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 杨方毅 石明磊 郑淙文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他们本来是纯朴的农夫、勤劳的工人、风华正茂的学生，但是当日寇的铁蹄踏碎国土时，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日军人。从此，他们在烽火里出没，在危局中坚持，在疆场上流血。

70年过去了，这些英雄大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只留下遍地荒冢，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被人记起。在举国共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回归并坚信一个朴素的常识：无论这些默默无闻者曾属怎样的番号，曾归何人统率，但抹不去的是他们同仇敌忾的功绩。他们是中国抗战中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我们共同的老兵。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凋零。”这是二战时期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一句著名的演讲词。

当青年成暮年，勇者已归隐的时候，我们想借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机会，让那些渐被遗忘的真相和记忆，重见阳光。走近这些正在凋零的老兵和背后的历史，以一个民族整体的感恩情怀，对这些纾难救国者行一次庄重的注目礼。我们所要记录的这十位壮士，是那些正在调零的老兵的代表和缩影。

金振中：

保卫卢沟桥的直接指挥官

金振中，原国民党军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在1937年7月，金振中是保卫卢沟桥的直接指挥官。他抱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誓死保卫卢沟桥与宛平城。关于这场战斗，《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一书中，收录了金振中的一段珍贵的口述。以下为本刊摘编的部分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原驻宛平和卢沟桥的队伍兵力单薄，因此，师部命我接替宛平和卢沟桥的防务。听到这番命令后，我就决定，我宁可牺牲个人的小小职位和短短的生命，也绝不辜负举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这是我预定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所抱定的决心。

队伍布置就绪后，我每天挤出时间，向队伍作一两次讲话，以历代军人模范和勇敢善战等事迹激励官兵，并提出两句誓言，就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以此来捍卫城和桥，在每次开饭前和睡觉前必须先把这两句誓言背诵一遍后，才许吃饭和睡觉。

7月7日晚10时，绥署许处长来电话问我，说据日方称，他方的演习兵被宛平华军捉进一名，他方要进城搜查。我说在此雨夜，迎面都辨不出人的面貌，日方为何能来我城桥警戒线内演习，这明明是想偷袭我城和桥，因我军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乃又捏造我方捉他演习兵一名，他这种讹诈，我方是不能接受的。电话刚落音，震天动地的枪炮声，穿落我城和桥以及周围，我方和日方发生激战。我急急忙忙奔到城上指挥战斗，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两句誓言激励官兵，继而转战桥上，最后我又奔到右翼第12连，仍以两句誓言激励官兵。在这一过程中，我所带领的随从兵被日寇子弹打死两个、伤一个。

在这反复冲杀的激烈战斗中，至凌晨2时，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双方立时停止射击，双方阵地所遗留的死伤官兵可允许各自运回。二是由绥署2人、日方4人（内有日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共6人，预定6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调查昨夜所发生的事故。

谈判过程曲折复杂，日寇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坚决给予驳斥。8日上午9时半，日寇队伍整顿补充等已就绪，再次向我城和桥进行猛烈攻击。缨井德太郎等4个日寇乘此紧急关头，编出谎言来愚弄我。我听到这一系列的谎言后，勃然大怒，厉声说，先把你这4个日寇头砍下来，纪念我方死伤的官兵。枪毙了一个日寇后，我命随从兵把其他3个日寇反绑起来，连成一串，随我到城和桥上，给攻桥的日寇看看他们的丑态。然后，我率领9连和10连，冒着极密集的炮火，出击围攻我铁桥东端的日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战斗，才把围攻铁桥东端的日寇击退至二华里以外，战况才得到稳定。

午后2时，日寇联队派人持信又来吓唬我。我立时在来信信皮背后，回答两条：第一，城和桥的守兵，誓与城和桥共存亡，任何威胁是吓不倒的。第二，缨井德太郎等人，也愿与我城和桥共存亡，望你方不要顾虑。

战斗持续到10日上午8时，日寇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联队比中国的团大）亲临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我城和桥以及周围，轰得尘土狂飞，浓烟滚滚。我军反复与日寇进行肉搏战，仍未摧垮顽固之日寇，而我铁桥东端阵地，亦被日寇占领，这时已至下午1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仅400多公尺，形成对峙状态。

我为收复失地，打垮日寇嚣张气焰，于当晚8时，召集所属军官，说明于次日凌晨2时，全面出击，夺回我铁桥东的失地。至凌晨2时，各队伍均到达出击预定位置，转眼间，震天动地的枪炮声混为一体，我方3营与日寇发生激烈的争夺战，一个小时后，又转为相继不绝的肉搏战，才把占我失地的日寇击溃。各连队伍均兴高采烈地只顾追击击溃之敌，忽略未逃脱零星之敌，我也只顾随追击队伍前进，不曾留意逃脱零星之敌，在黑暗隐蔽之处，以手雷将我左小腿炸断，紧接着又有子弹从左耳旁钻进，穿出右耳下方，当时得到随从兵抢救，抬出战场，来到保定斯诺医院进行治疗。

