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成

打从1980年秋，我到《文汇月刊》后，我们的选题会上经常提起胡风，提起这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具悲剧性和传奇性的人物。我们跟千千万万读者一样，很想知道这位文化巨子出狱后的近况，早日看到他重获自由后写的文章。而1981年1月号，是刊物由过渡性的《文汇增刊》，正式定名为《文汇月刊》的第一期。我们很希望这位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坛标志性人物，能在这期刊物上亮相。

不过，我们在选题会上说着“希望”时，心里并不抱很大希望。因为当时胡风精神病发作，正在北京治疗，他的身体状况极不稳定，还可能给我们文章吗？梅朵对亦师亦友的胡风，充满关切和敬仰。无论是在他去北京看望胡风时，还是在跟胡风、梅志打电话时，梅朵完全抛却了他惯常的咄咄逼人的霸气，换之以轻声细语，问长问短，几十年积淀的友情在话筒里流淌。

梅朵在组稿上，有其特殊手段，或“穷凶极恶”，或“死乞白赖”，而更多时候，梅朵靠的是以情动人，让对方在动情中慨然许诺。十月间，我受命去福建采访朦胧诗会和舒婷，十一月中旬，又赴京采写李谷一。回到编辑部时，梅朵不无兴奋地将一份用回形针别着的原稿及小样，在我面前晃了晃，接过一看，竟是胡风的《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胡风的署名，字体有些颤抖，但很见功力，显得坚韧而刚毅。我不知道，梅朵是怎样将百分之一的可能，转化成百分之百的现实，居然奇迹般地拿到了这篇稿子。

这是“又老又病”的胡风，在劫后二十六年首次公开亮相，抱病为报刊写就的第一篇文章！1981年1月号的《文汇月刊》，胡风的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赫然与丁玲的《胡也频》，以及一位报告文学大家的《好人呵，你不该这样软弱》，放在前面最显要的位置上——

二十多年来，我与世隔绝，恍如过世之人。如今拿起笔来，要与千千万万的读者见面，心情是复杂的，那感慨就更多了！

我想到了党，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三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我、教导过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的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我想到了鲁迅先生。三十年代，我曾经幸运的工作在先生身旁，亲聆过先生的教诲……先生是逝去了，永远逝去了，但后死者的我们，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还有学习先生的精神，振兴中华民族灵魂这样的任务吗？所以，先生虽然逝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我想到中国的新文学……今天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展开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要摒弃“棍子”、“帽子”、“辫子”，真正的解放思想，发展下去一定会一天好似一天。

……今天，想到那些曾经见过及从未见过，但都因我而受株连的朋友们，自惭之情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但我深知，这种谢罪是他们所不需要的，这些劫后余生与死者需要与我的，是鼓起余勇，继续前进！

上面这些话，仅以告慰关心我的朋友们。我虽又老又病，但我仍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贡献自己的余生！

胡风这篇千字短文，却蕴有无限容量，昭显无边胸怀。很难想像，经历九死一生的胡风，竟如此宽容，如此淡定，没有哀怨，没有愤懑，没有痛诉。字里行间写着，枯树逢春，犹思奋发向上。

胡风的文章，为无数读者，特别是知识阶层和文化人的强烈关注。它让一颗颗含泪的心灵苦痛地抽泣着、震撼着，沉重地陷入反思，提出发问：“人在做，天在看！”胡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集团”？这样的大冤案，是怎样发生的？

一篇千字文太不解渴了！《文汇月刊》在发表胡风的《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后，许多读者和知识界人士来信来电，希望能看到胡风和梅志回忆他们蒙难日子的文章。而这，正是梅朵之夙愿。编辑部的同人，也在选题会上频频催促梅朵，赶快动作！

急性子的梅朵，显出少有的犹豫与迟缓，他自己也被流放二十多年，身心受到折磨，对这种苦难感同身受。如今胡风重病在身，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而梅志不仅要恢复心灵上的重创，还要全天候、全身心地照料胡风。她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心境去写作。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这不是时候，梅朵开不了口！

