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雯 编辑 王波

珠峰向导爬着“天梯”进了城

文 徐雯 编辑 王波

“能做干部就做干部，做不了就做农民。”但索多不想这样

巨大的冰挂高高落下，砸在眼前，忽然间山摇地晃，都没有让25岁的索多惊慌；倒是女粉丝们“大帅哥”、“大英雄”的喊叫，令这个第一次到北京的藏族青年有些手足无措。

索多跟随老师普布顿珠进京，是为参加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的首次点映。纪录片讲述西藏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少年到拉萨的登山学校受训、成为职业登山向导的故事。

39岁的普布顿珠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一批学员，如今是副校长，主要从事登山向导的训练工作。招第六批学员时，他看中了索多。这个颇具个性的小伙子，后来在同批学员中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

“索多身上具有一种奇异的生命力。”《喜马拉雅天梯》导演之一萧寒说。他们带着好奇去了拉萨和日喀则聂拉木，想记录登山如何改变了当地年轻人的生活与命运。

好奇

这部纪录片也让索多有机会带着好奇到北京看看新鲜事物。

他第一次在宾馆看到了游泳池，吃晚饭时还特地站起来掀开帘子看了几眼。

随后，他第一次进了电影院，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脸。这张鲜活的脸为他赢得了众多女粉丝。

“索多天生是主角。”《喜马拉雅天梯》副导演大白说。

不过，“主角”的首次北京之行，显得并不自然。纪录片放映结束后，两位主人公被邀请上台，站在白色的银幕前。

索多两手交叉，腼腆地笑，不时看着身旁的普布老师，但似乎未索取到足够的安全感。几分钟后，索多被众多女粉丝彻底包围，所有人都亲昵地搂着他肩膀合影、交谈，他则边艰难地回应，边局促地调整着不确定的小碎步。

“这部纪录片公映之后，你就是大明星了，要适应大明星的生活。”大家调侃他。索多只咧嘴笑，不说话。

直到第二天，他才在出租车上告诉《博客天下》，“我不喜欢做明星，也不喜欢和别人拍照。”

他打量着眼前涌动的车流和璀璨的灯火，然后对着北京的高楼大厦反问道：“做明星有什么好？”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密集的高楼。

有穿白色短裙的年轻女孩叼着香烟迎面走来，索多把目光从高楼转移到她们身上，独自“呵呵”地笑了起来。

眼前的城市和生活，是这个乡下孩子无法理解但又无限向往的另一个世界。

大白在拍纪录片时，曾采访当地一个小孩：“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回答：“能做干部就做干部，做不了就做农民。”

但这不是索多的梦想。“我不想做农民了。”他说。上初二那年，索多被选拔进当地的登山培训班，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中国多座8000米以上高峰伫立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与聂拉木县，西藏登山学校的生源也基本来自这两个县。

属于索多的机会在2009年3月29日正式来临。自嘲“记忆力不好”的索多说，“这是自己永远记得的日子”，并且非常笃定。

那天，他背着50升的背包，揣着1000块钱，站在318国道上。

这条起点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终点为聂拉木县樟木镇友谊桥的著名国道，在驴友圈中几乎是川藏线的代称。它意味着勇气、探索与野性。每到旺季，318国道上就聚集着高原骑行的人、四驱的越野车及背着登山包随时准备被捡的驴友。这些城里人，对西藏充满幻想，希望蓝天白云能够带给他们心灵的净化与震撼。其中一小部分会去珠峰脚下的登山大本营，远远看一眼云雾中的珠峰。

索多跟他们行进的方向恰好相反。他等来的汽车从聂拉木出发，由西向东驶到日喀则，让他第一次见到宽阔方正的马路和敞亮的路灯。结束这8小时的旅程后，索多成为家族第一个走出聂拉木农村、去城市谋生活的人，而他未来的使命是，将那些游走在“318”线上的驴友带上更高的山峰。

第二天，他才到达拉萨，搭上去扎基西路的面包车，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第六批学员。

这所创建于1999年的登山运动专门学校，已经培养出100多名经验丰富的登山向导，带领登山爱好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等世界高峰。目前，一个珠峰登山者的攀登费用是33万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像普布顿珠和索多这样的登山向导，已成为商业登山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登山是这里的藏民独有的专业技能，也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大白说，“在西藏农村，不靠种地放牧来养活自己，看起来是一件比较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在索多的父母看来，登山向导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他们至今依然生活在与世界最高峰一河之隔的村庄，拥有15亩地，100多只羊和几头牦牛。

