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

张恨水

快二十年了，在安庆乡下遇见几本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课余一章一章读得仔细。张先生文字大好，意境淡远，读深了心中飘着轻愁，比茅盾、巴金、老舍惹人寻味。那时候喜欢刘旦宅、戴敦邦的连环画，窄窄的书里悠悠闲闲真像张恨水笔下一些少奶奶和大小姐。

民国一帮作家里，张恨水的名字知道得比较早。十来岁时，一位木匠在我家干活，他喜欢读小说，看过几本张恨水的书，天天讲一段《啼笑因缘》。又说张恨水是邻县潜山人，倾慕冰心，取这么个笔名，寓意“恨水不成冰”。冰心当时在我心里分量重，教材上有她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潜山佬胆子真大。潜山太近，冰心太远，张恨水喜欢冰心，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恨水不成冰”这个小道消息，大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毛泽东后来见到张恨水，也忍不住好奇问他究竟。

张恨水生在武将家，祖父做过清朝参将，十几岁时就能举起百斤巨石。张恨水儿时目睹过祖父的武术，后来《啼笑因缘》写关寿锋用筷子夹苍蝇，夹住之后，苍蝇并未夹烂，而是翅膀折断。这种功夫，即脱胎于祖父。张恨水的父亲也习武，他觉得下一代人应该从文，于是要求张恨水读书。张恨水六岁入私塾，自小对文字非常敏感。有一次，老师出了个对子“九棵韭菜”，张恨水对曰：“十个石榴。”

张恨水后来创作小说是有渊源的，就读于旧式书馆时，便喜欢《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一类小说，尤其热衷《红楼梦》，醉心于风花雪月的诗词及才子佳人式小说。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报业写作圈子有个奇怪现象，上海报馆不找北京那边人写稿子，北京报馆不找上海那边人写稿子。正当张恨水在北方名气高涨时，朋友介绍上海著名副刊编辑严独鹤与他结识，约他为上海《新闻报》供稿，打破了当时北方报人不给南方报纸写稿子的先例。虽然约了稿子，但写什么，张恨水没想好。这时北京发生高翠兰被抢案，受事件影响，张恨水坐在中山公园小山上的茅亭里，构思出《啼笑因缘》。书中故事变复杂了，复杂曲折的多边情爱关系成为卖点。连载期间，轰动一时，老少妇孺皆知。此后张恨水的小说横贯大江南北。

张恨水的读者，上至鸿儒，下有白丁。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因为双目失明，请好友吴宓去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每天读给他听，成了每日病床的唯一消遣。鲁迅也买过张恨水的书，一九三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以鲁迅当时的地位和眼界，对张恨水那类作品自然不屑一顾，买给母亲消遣是一回事，自己读却是另一回事。这次却是鲁迅的失算，时常猜测鲁迅会怎么评价张恨水呢。如果读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我想他会觉得很多新派小说家该打屁股的。

曾见过张恨水约老舍饮茶的小纸条，每个字写得温文尔雅，恭敬客气，比平常写稿写信耐看些秀丽些，可惜当时没有买下。坊间不时流出张恨水书画作品，假的太多，不敢染指。有一年北京拍卖会上有他写给萧乾夫妇的横条，写“弹琴展卷纳春和”，字很漂亮，墨色风流，内容风流，非常张恨水，最后不知水流何处，水流何处都是故事都是春天都是风景。

张恨水小说写侠士写文士，写美人写妙人，写世情写爱情，热闹好看。《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部比一部精彩，拍成电视剧还是好看，老民国风情过去近百年一点也不过时。

张恨水曾得到过茅盾一次随意夸奖，说文字不错，又说他小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老舍也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心怀感激，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这两件事。

茅盾、老舍对张恨水的评价颇堪玩味。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作为朋友，他们这番话当然是捧场，同时也是表态，弦外之意张恨水到老不过一个通俗小说家。作家的表扬，通常话里有话，要细心辨别。文人都清高，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让他打心眼里服气谁，喜欢谁，实在不容易。

张恨水在茅盾、老舍他们面前有自卑心理。时代交替期，新风气总是压倒旧观念，尤其在文艺上。五四时期，新文学如火如荼，旧小说虽然拥护者众，但新文学到底是大势所趋，天生一种霸气。

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回道：“《××》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茅盾连张恨水最优秀的作品也不知道，更遑论展卷一读，对他的赞扬，不过敷衍罢了。在为人处世上，文人和政治家不一样，文人是无论如何不如自己好，政治家是为我所用就是好。