1985年6月，胡风因病情恶化而撒手人寰。在胡风去世后，梅志为“悼词风波”而奔走、申诉的艰难日子里，梅朵爱莫能助，只能在赴京看望时，在多次通话中，给梅志以真情问候和深切安慰，要她自己多保重。审时度势，梅朵只是几次跟梅志提及，有可能时想请她写胡风回忆录。这个话题并未展开，梅朵暂时也不抱幻想，只不过是给梅志先吹吹风，让她有所准备而已。

而在1986年年初，在那场隆重的、足以告慰胡风英魂的追悼会后，梅朵觉得时机已到，急切地把设想化为行动。他恳请梅志给《文汇月刊》写回忆录，追忆胡风和她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梅朵说，必须让千百万读者知道这个惊天冤案和苦难，也必须给后人留下完整历史，而做这件事，非你莫属！

其实，梅朵所提请的写回忆录之事，也正是梅志时在念中的一桩大事，她太想完成这个心愿了！梅志在胡风弥留时曾应允过，一定要为他说清楚，一定会还他清白，要把一个真实的胡风告诉国人，告诉党中央，现在是自己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不过，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心理准备和资料准备。

对梅志来说，这两个“准备”都是她难以迈过的坎，资料早已散失一空，时间跨度极大，搜集工作量之大之难之费时，是难以想像的，而心理准备也远远不足，她和胡风心灵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漫长、深重、痛苦的折磨，是她一直在苦苦摆脱不堪回首的噩梦！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听任自己的思绪和灵魂，在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重新日夜浸染于苦难与恶梦中。

在梅朵的催促下，梅志最终还是答应了梅朵的稿约。已经七十二岁的梅志，深知一动笔就不得安宁，而不动笔就更不安宁。为了胡风的亡灵得到安息，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她不能不竭尽余生，去完成这个回忆录！

千呼万唤始出来。梅志的《胡风传》，终在 1986年5月号的《文汇月刊》上，以头条位置刊出。这是《文汇月刊》刊登的最具震撼性影响，敲击千万人心弦的传记文学！梅志的“前言”感人肺腑：

胡风离我而去已快一年了。现在，我一个人来回忆那掺和着泪水的往事，心情是沉重而凄凉的。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胡风的追悼会召开了，悼词中明确推倒了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这可以告慰胡风于九泉。

近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段经历是朋友们和读者们较为关注的，在有生之年将它如实地写出来，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我当勉力为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胡风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同志这两个字，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三十年的禁锢后又重新出版，他亲身经历了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作风的伟大时代。但回望那二十多年的难忘岁月，又令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衷心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永不重演！

《胡风传》开头第一小节，梅志就写到她始终无法获知胡风音讯，陷入无奈而无助的窘境：

1965年，胡风从家里被拘捕押走，已经整整十年。我恢复自由，也有四年多了。但是，这十年来，我和他一直未见过面、通过信，甚至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刚出来时曾向公安部询问他的情况，回答是他很好。提出想送些衣物给他，回答是没有必要。想请他们转封信，回答是别影响他的改造。

梅志毫无办法，唯有等待和忍耐。到1965年四五月间，她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字体端庄老练，而且一定是一位老熟人，因为写的是梅志的本名。下面没有地址，只有“寄自北京”四个字，梅志实在想不出来，老朋友还有谁会知道这个地址。而信的内容，有如解放前地下工作者用的暗语：“琪兄，   日下午三时，请你到和平餐厅吃咖啡。”

梅志去了。冒着风险约她见面的，是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老聂向梅志转达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见，要她积极打听老胡的情况，要求见面，并转述熊子民气愤的话：“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梅志为两位友人的态度所鼓舞、激励，在给公安部门写信并上访，坚决地提出要求后，反反复复，层层上报，终于同意让她跟胡风见面。梅志第一次探监，无限喜悦中交织着无限辛酸：

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现在被人押着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但有四只眼睛正盯住我，我强忍住了自己的感情。他很平静地走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只好伸出手，他用劲地握了我的手一下，之后用闪着光的眼睛望着我。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这时我们无言地对望着，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地对望着，望不够地对望着……

管理员让我们进了接见室……两人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从何说起，又开始了对望。最后，还是我第一个开口：