闻悉我受伤，毛泽东同志特派了4位同志，专程来到保定我病房慰问，使我禁不住热血沸腾，喜泪盈眶。回归部队后，我又担任179师673旅副旅长，兼任1065团团长，参加汉口外围大会战固守汉口东大界岭一带，与日寇厮杀三个月，其中肉搏战近百次。

1985年3月1日，金振中因病去世，享年83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

李宏毅：

壮士出川，全身“长”满弹片

1937年10月1日，四川省西充县集中了抗日义勇军856人，李宏毅是“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欢送的第一批战士之一。10月2日，这856名西充人（史称“西充八百壮士”）分编为8个连队，浩浩荡荡地列队出发，开往抗日前线。

李宏毅1917年出生，出征那年才20岁出头。因为参军时个头小，李宏毅差点儿被“退回”，他对征兵的人说：“抗日不分男女老幼！我抗日决心已定，不要我上战场，我当勤务兵也要跟着你们！”这样才被录取。

李宏毅回忆，856人中，只有一人因身体原因被退回，余下855人则全部补充到川军43军26师，编成了野战补充营，开赴江西训练。在那里，他们苦练杀敌本领，射击不合格或者刺杀输了一枪的，半夜里都会起来练。最终，这批西充人的技术均达到了优秀等级，分编到一线连队。

800多西充人好说当地土话“锤子”二字，开始有人觉得他们“扯得很”。但是，在战斗过程中，他们性格火爆、敢打恶仗，冲在最前面，很快赢得了上司的青睐与战友们的钦佩。尤其是26师师长王克浚，对西充士兵刮目相看。凡是遇到攻坚战，久战不决的时候，总会发出指令：“喂！你那里还有多少‘锤子’？赶快放来组成敢死队，给老子顶起！”

西充“八百壮士”一战成名，是在武汉会战的湖口保卫战。据李宏毅之子李汝江根据父亲的回忆介绍：“当天他们和鬼子交火多次，各有死伤。我军两侧高地上的轻重机枪以交叉火力构筑起密集弹网，鬼子虽然多次突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场战役，西充“八百壮士”中既有被子弹穿膛而过奇迹生还的傅继尧，也有带领20多个弟兄活捉4个鬼子的李利民等英雄。

1938年，在江西、湖口等江防阵地，李宏毅升为班长，第二年升为排长，进攻南昌，“八百壮士”伤亡了100多人。活下来的大部分陆续升任连、排长。李宏毅在战争期间考入黄埔军校三分校军官班八期，专攻美军战术，1940年毕业返回部队，不久升任营长。

李汝江介绍，父亲常说，“八百壮士”个个都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的好士兵，战斗中舍身炸敌人的碉堡、坦克，咬着鬼子耳朵肉搏，例子数不胜数。

1944年6月“龙衢战役”后，川军26师打得只剩几个人，“八百壮士”为国捐躯，只有李宏毅一人奇迹生还。部队进攻浙江分水县城时，李宏毅率一个加强营从敌后插入分水县城与敌巷战，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战友突围拖出他的“尸体”，却发现他居然没死。

抗战胜利，并未让李宏毅回归平凡生活，而是再一次面对人生转变。经过集训后，他回到国民党军队“潜伏”，有了新的秘密称谓：“中共地下党员”。

直到1953年的一天，一封来信让全家人喜极而泣，李汝江才知道父亲还活着。信中说，李宏毅被安排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教员，并获准带家属生活。

李汝江跟着母亲、姐姐辗转来到哈尔滨，见到了打过鬼子、九死一生的英雄父亲。在他的眼里，父亲能活下来，是一个传奇。因为，他身上残留了太多弹片，“上世纪80年代末，他需要做个小手术，但医生发现他肚皮上有黑点，以为是癌症。父亲哈哈大笑，说那是残留在体内的弹片，不仅肚皮有，嘴皮、手臂、身上到处都是。”2005年，李宏毅去世，李汝江从骨灰中，捡到了几块被烧得焦黑的弹片。

杨耀辉：

“四行就是我们的坟墓”

相比于川军“八百壮士”，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更是名震天下。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扬言“3天内攻占上海”。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打响著名的淞沪会战。10月26日至11月1日，上海基本失陷之时，孤军据守苏州河西岸四行仓库的国民党军88师524团2营，浴血奋战四天四夜，多次击退日军。这就是淞沪会战中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参加这场保卫战的官兵被称为“八百壮士”。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八百壮士”仅剩下一名幸存者，即祖籍湖北随州，家住重庆的杨养正（又名杨得余）。杨养正时任一连三排少尉排长，在那次战斗中，他用钢弹枪打日军坦克时，弹片夺去了他的左眼。上海全面沦陷后，杨养正为日寇所俘，受尽折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一次做苦力的间隙，打死看守日军，抢下枪支，成功逃亡，孤身来到重庆。2005年，杨养正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被评选为第一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2012年12月16日，杨养正因病逝世，享年96岁。

然而，就在杨养正逝世前10天，另一位“八百壮士”幸存者在成都被发现。他叫杨耀辉（当年曾名杨根奎），时年90岁，家住成都市金堂县白果镇。老人对部队番号、连级以上长官的名字都如数家珍。