10岁以前，因为家里缺人手，索多不得不跟着叔叔一起赶着羊群去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牧。后来，乡里发现正值学龄的索多没上学，要罚款，他才获得了上学机会，开始学习“你好”、“谢谢”等简单的汉语词汇。

15年后，在北京聊起“登山”，索多用了两个很现代化的词汇，“很酷，很牛×”。

谈及仍然在自然保护区生活的父母，索多认为他们不了解儿子。

索多的同学大多数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回到了村庄里，像父辈一样做农牧民。一些能力较强的人会在农闲时去日喀则或拉萨打工，农忙时回家收青稞，依然无法离开土地。

这显然不是索多想要的生活，他一心只想去拉萨“改变命运”。

陌生

这个外地孩子没料到的是，拉萨第一个月带给他的不是梦想实现后的满足，而是日夜侵袭他的孤独。

索多家当时没装电话，他一有空就会往叔叔家打。习惯了小村庄的熟人世界，一头扎进陌生的大城市，索多很茫然。

即便已在拉萨生活了6年，索多如今依然不习惯在陌生的环境独处。

左图：普布顿珠（左）和索多（右）在北京逛街；右图：索多在北京的户外用品店

第一次走出宾馆、走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时，他会扶住大白的手臂。其他时间，一旦普布老师离开视线，他会迅速站起来，眼神急切地寻找他所能依附的“熟人”。他几乎不同陌生人交流，说得最多的话是，“人也不熟，还是拉萨好。”

其实6年前的拉萨也同样让他没有安全感。索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在人群中跟着“红灯停、绿灯行”的方式过马路。“倒也不是害怕，就是不适应”。

在一点点开始学习这些最基本的城市生活规则时，索多“老想起以前在家里的事儿”—小时候放牧，经常在草地里睡觉，夏天会蹦进河里游泳。那是他熟悉的、安稳的、可以掌控的世界。

但他又不得不和眼前这座寄托了梦想的城市磨合，混“熟”，像城里人一样活着。

索多开始去八廓街买衣服，但不买藏服，而是花100块钱买一身T恤和牛仔裤。老师经常劝队员：“你们要多吃糌粑啊，这是最好的东西。”但索多更爱吃面和米饭，还喜欢上了水煮肉片，经常叫外卖。

两年后，他每周都会在网吧泡几个小时，玩当时最流行的实况足球，看很多印度电影。索多用印度明星秀肌肉的照片做手机屏保，因为“喜欢看他们唱唱跳跳”。

也是在那时，他用QQ联系上了一个初中女同学，网络的交流让两人开始了异地恋生涯。

恋爱了的索多也变得越来越时髦，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发型。“剃过光头，也剪过莫西干头。”坐在北京的咖啡店里，年轻人自豪地谈论着自己的发型变迁史。

如今他留着短发，被女粉丝们惊叹为“大帅哥”，不过索多认为，自己留长发时才最帅气，“扎个辫子，精神得很”。

但这种时髦小辫子，在老师普布眼里是违规的。他在台上讲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时，曾点名让索多换掉“像个江湖人”的发型，并警告，“再给你一个机会。明天上午我就带着剪刀过来，到时候不客气了。不管你乐不乐意，我就剪。”

话虽严厉，但普布对索多一向偏爱有加。到北京的第二天，去全球连锁的迪卡侬店买户外用品时，他也带着索多。

年轻人挑了5个小背包打算送给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两条黑色紧身运动裤，最后才在打折货架上给自己买了一件白色T恤。

老师则在学生买东西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个店要是开到拉萨去，品牌会不会给授权？”拉萨是西藏旅游必经之站，大量游客需要在那里采购户外产品。普布觉得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蕴藏着“很大的商机”。

在捕捉商机方面，师徒俩确实都很敏感。

2014年寒假，索多曾尝试把拉萨的酒吧“搬”到老家聂拉木的村庄。比索多家更偏远的琐作乡，保留着夜间在寺庙跳神的传统。每年冬天，这里会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方圆百里的游牧民都会前来朝拜。

索多和朋友们认为，人群能给自己带来商机，决定开一个临时的乡村酒吧。他们找到一个羊圈，买来防风防雨的塑料布盖在屋顶，梁上结了五颜六色的小旗和碎亮片，尽量装点出拉萨酒吧的感觉。

装修完后，索多向《喜马拉雅天梯》的另一位导演梁君健表达了内心的忐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赚钱？”土地广袤的琐作乡实在太荒凉，每平方公里只有3.6人。藏历二十九那天潮湿的烟花，是经年累月沉寂的深山中唯一的声响与安慰。