“身体还好吧！带的东西都收到了吧！”

“身体很好，东西都收到了。”

“孩子们都向你问好。”

“噢！”他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放出了光芒……

当梅志说：“他们都希望你能早日回家，你要好好地加强改造，争取早回家呀！”不改桀骜的胡风，反诘道：“噢，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关在独身牢房里能改造好吗？”这时，坐在一旁监视的干事“哼”了一声，以示警告，胡风才没继续说下去。

胡风转移了话题，告诉梅志：“我在这里写了不少诗——呵，不是写，是在心里默吟了不少的诗。有写给你的，写给孩子们的。我念给你听，你会理解的……”正当胡风念得兴起，梅志听得泪眼模糊时，监视的干部忽然不近人情地发出了命令：“不要再念了，有话就快说。”胡风茫然地望着他，转而向梅志摇了摇头表示不可理喻，他感到受了侮辱，站起来就要走。梅志怕弄僵了，赶紧按他坐下……

这是梅志第一次见到胡风，之后她又获准几次来探监。但从1965年岁末起，公安部的举措变化莫测，胡风的命运也随之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十二月间，梅志被叫到公安部，交给她一份判决书，后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监狱当局要胡风写对这个判决的感想，他用“心安理不得”五个字来概括。胡风决不会为了求得“宽大”而承认加在他头上的罪行，但他不会上诉，也不愿辩解，这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而无可奈何的梅志唯一可做的，是抓紧为胡风去劳改农场做御寒准备，她找出早已做好了的布底厚棉鞋和棉马裤，还要给胡风做件厚实的棉袄。

梅志怎么也想不到，公安部忽然又打电话把她叫去。一位主任对她说：“经上级研究，我们不准备送他去劳改。让他回家，怎么样？”还说：“我们党的政策，向来是从宽的。宽大与严惩相结合嘛！所以我们准备释放他，并且还为他创造改造的条件，这需要你和我们合作。”这个决定，让梅志觉得太突然了。

准备好坐牢，却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被放回来“监外执行”。胡风能与梅志和孩子们团聚，真算是喜出望外。随后一段时间，公安部又派人派车，让梅志陪着胡风在北京四处参观。胡风十年以来第一次置身在人群中，置身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一连几天，他见到了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东安市场，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第一机床厂、国棉三厂……胡风感到很新鲜，很兴奋，他心境大好，不仅写了公安部让他写的感想，还写了许多诗。

谁知好景不长，晴天霹雳。春节后，公安部两位干部就来看胡风，说了几句“过节好”之类的寒暄话后，即直奔主题，通知他们离开北京去四川安家。胡风不愿意去，希望留在北京，哪怕是到劳改农场去。但对方不容商量，抛出重话：“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是中央的决定。”胡风感到沮丧。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呵！他深重的痛苦和沮丧难以言尽，无法表达。

3月15日，公安部派来了一辆旅行车。胡风与梅志上了火车，告别亲人，又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火车向前奔驶，他们倒在铺位上失声痛哭。

梅志《胡风传》的第一阶段，在《文汇月刊》连载了四期，约七万字，时间跨度从1955年到1965年。梅志写了艰难时日，写了悲欢离合，却没有去正面展开胡风这十年牢狱生活所受的折磨：他被关在独身牢房，曾受过几百次审讯。而只是简要地引述了胡风在假释出狱后告诉她的一点情况：“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作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

在1986年8月号《文汇月刊》上，刊载的最后一篇《胡风传》文末，附有梅志简短的《作者的话》：

这篇小文，是在《文汇月刊》编者一再鼓励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完成，在此特表谢忱。但它仅是我和胡风在1955-1966年的十年回忆，我原用的题目是“往事如烟”。“胡风传”的标题系编者所加。全面地为胡风写传，当待诸来日。

梅志  六月四日

梅志的《胡风传》，如带着血泪的重锤，敲击着巴金的心弦。没等连载的最后一篇文章正式刊出，巴金就急不可待地致电梅朵，索要校样，他已经按捺不住，急于倾吐自己读了《胡风传》后沉重的反思和感怀。巴金这篇卓有影响的 《怀念胡风》，刊登在《文汇月刊》10月号上：