杨耀辉珍藏着一个比火柴盒略大的小木盒，这是作为自己曾是“八百壮士”的仅存证据，拨开上面精心制作的推拉盖子，里面是三枚陈旧的证章。最大的一枚为“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配有精致的绶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颁发给他的;一枚正面有“荣军”字样，背面有“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另有一枚小的，上有“24中队3909"字样，是其抗战胜利后回成都时的证章。杨耀辉说，他还曾有一枚“800孤军营纪念章”，上面刻有谢晋元（“八百壮士”之首，时任国民党军88师524团副团长）的头像，在解放后上交给政府了。

杨耀辉家里三代都是铁匠，1936年初参军，后加入国民党军88师262旅524团1营2连，任上士班长。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该师抵达上海，他任第一排排长。在副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正式接管四行仓库阵地。

“其实，我们进入四行仓库并没有800人，而是397人。声称800人是为了壮军威。"杨耀辉说，“接到在四行仓库掩护的任务后，谢团长给我们讲话。他说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住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就是我们的坟墓！”

杨耀辉说，他曾亲自用机枪扫射进攻的日军，“两个人帮忙送子弹，一撂就是一片。”最后不得不撤退时，日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石桥——新垃圾桥。杨耀辉主动报名，带领40人的敢死队先行突围，“我带着两支手枪，四颗手榴弹，带人冲了出去。”在这次突围的白刃战中，杨耀辉的额头被刺刀刺了一道口子，伤疤至今犹存。另外，他的左臂也在这次战斗中折断。

突围之后，“孤军营”撤入英租界，并被解除武装。不久，副团长谢晋元被杀害。随后，日军进入英租界，“孤军营”集体成为俘虏。

杨耀辉被日军送往南京第一监狱，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

“那里既有国民党军也有新四军，还有一些老百姓。"杨耀辉说，俘虏很惨，没吃没穿，只要发现病了就被埋在煤堆里烧死。当时大家约好了逃脱的办法，后来因故停止行动，却被汉奸告密。杨耀辉被日军抓进炮楼吊起来进行严刑拷打，“几十个日本宪兵每人上来打我一耳光，我的脸肿得像馒头，鼻血直流……”

1945年，杨耀辉被押解到南京。“那时候，中国军队每天有二三十架飞机轰炸南京，还跟日军空战，看着解气。"而在这里，杨耀辉认识了一个名叫谢友杰的工头。在谢友杰的帮助下，杨耀辉躲在床下，戴上通行的袖章趁晚上逃脱成功，辗转来到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的第10战区驻地。“就在那里，我们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说起当年的情况，杨耀辉仍然很激动，“满城都在放鞭炮，第二天还给我们开了欢迎大会……”

历经周折，杨耀辉最终于1946年回到了成都。

曹锡：汉中猛士，

一人歼灭500日寇

在70多年前著名的湘西大捷中，一位入伍仅一年多的汉中农家子弟曹锡，使得500多名疯狂嚣张的日寇悉数毙命于他的机关枪下。他也由此成为抗战中歼敌最多的猛士。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当年曾与这位猛士同在一个部队的汉中籍台湾学者崔永德向媒体讲述了曹锡的故事，并请求寻找英雄的下落，可惜一直追寻无果。

曹锡的壮举发生在1939年9月22日，地点是在长沙新墙河之南、新墙镇之西的王街坊。

9月21日晚，曹锡和一个排的战友把12颗手榴弹连接在一起，放在新墙河的南岸河堤之上，对着河面警戒。自22日凌晨4时开始，日寇用50门大炮对王街坊发射了8000余发炮弹，持续3个多钟头，把面积约三平方公里的王街坊，炸成一片废墟。然而，曹锡死里逃生，他坐在河堤之上，手指勾着机关枪扳机，密切注视着河岸。河面离他只有15米。日军一批一批离船上岸，每批数十人，持枪向河堤而来。来一批，曹锡便消灭他们一批。第7批日军来时，他们放出毒气，敌人被全灭，而曹锡隶属的这一排也仅剩下他与另一位战友。

20分钟后，毒气消散，又有二三十名日本兵向河堤爬行而来。曹锡一面把手榴弹的引信握在手，一面急忙拖着仅余的一位战友跳下河堤，卧倒在稍远之处的地面。刹那间，日军爬上了河堤，曹锡从容地猛拉引信，12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日军死得只剩下了两三个人，而且这两三个人都负了重伤躺在河堤之上。曹锡又准备了12颗手榴弹。回到河堤上之后，他将手榴弹放在一起，慢慢地再走下来，然后卧倒、静候。不久，果然又来了30多个日军。只听“轰”的一声，30多个日军被炸得一个不留。曹锡紧接着重新布置一番，又炸死了二三十个日军。

此时，曹锡被炸翻的泥土掩埋，幸而未受伤。手榴弹已经用光，曹锡改用机关枪，把身体隐藏在泥土堆之中。10分钟以后，从河堤的那一边，爬过来5个日军。曹锡用机关枪的5发子弹打死了这5个日军。