毛泽东说的“还记得”，因为十年前他们在重庆会过面。一九四五年秋，重庆谈判间隙，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接见了张恨水。那时张恨水正主持《新民报》副刊编辑工作。两人相见，谈起了当时的形势和政局，以及写作和生活等许多问题，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常常能说出其中情节。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名列旧派小说，张恨水顶了通俗言情、鸳鸯蝴蝶的帽子几十年。这一派作家，赢得了读者，却从来不被新文学阵营看好，不仅不被看好，动辄还遭一顿奚落，甚至臭骂。写旧派小说的老式文人，天生一盘散沙，吟诗、写字、作画、听戏，样样来得，吵架方面总是技不如人。新文学阵营有一致对外的传统，拉帮结派，办同人杂志，都是吵架高手。每次交锋，旧派文人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中国二十世纪是新派的天下，凡事忌一个“旧”字，张恨水后来想摆脱身上的旧味，也无可厚非。可惜他写的那一类新东西，质量平平，反响平平。

民国前，很多人眼中，小说不过稗官野史，雕虫小技，在“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没有立身之地。张恨水后来萌发写一本《中国小说史》的想法，骨子里不排除正名的念头。为此，他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就有七八种版本。动笔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些宝贵资料，毁于战火。此后，再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来做这件工作了。

民国一批旧作家里，张恨水应该能排第一位置。他比周瘦鹃、程小青、包天笑、范烟桥诸辈写得好。张恨水超过旧派小说家的地方是刻画社会，同样写小说，程小青他们被故事束缚了。张恨水也重视故事，但他玩转了故事，借故事说了一个社会。一个是通俗故事娱乐化，一个是通俗社会工笔化，这也是张恨水高人一筹的原因。张恨水对于世情，是洞达通晓的，他的创作，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孽海花》《老残游记》一路走来，或用白描，或以曲笔，刻画世态众生，淡淡的幽默里隐藏着讥讽，时人所作，无人能望其项背。

张恨水最让人敬佩的是职业精神，这也是当时那批旧派小说家共有特点，但他的才气却比其他人高出太多。张恨水一般晚饭后写稿，长篇小说同时写几部，天天一段一段连载。张夫人早睡，家务晚上都归张先生照料，一手抱孩子一手写作，一边还要听好里弄中叫卖宵夜的小贩来了给夫人买两枚。民国初年不少海派小说家都那样写连载，好坏姑且不论，创作力真了不起。就职业精神而言，那些新小说家，更是差得太远，他们的工夫都用于赶时潮了。即便鲁迅，后来热衷于杂文，打笔仗糟蹋了自己的才学。张恨水也赶时潮，写抗战文学，但他一直没有被时潮淹没。

张恨水写作高峰期，一年有六部长篇小说连载。每本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传言，报馆来人催稿子，麻将桌一时下不来，于是左手麻将，右手文章，照样按时交稿。排队等稿子不足为奇，左手麻将右手写作，不是张恨水的风格。

除了小说，张恨水还写有大量散文。其散文，内容繁多，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册《山窗小品》，格调不低，甚至比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要高出半截，可惜因为文言文的缘故，传播范围不广。

张恨水创作总量达三千万字，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数量十分惊人。以字数论，张恨水是鲁迅加上周作人文章数量的两倍。我喜欢张恨水的作品，是因为喜欢他身上的元气，从青年到暮年，没有明显的低谷，职业写作者知道这里不易。

张恨水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这样的境遇，让人又羡慕又辛酸。

张恨水晚年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机会对作品进行全面修订，二是长子张晓水未能走上他设计的文学道路。前一个遗憾是读者之幸，在当时意识形态下，张恨水的修订不可能让作品更上一层楼。再说晚年创作力锐减，廉颇老矣，还是不要修改了吧。而后一个遗憾，是天下父亲都有过的遗憾吧。

张恨水一生布衣，不事王侯，用一管笔南征北战。张先生的传记坊间不少，读了一些，写出了风流写不出风采，写出了文事写不出文章，朋友徐迅笔下一段话记忆犹新：

我是见过张恨水的，当然是照片。一会儿是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会儿是中山装，熨熨帖帖，矜持庄重。但不知怎地，我的眼睛总每每定格在他那身着青布衫的照片上，脑海里抹不去黄昏里他那飘忽着的青布衫的影子。