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概有二十年吧。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了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

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过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的文章，使梅志的《胡风传》更具影响和穿透力，而《文汇报》对这篇回忆录破例给以摘编、转载，使更多读者得以含泪听取梅志关于胡风案真相的倾诉和控诉。《文汇报》转载敏感的《胡风传》，很有风险，几年前，报纸转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就曾触怒胡乔木，《文汇报》为此写了多次检查。这次，常务副总编张启承对“连载”审定后，又送请总编辑马达拍板。

《文汇月刊》把关责编徐凤吾的珍贵日记，记下了那段时日：

5月22日，张启承说，《胡风传》很好，《文汇报》拟转载，问了老马，也同意了，预备分两天登两个版面。

7月25日，《文汇报》转载《胡风传》，今天见第一个版面，很突出（原稿有十个版面，删至两个版面，真是割爱啊）。

7月29日，梅朵从北京回来，说梅志将续写，她很感谢《文汇月刊》。

对于《胡风传》，梅志开始时，显然并没有一气呵成的打算，仅仅连载了四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也许，这是梅志考虑到自己精力有限，资料寻找困难，写作进展缓慢的缘故吧。而且，已经刊载的这四篇“往事如烟”，也是在梅朵“一再鼓励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完成”。

梅朵少有的全程担任了《胡风传》的组稿责编。他没有要我们接手，也只有他有资格有交情去“鼓励和监督”梅志。我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资格去插手，能忍心像平时组稿那样，去催逼这位可敬的命运坎坷的老人吗？

梅志原本想暂时鸣锣收兵，说“当待诸来日”，但巴金的公开请求，梅朵一次次上门恳请，无数个电话催促，终使梅志鼓起勇气往下写。五个月后，1987年1月号的《文汇月刊》，又开始连载续篇《胡风传·在高墙内》，这是写胡风、梅志1966年至1977年在四川的生活。

因为仓促上马，边写边发，梅志压力很大。她不能全力以赴地赶稿，除因写作所需搜集、整理纷繁的资料，进展艰难又缓慢，而继续为胡风的彻底平反奔走、申诉，也时常将她的计划打乱。《胡风传》的续篇连载约十四万字，一共十四篇，原本十四个月可刊登完，却从1987年1月一直绵延到1989年1月，整整花了二十四个月时间。

梅志尴尬的是，有三次刊物到了截稿期，她却无稿可交，而刊物更尴尬，因为中断突然，无法事先告知读者。第一次一中断就是五个月，第二次中断了两个月，第三次又相隔了五个月。连载最怕中途搁浅，而《文汇月刊》从创刊以来，几乎从未发生过连载中间断档，而且是断档很长时间的“事故”。梅朵和无数读者一样，心急火燎，翘首以待，但他依然没有对梅志采取“狂轰滥炸”，而是只催不逼，并一次次转告了圈内外读者的热切期待，给以特别的理解和宽容。编辑部给来电来信催问的读者，则耐心地作了解释，吁请他们能跟刊物一样，给心力交瘁的梅志更多时间。

续篇是从“茫茫前程”开始的。1966年3月15日，当梅志和胡风带着和家人再次分别的哀伤，茫然地听任列车向成都驶去，“我们的心情就像这荒凉的大地，一望无垠！面临我们的将是什么？何处是我们的归宿”？

梅志由成都开始的“伴囚记”开篇很好，超出她的意料。他们被安顿在闹市区一个闹中取静的巷子大院里，院子有五六间房，给了梅志、胡风西边的两间，前后厅可以用，还告诉梅志：“东边的后房娃娃来可以住。”等锅碗瓢盏到齐，梅志还可以自己烧饭做菜。几天后，公安厅的人又开始领着他们游览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等名胜古迹。

安定的日子很快过去了。五月上旬，公安部来人，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展开，要胡风表态。胡风表态拥护这场革命运动，愿意在运动中接受教育。随后，成都也是满街大字报。九月初，公安厅来人下达了命令：“立即做好准备，随时离开成都。”不久，他们被带到芦山县山区的苗溪茶场，这是公安厅下属劳改茶场。胡风在这里大病一场，还中了风，去医院医治回来后养病，被安排到山上小房子里，有炉子，可以自己烧，还允许他们在院子里一块地上，学着种番茄和蔬菜。