日军在死前对曹锡和他的同伴放了一枪。他的同伴姓朱，是一位上士班长，眼睛中弹，不久便牺牲了。祸不单行，曹锡同时发现了他手中的机关枪已经不能使用，扳机扣不动。敌人又要来了，曹锡情急生智，在身旁仔细寻找，发现离自己200米处的一具尸体旁有一挺重机关枪。这时，恰好有100多个日军蜂拥而来，以为这名机枪手已死，却不料，刚爬过去的曹锡忽然扣动了扳机，一下子打倒了30多个日军。剩下的60多个日军掉头狂叫着“有鬼、有鬼”溃逃……

早晨8时，营部派了一个传令兵来告诉曹锡，日寇大队人马已经在距王街坊西约1000米处渡过了新墙河，也就是到了他的侧面。营长命令他“放弃阵地”，回营部休息。曹锡扛着重机关枪和几袋子弹，跟随传令兵朝着营部的方向走。中途，他们与敌兵遭遇，日军的枪弹从四面八方打来。曹锡的这挺重机关枪又派上了用场。见曹锡活着回来，

营长对他大加赞赏，并告诉他，他前后打死的日本兵共有500名左右。营长把他带到师部，师长赵公武和他握手，立刻升他为中士班长。

曹锡杀敌的事迹很快传到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各报社派记者前来采访。同时，著名剧作家田汉也率领文艺工作者赶来慰问，返回长沙后特为曹锡所在的52军编写了一部新剧，剧名《新战长沙》，公演时非常轰动。《大公报》《中央日报》及其他各报也刊登了曹锡英勇杀敌的事迹。

曹锡的生死和下落至今无人知晓。但曾经的战友多年来始终未曾放弃寻找曹锡的念头。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像曹锡这样举世罕见的勇士是不会死的。在他们寻找的过程之中，其实更饱含着人们对一位英雄的崇拜和景仰。

黄殿军：

抗联第二军唯一幸存者

2014年2月，我国拟设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消息传来，吉林省靖宇县一位92岁的老人激动不已。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唯一幸存的老兵黄殿军。

“我13岁就当兵啦……那个时候天天都在打仗，死老多人啦。"黄殿军这样开始对记者讲述记忆中的战事。据黄殿军回忆，1935年，只有13岁的他加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当时部队的首长就是同杨靖宇并肩战斗的抗联副总指挥魏拯民。后来他被分到第二军第二师，成为了一名传令兵，师长是著名将领曹亚范。

1939年秋，日本侵略者调集7.5万兵力，对人民革命军进行疯狂“围剿”。为保存实力，杨靖宇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实行分散游击。当时作为传令兵的黄殿军，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为了将杨靖宇的命令及时传达到各团队，黄殿军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一日，杨靖宇的部下曹亚范师长有紧急命令要传出去，之前的4个传令兵都是一去不返，曹亚范最后将任务交给了黄殿军。“当时也没有多想，首长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啊，我就去啦。"黄殿军在临出发之前，被曹亚范叫住并从兜里掏出5排子弹（共计50发）递给了黄殿军，叮嘱其要加倍小心。

黄殿军：“刚一下山，跑了没几里路，我就遇上第二中队的三个人，一个指导员，一个机关枪射手，加上班长，全都受伤了。他们看见我就说：这不是传令兵吗？教导员牺牲了，就剩我们仨了。我说：部队都在山上了，你们快往山顶上撤，我来掩护！这时有五六个鬼子发现了我，冲了上来，我跳到横木后面，等他们离近了，露头就打，把他们全给撂倒了。等我发现没有动静了，准备撤退，那时我才觉得右腿抬不起来了，一瞅，腿两边往外冒血啊，我趴在一个小土包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心想这回要死了，我就把剩下的10发子弹都装好，把两颗手榴弹摆好，准备决一死战，多打死一个赚一个。等鬼子离我快5米远时，我先扔手榴弹，接着就开枪。后来听见脑后枪声响成一片，我想这是增援我的部队到了。猛然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连开了3枪，我也回应打响了3枪，其实这是暗号，他们找到我并把我背回了师部……”每每在讲述到战友牺牲时，老人都要停下来擦拭泪水。

当老人得知，如今我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事时，激动地握住记者的手，几度哽咽。“好啊，我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知道这事一定很高兴。”黄殿军说。

叶于良：18岁开枪锄奸

1945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太和殿前接受华北日军投降。一个23岁的年轻人当时也站在太和殿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就是叶于良。

叶于良祖籍福州，祖父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了北京，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加入抗日杀奸团，是受一位亲戚的影响。“那时经常一起聊天，都说怎么怎么恨日本人。”叶于良回忆，那位亲戚便问他敢不敢加入锄奸团，“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参加了。”70多年过去了，他仍清楚地记得当初入团的誓词：抗日杀奸，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1940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让叶于良印象深刻。那天，日本人和伪政府在中山公园开庆功大会。叶于良和团里的成员李振英、冯运修等人打算刺杀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华北伪政权机关报《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

