推测至少在5万以上）。①可是《集簿》明确记录，当时该郡拥有王杖者人数共2843人，这说明，大部分年龄达标的老年人，与王杖无缘；只有一小部分老人有幸得到皇恩眷顾。那么，这一小部分“幸运者”又是哪些人呢？当时东海郡辖有38个县邑、170个乡、2534个里，这三组数字加起来总和为2772，与2843相当接近。因此有学者推断，当年东海郡拥有王杖的人，就是该郡的县三老、乡三老及里父老。在汉代基层社会，三老、父老都是参与地方管理的乡官，是维护地方秩序的民间领袖。他们都是“耆老高德”之人，还往往具有较为厚实的资产实力。西汉后期至东汉，“三老”这样的乡官基本上被退休官员垄断。由此可见，寻常百姓即便活到“古稀”之年，王杖依然遥不可及。

在汉代，每逢皇帝登基或者册立皇后、太子等“国家级”大喜事，往往也会给高年之人赏赐牛酒衣帛等物，可是这样的好事可遇不可求，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之需。更为严酷的问题是，像“高年赐王杖”这样重要的养老制度，女性老人是没有享受资格的，她们“天然”地被挡在了门外。

皇帝虽有良法美意，无奈基层官员奉行不力

汉代养老之制，更多问题出现在贯彻执行环节。仍以前面提及的“受鬻法”、“行糜粥制”为例。汉文帝之时，基层官员给90岁以上老人发放粮食，有些地方竟然用陈年旧米，这让天子非常不满，他在诏令中说：“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汉书·文帝纪》）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基于此，文帝在这份著名的诏书中强调：“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意思是说，从现在开始，向老年人赏赐物品或者发放粮食，县里的长官要亲自过问，90岁以上的老人，由县丞、县尉亲自送物到家中；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亲自送到家中。郡太守必须派专人巡视，对于失职者要给予处置。这份措辞严厉的诏书在当时或许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基层官员的“怠政”习气。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七月，汉安帝在一份诏书中说，按照《月令》的规定，仲秋八月应该“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后汉书·安帝纪》），有的地方虽然发放粮食，可是“糠秕相半”，以次充好；有的地方“长吏怠事，莫有躬亲”，官员们并不亲自送物上门；还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贯彻执行。皇帝认为这是宣扬汉家恩德的大事，可是基层官员全然不当回事。最高统治者反复申饬，仍然难以革除基层官员的“怠政”积弊。

“高年赐王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记录了一些案例，如云阳县白水亭亭长张熬强行拖曳王杖主来修理道路，结果被处以“弃市”。一个名叫吴赏的乡啬夫让随从殴打了一个名叫“先”的王杖持有者，结果也被处以“弃市”之刑。这些记录固然体现出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王杖制度的极力维护，但反过来也说明王杖主在基层社会中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权益时或遭到侵犯。如前所述，王杖主多数是基层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的老人，他们尚且难免遭辱，寻常老者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东汉时期有名的大孝子江革，其孝行经历也能折射出汉代养老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味。《后汉书·江革传》记载，江革侍养老母甚孝，县里核查户口，他担心牛马驾车会让老母颠簸劳顿，就自己挽车把老母送到县里，因此被人们称作“江巨孝”。实际上，依照汉制，地方官应该下到基层去核查户口，以避免扰动百姓，妨碍农事。汉代官方文书中反复强调“勿赘聚”，就是这个意思。《张迁碑》中赞颂东汉末谷城县长张迁“八月算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如果地方官都能够像张迁这样勤政亲民，江革也就不必当牛做马地护送老母了。

汉代地方官员在执行养老政策过程中的种种渎职行为，无疑使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尽管执政者反复强调要通过强化监督制度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吏治大坏的两汉后期，监督的效果同样不可高估。近代法史大家沈家本感叹道：“虽有良法美意而奉行不力，皆为具文矣。”（《汉律摭遗》）可谓一叹中的。

汉代养老制度的出发点，在于“尊老”而非“养老”

汉代由于经济实力、社会结构、风俗传统等原因，其养老制度的出发点，准确地说，在于“尊老”而非“养老”，即通过尊老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通过国家层面的提倡来引导家族、家庭养老。汉文帝诏书所谓“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汉书·文帝纪》），明确揭示出养老责任的承担者是家庭、家族而非国家。汉代是农业社会，对于多数家庭来说，收入微薄而不稳定，孝养老人的压力相当大。即便在是相对富庶稳定的西汉文景时期，也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汉书·文帝纪》）、“岁或不登，民食颇寡”（《汉书·景帝纪》）。在这种情况下，汉代养老礼制要求的“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标准，实在是难以企及。对于这一点，最高统治者也承认，“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汉书·武帝纪》）。

汉代的厚葬风气，也给家庭养老带来负面影响。汉人“事死如事生”，在办理丧葬之事上花费甚巨，反使老人生前的生活开支被迫缩减。东汉后期的政论家王符注意到这种现象：“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潜夫论·浮侈》）他对此批评道：“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潜夫论·务本》）。这种“重死轻生”的风气在当时大概是非常普遍的，无疑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对于汉代养老方面存在的问题，汉代人自己即有清醒的认识。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一方说，当今天子施行仁政，男子达到56岁就免于服役了。对此，作为辩论另一方的贤良文学之士回击说，“今五十以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盐铁论·未通》）贤良文学之士多数来自民间，洞悉舆情，他们的回击之言，深刻反映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当时50岁甚至60岁的老人仍然需要承担繁重的赋役，谈何衣食无忧地颐养天年。

总之，汉代在敬老养老方面多有善政，影响深远，有些制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是由于这些制度普遍存在着“门槛高”的局限性，真正能够享受到其福利好处者只是少数。同时，由于贯彻执行环节存在着诸多问题，客观上降低了善政的功效。因此，如果说汉代存在养老福利，那也只是少数人的福利，对于大多数老年人及他们的家庭来说，养老压力依然巨大。我们研究、关注汉代的养老政策，既应重视制度本身的设计与内容，更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与实践情形，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接近历史事实本身，才能更加准确地汲取经验，服务于现实。所谓“汉代70岁以上老人享受今处级干部待遇”、“汉代的老人最幸福”之类的说法，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这样的观点和说法，势必会混淆视听，或多或少会遮蔽我们当下在养老体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食古不化，唯汉为美，这种倾向是不可取的。

（作者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长）

【注释】

①有学者考证指出，《集簿》中老年人的统计数字有虚报的可能。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