这种相濡以沫的日子也很短暂。十一月初，公安厅一位处长陪着三个陌生人来找胡风，其中一个开口就问：“你最近怎么样？”胡风回答：“没什么怎么样。”

“没什么怎么样？你认为你就没事了吗？嘿！”他们接着说，“这次来就是要带你走，你们准备一下吧。”胡风问：“是去审问吗？还让不让我回来？”那些人回答说：“去了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无法说。”他们把胡风带走了，还不让梅志送。梅志望去，他们带着胡风上了坡，到马路上停着的吉普车里。车开走了，但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一车的解放军。

梅志哪会想到，胡风这一去就是五年，还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关押在数十人的大狱里。胡风的心灵和肉体，受到难言的摧残。他因为绝望，用大石头撞击头部，自杀未遂，但精神完全崩溃，得了严重的精神病。

直到1973年，梅志才被公安部门押送到川东一所监狱与胡风重又相见，去照顾这个已经被监狱迫害、摧残得不成人形的“疯人”、“废人”，再度共同生活在五米的高墙之中。

梅志所写的关于到监狱，重新见到胡风，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他，“真的是他吗？”这一章，是《胡风传》中最撕心裂肺的段落，让人痛苦得无法往下卒读——

那黑棉衣转过了头，偷偷地瞄了我一眼。是他！真是他！但一点过去的神采都没有，简直认不出他了，我呆呆地立在门口。这时，那位负责同志对他说，“你就和她一起去吧”。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背，看去比我都矮了。他的行李在地下放着，他只茫然地望着。干部们都尴尬地望着。我一鼓劲就把它背起向小院走去。好一阵他才随干部们进来。干部们又是一番嘱咐，他只是双手垂直地听着。他们走了，他仍在阶沿上垂手而立。

一向挺直腰杆，轩昂豁达，压不倒、摧不垮的我的亲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儿？我真不相信面前这人就是他……

忽然，他抓住我的双手，用哭声说着，“我该死，我该死！我已经判了无期徒刑！”说着就向我跪了下来。

“我快要死了！我对不起你呀！你知道他们定了我什么罪？滔天大罪呀！什么重罪都加在我身上了，我承担不起了啊！你这一来，可更不得了啦……我害了你啦……”

他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话，不但吓坏了我，也引起了我莫大的悲痛：好生生的一个人，几年不见就被弄成这样了！我忍不住俯在桌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看着他那样儿，我很不忍心，就赶快擦干眼泪，拉他坐下。一边就忙着生火做饭，因为已快十二点了。我想起带的有鲜鸡蛋，就往挂面里打了鸡蛋，作为久别后我给他做的第一顿饭。我想，他会高兴的。谁知他端着碗只是望着，不敢动筷子。我推他，叫他快吃。他却胆怯地说，“我不敢吃，这不是我吃的东西。将来会斗我的。”我忍不住生气了，“你大胆吃吧，要斗你我担着！”“真的？你承担？”我点点头。于是，他就迅速地，像过去一样地将一碗面吃得精光……

下午，我烧了水正帮他洗头，监狱长来了。胡风连擦都不让我擦干，就一下子站了起来，恭敬地垂着双手。倒是监狱长很和气地说，“坐下嘛，把头擦干。”然后我又将找出的帽子给他戴上，他却像被火烧着似的立即把帽子取下。监狱长又说，“戴着吧，不要着凉。”他一走，胡风又把帽子取了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戴帽子。他说，犯人不能戴这种干部帽，要将帽檐剪去。还有，不能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也要将口袋剪去。我说，“你呢子制服上的口袋不是还在吗？”他说，“哼，你不知我为它吃了多少苦头？同牢的犯人就常常因此而骂我，甚至……”他不往下说了。