叶于良回忆：“当时，吴菊痴在台上演讲吹捧‘皇军’。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把他打死算了。李振英赶忙阻拦：不行。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还是找偏僻的地方下手，保险。”

“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记得，他们一直跟到石头胡同的同和轩饭庄。当天，评剧演员白玉霜在那儿宴请吴菊痴。“我们就在门口等着，大概一个钟头吧，吴菊痴从里面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

叶于良几个人继续骑车跟着，机会终于出现了。“到新华门外，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叶于良说，他们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几步，接近黄包车。“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他当时就死了。"这次刺杀是当时只有18岁的叶于良第一次开枪，“有点儿紧张，不过杀的是汉奸，没什么好怕的。”

在锄奸团的日子，叶于良最遗憾的是没有杀过日本人。他和同伴曾差一点儿成功刺杀川岛芳子，但还是被她逃脱了。

吴菊痴被刺后，北平日伪政府展开“八月大逮捕”。天津一名锄奸团的成员被抓后，汉奸在其身上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叶于良的名字。没过几天，叶于良和同伴在制定和研究袭击日军的路线计划时被捕。如今，他的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还有压杠子，让你跪着，用木棍压你腿”。

轮番非人的折磨，叶于良硬是挺了过来，没有供出一个同伴。一名翻译官找到叶于良谈话，“他说中国人不是孝为先吗？你们抗日是不孝，让家人担心。我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自古也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看守劝叶于良低头，告诉他激怒日本人会被拉出去枪毙。“我跟他说抗日就是对的，我是抗日，怕什么？”

1941年初，叶于良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叶于良度过了近5年的监狱生活。

1945年8月15日，看守突然跑过来说“日本投降了！”监狱里一阵骚动，叶于良和不少狱友趁乱往外跑，结果发现仍有日本兵看守。无奈，他们又退回各自的监房。又被关了半个月，直到9月3日，日本人才打开监狱门，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走了。”这一天，叶于良才真正重获自由。

在叶于良家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装裱过的日历，上面的日期定格在1945年8月15日。老人说，那是志愿者送给他的，不过在他的心里，“9月3日才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李根石：

晚年常在梦里大喊“快，

把我的大刀拿来”

李根石的老家在江苏淮安。 1938年，他在一个乡村师范读书。“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但那时日军把它当作了顾祝同（国民党高官）的住宅，投了12枚炸弹，学校就被炸毁了。"当时的校长流着眼泪说：“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了我们的学校，不让大家继续求学，学校明天就解散了，我希望同学们投笔从戎，不做亡国奴，誓死保卫祖国。”李根石第二天就参军了。1938年8月1日，19岁的李根石顺利考进国民党第89军117师34旅698团，成为黄埔军校鲁干班军官大队第11期的成员。抗战期间，除1940年至1941年在军官学校学习外，其他岁月，李根石都是在战火冲天的战场上度过的。

1942年春，李根石带领一个营，在现东台市南边的陈家舍和两个小队日军开战。虽然人数是日军的3倍，但部队的装备很差，在日军强大炮火的轰击下，构筑的工事尽毁，部队伤亡惨重。炮击后，日军步兵发起冲锋。那时，每个战士只有几颗子弹，双方经过短时间的对射后，日军离阵地越来越近。在军校学习期间，李根石曾拜师学过刀法，每次打仗，都背上一把大刀。面对快到阵地前的日军，他冷静地下命令：“全营上刺刀，准备白刃战！”随即拔出大刀与冲到阵地前的日军短兵相接。李根石回忆，有10分钟的时间，战场上听不到枪声，只听到兵器的撞击声、敌我双方的呐喊声。后来，增援部队赶到，才把日军打跑，部队撤退到东台县城。

同年夏天，有消息传出，驻东台的日军最高指挥官达马要下乡“扫荡”。李根石立即向上级请求，带突击队打伏击。上级很快批准，李根石立即组织了一个排，配备了两挺捷克式机关枪，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步枪、4颗手榴弹。他们在广山乡南边的泰东河设伏，哪知日军汽艇临时改变航线。

李根石打开地图，准确判断出日军汽艇开往泰州，这中间要经过戴南镇。当时戴南镇有一个姓卢的铁杆汉奸，手下有100多号人，李根石估计日军有可能会在戴南镇停留。

中午时分，部队在离戴南镇3里的一个小村庄驻扎下来，向镇上派出两名侦察员。下午，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就在镇上。

可谁知，侦察员被尾随，傍晚时，部队驻扎所在的村子被姓卢的汉奸带来的100多人和一部分日军包围了，幸亏发现及时，部队得以转移，伤亡不大。几天后，李根石率部突袭戴南镇，击毙姓卢的汉奸并缴获一个连的装备。

李根石的晚年一直在医院里度过。他的女儿说，午睡时，常听父亲在梦中喊：“打！接着打，不做亡国奴！”“鬼子火力太猛，子弹又打光了。快，把我的大刀拿来！”

李根石一个人时经常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一次，去采访他的记者提到这首歌时，耳背的老人一下子捕捉到他熟悉的韵律，两眼放光，立即高声唱了起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前进，冲啊，杀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啊……”