朱   湘

文史研究工作者提到朱湘，总会说鲁迅曾喻他是中国的济慈，以示显赫。对此颇有疑问，鲁迅和朱湘基本没有交集。再说了，中国的济慈也不是多高的评价，好上天了，也不过第二，别人的影子而已。奇怪的是朱湘研究者们如此津津乐道，大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攀上鲁迅的衣角，总觉得气短。

“中国的济慈”一语出自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给向培良的一封信，结尾说：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这封信的内容，明显带有“批评”的笔调。为什么要删掉斥他的文章呢？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朱湘在鲁迅心中的位置，也就可想而知。于是，鲁迅又写了一句话——“虽然是中国的济慈”，并且在前面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明显是“讽刺”的一个暗记。“虽然是”三字，实则说明当时文坛有人认为朱湘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可见“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我读到朱湘的第一首诗是《采莲曲》：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妖娆。

…………

那时候，正当青春年少，这种文字间极度的轻灵与柔美，一见之下，被勾住了。如今回过头看，不觉得这样的诗歌多差，但也不认为有多好。

民国旧人的新诗，读过一些，朱湘的东西别有风味。他的诗歌，从旧诗词里点化而出，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取用，安排得熨帖妥当，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意境，这是同代诗人所没有的。

《采莲曲》写于朱湘的婚姻生活时期，但文艺归文艺，生活是生活。因为和妻子是指腹为婚，接受过新思想的朱湘内心里颇有排斥，加上婚礼上大兄要他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朱湘只肯鞠躬。大兄面子上挂不住，大闹洞房，龙凤喜烛也给打成了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就搬到了二嫂薛琪英家里。自此，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形同路人，相逢仿佛不识。

和诗歌相比，朱湘的散文还入不了上品。一来数量太少，二则个性不够鲜明。散文写作，见解、知识、阅历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字里行间的个性光芒。朱湘和我同属安庆，老乡情谊，还是要说几句好话。朱湘的散文平静，秀美，偶尔也有洞察人世的地方，《北海纪游》《烟卷》《书》《徒步旅行者》《江行的晨暮》等几篇比较经典，也最能表现其独有的风格，特别打动人心。尤其《北海纪游》里有这么一段：“最后，白杨萧萧的叹起气来，惋惜舞蹈之易终以及墓中人的逐渐零落投阳去了。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的微语，说是这些话不错。”这样的文字，清明澄澈中有一些萧瑟幽冷的气息。

朱湘喜欢写死亡，年轻时候写有一首《葬我》的诗歌：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朱湘笔下却有种菩提树下佛陀的安详淡然。

长期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自卑中生出仇视，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这种情形下，几个兄弟姐妹也不喜欢朱湘，始终将其看作外人。

后来，朱湘性格越发孤傲乖僻，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采莲曲》没有被徐志摩发《诗镌》头条，于是骂徐志摩是一个“瓷人”，“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又评价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径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忘了也曾骂过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

对同行的批评，终于转化为对现实的不满，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朱湘频频写诗，写诗评，棒杀别人的同时，也棒杀了自己。他这么做，不能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自恋，更多的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个孩子，讨不到老师喜欢，故意在课堂上捣蛋，希望得到关注。得不到时代承认，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朱湘只好用扭曲的、压抑的方式发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戕。

朱湘太爱诗歌了，这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

在清华念书，毕业前夕，却被校方开除了。因为朱湘钟情于文学，对所有的必修课都不感兴趣，甚至连点名也缺席，终致因点名经常不到累计满三次被开除学籍。后来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人交涉，终使校方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然而朱湘一意为之，坚持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朱湘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三年后，也就是1926年，朱湘由朋友力保再回清华，自办了个《新文》月刊，专发新诗，自诩五年内使其遍及全国。事与愿违，总发行才二十份。

1927年，朱湘赴美，在劳伦斯大学留学，外教读的一篇文章，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句子，朱湘便愤然转入芝加哥大学。1929年，朱湘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离学。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同年9月，朱湘回国，任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朱湘的确是狂妄的，但他狂妄得严肃而认真，这种个性，注定了被时代不容，这便是朱湘的命运。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性格原因，友情和爱情成了镜中之花，“穷”得只剩下诗了。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了无其他，甚至没有了自己。当时就有人说朱湘“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一个人为世不容，为时代不容，除了死，似乎别无选择。1933年12月5日，上海至南京的客轮上，朱湘纵身一跃，冬天的江水很冷，但他不能回头了。一语成谶，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据说朱湘最后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另一本是自己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则是用妻子的工钱所买。对朱湘而言，生为诗人，幸耶不幸？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