我感到他经历过很不寻常的生活，但还是宽慰他，“现在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不必怕。”可是，到晚上，我就几乎拿他没办法了。先是坐在床上不肯睡，不久就惊慌地说一会儿就有人来叫他，“你看，门都没关。”我说，“昨夜就没关，你安心睡吧！”“真的？昨夜就没关？”这样，他才睡下。开始还不敢脱衣服，硬说半夜里会来叫走他的。

半夜里，他一下就坐了起来。我被惊醒了，按住他没让他跳下床。他两眼发直，嘴歪扭着，全身哆嗦。我怕他倒下，就抱住他，用手抚摸着他的大额头。他仍然在哆嗦。我将他的头放在自己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安慰着他。慢慢地他才安定下来。不久，他似乎清醒过来了，第一句话是，“真是你吗？不是在梦中……太可怕了！”我说，“今后我一直陪伴着你，你别害怕。”“能这样，就好了。”

在梅志无微不至的照料、陪伴下，半年多后，胡风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了明显恢复。梅志感到庆幸和安慰，胡风已从年初她来时的那种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到头脑又渐渐清醒了过来，有了对生的欲望，能够安静地和她一起读书读报了。

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明显改善了，从先前那个巴掌大的小院里转移到了占地四五分，有四间房的“大”院了。自己能有一间房子，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她和胡风都有了一处窗明几净、看书写字的地方。而且，还有几分荒地做劳动基地，让他们除草、种菜、种苞谷。

胡风读着梅志放在他桌上的“毛选”和几大本马列著作，有时会突然合上，“不要读了，我的问题不是弄通马列主义理论问题。谁来同我谈理论？别花这工夫了。人家要你交代的是事实。老是问我反革命事实，我哪来的事实？”

他们的心情也比过去好多了。在报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名字，有的还恢复了工作，邓小平也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了。梅志和胡风猜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即将结束了？

十一月中旬，他们看了电视台转播的话剧《于无声处》，非常感动，还读了报上的评论员文章，着重指出，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几天后，管教干事将一张《中国青年报》交给胡风，那上面有报道他儿子晓山考上大学的一条新闻。这条几百字的新闻报道，破天荒地没有对胡风加上帽子，而是用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称呼，真是个喜讯。而1979年1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在文联茶话会上的讲话，表示党中央一定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梅志与胡风，急切盼望着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1月11日下午，公安厅一位处长当面通知胡风说，省公安厅已接到北京公安部电话通知，释放他出狱，其他情况到成都后再谈。这一喜讯，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胡风与疯狂时代的终结》是梅志《胡风传·在高墙内》续篇的最后一篇，让读者揪心地苦苦等待了五个月。人们强烈期待梅志，写出关于他们结束黑暗的监狱苦难，重新获得自由和光明的那个伟大时刻。

1979年1月14日，上午8时，我们到办公室去告别。政委、狱长、股长、医生和干事们都在，胡风感谢了他们对他的耐心帮助……

9时出发，医生和管教干事同行。走出监狱大门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在这里六年，而胡风就整整九年了。别了！我们总算都活着出了高墙，获得了自由！

真难得，即便是在书写这样的时刻，梅志的文字依然平实而不煽情，更没有泪水纵横。但人们读着这个尾声，无不感谢这个伟大的女人，没有她的陪伴，胡风的狱中生活不可想像。女儿晓风在《我的父亲胡风》中，曾如是评价母亲：

正是由于对父亲深深的理解、信任和爱，这么些年来，母亲顶住了种种压力和与子女别离的痛苦，与父亲相濡以沫，照顾备至。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支撑，父亲不可能活着见到我们，更不要说后面的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了。

梅志的回忆录分《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三部分，在《文汇月刊》前后连载了三年，反响强烈而绵长，读者纷纷来信，对胡风和梅志表示同情和敬意。梅志将这三部分合成为《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相继出版。不过，梅志“为胡风说清楚”的承诺，并未因此而结束。她从1988年开始到1996年，用八年时间为胡风写了一本全面的传记《胡风传》。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梅志，在《后记》中写道：

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我深感到我有责任将一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同时也应将他真正的为人，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全盘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后人去评判。我觉得，只有后人才能更不带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定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判。于是，我选择了写本全面的传记这一方式。

梅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就此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