秦光：打不死的“活烈士”

2010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抗战时期的著名战斗英雄秦光。秦光，1917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曾任空军第四师干部部部长、空军机务学校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河南民航局局长、河北省储备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等职。

在河北省储备局一栋普通的宿舍楼里，这位时年93岁高龄的老战士仍然显得精神矍铄，他笑着说：“我早就是钢筋铁骨了，打鬼子的时候，身上留下了十几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这位13岁参加红军，其抗战事迹闻名冀鲁豫边区的老红军，被誉为“不死的战士”。

1941年初，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对鲁西军民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军兵分六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妄图一举摧毁我鲁西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军主力部队和党政军首脑机关。当时，秦光刚奉命调到鲁西军区特三营（军区警卫营）当副教导员，就参加了极其英勇惨烈的苏村阻击战。

特三营于1月17日清晨来到苏村，就看见6辆满载日军的汽车飞驰而来。待敌人进入我军交叉火力圈时，营长高喊一声“打”，早就瞄准好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只见浓烟卷着火焰腾空而起，敌人的汽车立刻停止前进。未被打中的日军，纷纷从车上翻滚下来，接着组成战斗队形，托枪挺胸向村东9连阵地冲过来，立即遭到我方火力的猛烈射击，日军死伤过半。中午，赶来增援的敌人在苏村周围布满了汽车和士兵，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的退路，整个苏村被围得像铁桶似的水泄不通。

经过激战，敌人死伤惨重，我方伤亡也很大，只剩下秦光等20多人仍在苏村西南角顽强抵抗。敌人开始施放毒气，呛得大家咳嗽不止，眼泪鼻涕不停地流。眼看天快黑了，秦光带领战士们寻机突围，冲到苏村最西边的小院。敌人发现他们进院，向门口投来手榴弹，弹片穿过房门炸伤了秦光的头部。秦光用手拔出一块指头大的弹片，鲜血流了满脸，他强忍着剧痛，爬起来将从窗户冲进院子的3个敌人撂倒2个。这时，毒气从门窗缝渗进屋内，秦光等人顿时感到呼吸困难，像大石板压住胸膛似的喘不过气来。他们每人喝了一碗醋，仍然继续坚持抵抗。最后敌人爬上房顶，把房顶捅了个洞，将一颗毒气弹扔了下来，大家便陆续晕了过去。等秦光苏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反绑着双手躺在院中。敌人将20多名受伤中毒的我方战士拉到街心，十几名日军用刺刀抵着他们。

日军将这20多名中毒受伤的我方战士分批押到苏村东南麦地杀害。最后，6个鬼子押着剩下的7个战士向村外走去，秦光被押在最后边。就在赴刑场的路上，敌人用刺刀捅他们，回来的敌人还用帽子擦刺刀上的鲜血。当时秦光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战士绝不能像绵羊似的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就是死也要耗掉敌人几颗子弹。想到这里，秦光低声命令：“往前传，准备跑！”当走到开阔地时，他大喊“同志们快跑”，大家立即分散跑起来，敌人慌忙开枪射击。刚跑了几十米远，敌人的一粒子弹穿透了秦光的左肩，他踉跄着继续跑，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背，贯穿肺部，他一头栽倒在地，血流不止。秦光不想趴着死，挣扎着猛力一翻，瞧见一个敌人跑来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头。他一面口吐鲜血，一面用嘶哑的嗓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将头一歪，眼一闭。“啪”的一枪，子弹从右脖颈进去，穿左背而出，秦光当即昏死过去。后来，营部文书孙玉文发现了他，和老乡一起把他抬到邻近村庄南进支队的隐蔽休养所救治，后经医生抢救脱险。对于冀鲁豫的抗日军民这种鱼水深情，秦光万分感激，一生不能忘记。

不久，《山东日报》《挺进报》的记者先后对秦光进行采访，随后《山东日报》《文化生活报》和《挺进报》纷纷发表文章，赞誉他为“不死的战士——活烈士”“战斗英雄”“民族英雄”，部队诗人夏川的长篇报告诗把秦光称为“旗手”。英雄的名字俨如一面不倒的红旗！

1942年冬，敌后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上级将原由第115师管辖的鲁西北第3军分区划归第129师建制的冀南第7军分区，任命马本斋为第7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长。与此同时，回民支队的到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抗日的军事实力，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

1943年3月，时任支队政委的秦光率队转移到冠县张柳召村。一天清晨，驻地东面发现敌情，敌人将村寨围墙炸开一个洞，这时村南也发现敌情，眼看敌人捞鱼似的每隔十几米一个人向我军包围而来，一看就知道这是敌人的铁壁合围。秦光率二中队沿一条西南方向的抗日道沟往南突围，当突围到范庄东北三四百米处时，遭到占领东南庄敌军的侧击和南面十字路口日伪军的堵击。见此情况，秦光担心集中突围容易遭敌人火炮的杀伤，为减少伤亡，决定分散突围。当他们突围至距敌人100米远时，遭到敌人的顽强阻击。秦光从战士手中抓过两颗手榴弹，跳出道沟，喊了声“同志们跟我冲啊”，冲到距敌约30米处时，他将一颗手榴弹投到敌群，当要投第二颗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腰部，他摔倒在地。此时部队在手榴弹烟尘的掩护下，冲出了包围圈，敌人立即用火力追杀。秦光躺在地上想，我的手枪里还有三发子弹，如果打透内脏就自尽。他摸了一下伤口，里面是肋骨，既然没有打透，还有活的可能，他想敌人不会在此久留，便决定躺着装死。

敌人走后，老乡们用毛驴将秦光送出封锁线。冀南七分区司令员马本斋派骑兵通讯员送他到分区野战医院做手术。手术时将十几块弹片缝合在了腰内，解放后虽经数家大医院会诊，均无法取出，在秦光身上永远留下了日寇暴行的历史见证。

谭振京：

许世友亲自扶他上厕所

谭振京，1927年5月出生，山东省文登市人。1942年1月参加八路军。其抗战事迹多次在《西安晚报》连载，2005年9月9日，被该报读者评为心目中的“西安十大抗日英雄传奇”人物。

谭振京的家在胶东半岛，祖辈都是给地主看山扛活的普通农民。1941年，谭振京参军前，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胶东半岛的文登市，经常到农村进行扫荡。1942年初，谭振京由姐姐送到松油乡人民政府，被分配到牟海县独立营，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攻下上海、南京等中国核心城市，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随着战局的扩大，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有限的县城、据点。

1944年4月，牟海县独立营一侦察员得到消息，日军有两辆军车第二天要出城。根据判断，每年4月是日军换装的日子，即将出城的军车极有可能装载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上级果断作出了沿路伏击的决定。

谭振京当年17岁，是独立营10连2排5班的战士，“接到命令，我们全营连夜赶赴一个叫松柏树村的地方，近400人在营长龙飞的带领下，隐蔽在日军出城的一条必经之路上。”

清晨6时，松柏树村外的高地上，半夜便埋伏在此的战士们，果然看到有日本军车驶来，尾随军车前进的日伪军数量也在估料之中。一阵密集的枪炮声过后，营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展开冲锋。当他们将要接近被炮火截停的日军军车时，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原以为装载着物资的军车上却跳下来数量众多的日本士兵。谭振京此时明白，他和战友们碰上了硬骨头，军车上拉的是准备下乡扫荡的日军主力，从车上下来的日本兵和原有的日伪军加起来，数量将近有300人。

“鬼子也不知道我们一下就冲到他们跟前了，他们的迫击炮等重型武器起不了作用，只能招架着往后退。"谭振京回忆说，“刚下车的鬼子大部分连刺刀都没来得及上，射击还要举枪瞄准。”

敌我两军人数相近，接触时又都出乎意料，加上日军的战斗力及武器装备通常要超过八路军，因此，战斗一开始即打得异常残酷惨烈。冲锋中，谭振京将一枚手榴弹使劲投向举刀指挥的一个日军指挥官，“只听见‘嗷’的一声大叫，日军指挥官见有东西扔来，吓得掉头就跑，却没听到那颗手榴弹爆炸。”谭振京事后回过神来，由于过度紧张，他扔手榴弹时忘了拉引信。2005年，78岁的谭振京已是满头银发，说起当年的这个失误，他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他事后还专门从上级那里打听了一下，从那颗没爆炸的手榴弹下逃过一命的日军指挥官，名字叫做丘野。

冲击距离进一步拉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清晨6点多钟的光线并不十分透亮，在与对方刺刀见红的生死对决中，谭振京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只能根据服装的颜色来判断敌友，他用刺刀连续挑翻了两个小鬼子后，这时日军大幅退后。

敌我相距约50米时，日军的迫击炮、掷弹筒等重型武器开始发挥威力，我军的进攻受到阻击。谭振京和同班战友保持战斗队形一起隐蔽时，一枚炮弹在他们中间爆炸。

“在去后方医院的路上，我亲眼看见两个战友牺牲了。一个叫冯岳强，还有一个只记得姓蒋。中途休息时，冯岳强还问：‘小谭，你伤得怎么样？伤哪里了？我说伤到腿上了，他说自己伤到肚子了。我看到他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人没到医院就牺牲了。姓蒋的战友伤得也很重，他刚到医院也牺牲了。”

松柏树村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日军被消灭过半，仓皇撤回县城，后来一个星期都没敢再露头。我军的伤亡也很惨重，仅谭振京所在的医院就收治了不下100人的伤员，牺牲的更多。据他事后了解，此次战斗中，班里的13个战友，只有包括他在内的3个人幸存了下来。

因为伤势太重，医生认为谭振京活下来的机会不大，对他进行简单包扎和用药后，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看到谭振京苏醒，医生们即拿来了一些木板，用剪刀彻底剪开了他的衣裤，实施麻醉……等谭振京再次醒来时，医生告诉他，经过一天一夜，他腿部的断骨已经长了一层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长了膜的地方拨开重新接上。由于骨头受损严重，以后可能落下严重的残疾，左腿比右腿整整短了6厘米。

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谭振京还是站不起来，于是被安排转院到昆嵛山的五烟寺休养。担架途经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时，司令员许世友专程去看望和他一起转院的战友们。

谭振京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细节，“许世友司令员仔细询问了我的伤势，还聊起了我的家乡和生活状况。因为站不起来，司令员亲自扶着我去上厕所。”临离开时，许世友询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年少的谭振京提出了两个要求，除了要继续站起来外，还想学习一些知识。许世友当场命令后勤部长为他解决一副拐杖。

1956年后，谭振京转业到西安，直到1985年离休。在转业后的29年里，谭振京始终是工作上的积极分子，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韩玉衡：

103岁坐病床仍腰板笔挺

唱抗战歌曲

对于抗战，现年103岁的韩玉衡的记忆一半是抗争，另一半则是流亡。“七七事变”前，他是天津法租界一家煤厂的店员，“眼睁睁看着平津失守，华北沦陷，到处都是逃难的人。”韩玉衡也夹在巨大的难民队伍中，从天津逃到南京，从南京逃到武汉。

1938年，韩玉衡在武汉加入铁道警备支队，奉命守卫平汉铁路1099号铁路桥。“桥两端各一名岗哨，来者先对口令，对不上立即开枪。"韩玉衡说，守卫平汉铁路对阻止日军西进意义重大，为此，日军一直筹划把桥炸掉，常派出骑兵或情报人员前来侦察获取信息。“有一次我们正值班，突然发现日本骑兵小队疾驰而来。我们赶紧趴下或躲入掩体，用‘炮筒子’和‘三八大盖’一通射击。日军不知守桥队伍的虚实，仓皇而去。"韩玉衡回忆。

随着武汉的失守，韩玉衡不得不继续流亡，来到长沙。此时，长沙城中已被沦陷区的逃难者挤满，混乱不堪。不想再继续逃下去的韩玉衡决定报名入伍，成为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一名通信兵。自此，他经历了空前惨烈、名噪中外的4次“长沙会战”。“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中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中国军队100余万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

1940年，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他被派往第9战区精忠印刷厂担任校对员。每天加班加点赶印《长沙日报》、精忠刊物及作战地图等军用品成了他们的抗战使命。相比于繁重的任务，更令他们头痛的是日军接连不断的空袭轰炸，防空警报有时一天要响好几次，响完便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燃烧声，“敌机投下的燃烧弹有时一颗落地，就会烧光一条街。”

有历史书籍将“长沙、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列为二战中受破坏最严重的四座城市，其中，尤以前两个城市“战斗最惨烈，破坏最严重”。四次保卫战下来，昔日繁华的长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韩玉衡等人还承担着另一项任务，就是在每次空袭结束后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鼓舞人心。“我当时很为长沙的国人感动，即使食不果腹，仅以糙米为食，即使城市被炸成焦土，尸横遍野，但大家仍坚强支撑，不肯放弃。”韩玉衡说。

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战事胶着，突破部分防守阵地的日军先锋部队已进入长沙城中。前两次未拿下长沙城的日军为此惊喜，甚至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

也就在这天夜里，韩玉衡所在的精忠印刷厂收到一封第9战区第10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的“与妻书”，事实上，这也是一封“遗书”。信中，方先觉写道：“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

当晚，这封诀别家书被写成新闻稿，次日《长沙日报》刊发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无数战士与民众被这条新闻感动，纷纷表示要“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进入长沙城的日军被巷战和肉搏战消灭殆尽，日本国内的庆祝和“攻克长沙”的新闻沦为笑柄。此后，陷入合围的日军遭到阻击、截击、尾击，狼狈逃窜，伤亡5.6万余人。

1944年6月19日，随着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利，长沙失陷。韩玉衡跟随队伍向衡阳、汝城方向不断撤离。

这年冬天，他遭遇了人生最危险的时刻，“当时我奉令去一支守河部队联系船只，安排人员和物资转移事宜，正办理交割手续时，突然被日军包围。”河畔山上枪声大作，韩玉衡急忙扑倒躲避，但子弹像雨点般呼啸袭来，不断擦过耳边，落在他的身体四周。韩玉衡身上的军装棉絮被打得四处飘散，“有人以为我受伤了，急忙扔来条棉被让我盖上。”枪声直到天黑才止息，韩玉衡站起来，发现虽然满身衣服开花，棉衣被打了十几个窟窿，但自己并未受伤。

70多年后，回忆起战争往事，韩玉衡仍不住叹息：“（第四次长沙会战）我们不该输的。”

2014年夏天，记者在医院采访韩玉衡时，病中的老人谈兴不减，坐在病床上，腰板笔挺，一度唱起著名抗战歌曲《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装好子弹，瞄准敌人，一弹打一个，一步一前进……”唱到兴起时，他左臂笔直上托，右臂弯曲，用手指扣住，双眼微眯，凝视前方，做举枪状，枯瘦的手臂因用力而血管凸显，被皱纹和老年斑包围的双眼也在一瞬间光彩凝结，仿佛时光从未流逝，他仍是那个戎装在身，壮志在胸的抗战士兵。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今古传奇·人物》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