颇具现代感的乡村酒吧，迅速受到附近农牧民的追捧。

前来泡吧的藏民把这里当成了KTV。“热闹的今夜，在美丽的拉萨城。遇见了美丽的你，我的心被你陶醉。”酒吧歌曲以藏语为主，但音乐风格十分前卫，不仅有男女对唱，还加入了摇滚、R&B说唱形式。

索多卖的也不是青稞酒，而是拉萨啤酒、百威啤酒，还有红牛、旺旺等饮料，提价一两元，算是环境消费。他只卖听装的，因为怕玻璃的啤酒瓶被醉汉们摔碎后变成凶器。第一天，索多的营业额近3000元。

第二天，前来朝佛的藏民更多，并且会按照传统穿上最华丽的衣服。这让索多再次发现了商机，做起了摄影生意。用索尼相机拍照后，他连上一台能及时打印照片的打印机，一张照片收费10元。

把城市生活“搬”到琐作乡的三天里，索多净赚1000多元，随后便启程回家。

“那个地方醉汉多，又不熟，当时还挺害怕的。”索多回忆道。

然而，回到熟悉的村庄后，年轻人发现，自己唯一的娱乐只剩下去村里的茶馆看人打麻将。

“我以后大概会留在拉萨吧。”已经喜欢上城市生活的索多告诉《博客天下》。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索多最喜欢4个手机应用：微信、QQ、美图秀秀和制作视频的“小影”。

他甚至更洋气，有时会用英语在朋友圈发状态。其实他英语并不好，在网上看到“英语”后，他会请朋友帮忙翻译，弄明白意思，再配着自己用美图秀秀修过的照片，发到朋友圈。

“我感觉他们都在很努力地融入拉萨的城市生活。”大白说。他观察到，已经在拉萨待了几年的第六批队员，每到周末就在学校里看不到人影，第七批、第八批的学员则会经常在学校里活动。

新入校的学员次仁多布杰，为了在拉萨学习使用电脑，2014年过年放假时，没有立马回家，从学校借了一个键盘，独自在宿舍练习盲打。他还想学汉语，但专门找来的汉语书都是介绍方针政策的。“也不太理解什么意思，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在学”。

拍纪录片时，很多学员没兴趣跟北京来的这些人深入交谈，但对他们带来的摄像器材很好奇。在大白看来，“他们还是很想融入城市的环境中，但感觉不是很容易。他们很努力，但也只能到达一二线城市小孩的水平。会打字，对一些学员来说，已经是一门专业技能了。”

改变

当然，他们最专业的技能还是登山。

遗憾的是，今年4月25日，索多和同伴攀登珠峰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匆忙结束了。当时，他们正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建营地，忽然间山摇地晃，冰雪迸溅。

喜马拉雅地区有很多登山者想征服的高峰

领队次仁桑珠以为发生了雪崩，立马组织队员连夜撤到海拔5200米处的大本营。到了那里，才有四面八方的消息传来，临近的尼泊尔发生了大地震。

能够安全撤离，已是次仁和索多的幸运。2012年，次仁带队攀登尼泊尔马纳斯鲁峰时，曾遇到重大雪崩。他的营地距离事故发生地只有几十米，眼见了至少10名登山者遇难。

这项需要大量金钱投入、身体准备、心理建设的时尚运动，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甚至死亡。

2013年，索多登上珠峰海拔8400米以后，看到十几具直挺挺的遗体躺在冰天雪地里，大部分逝者的面目已模糊，但身上的登山服在白茫茫的山峰里依然鲜艳明亮。他们已凝固为冰山的一部分，可能再也无法回归泥土。

“不少人从珠峰上下来，说‘我累了’，然后一闭眼，睡过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雷建军说。

第一次见到这些尸体时，索多非常恐惧，“离死亡太近了，就几米远”。

不过，他的恐惧很快便被突发事件打断。一位上海的登山爱好者登顶下撤途中突发脑水肿，为抢救他，组织方消耗光了物资，用尽了人手。原计划第二天登顶的其他人只能放弃。索多也因此丧失了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机会。

2014年，他终于得偿所愿。在珠峰之巅亲吻雪山，磕完长头后，他挂上了五彩经幡。因为是本命年，家里让他多带了几条经幡以积累更多的功德。

登顶前一天，索多对着镜头说自己“非常兴奋”。当然年轻人也没忘从厚厚的登山服里掏出手机，在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即将登顶”的状态。

只是登顶的小伙子没有料到，珠峰上强烈的紫外线会伤害他的眼角膜。他得了雪盲症，双眼红肿，止不住地流泪，回拉萨休整了很久，才恢复正常。

他的老师普布则在2003年就无氧登顶珠峰。在登上海拔8500米的途中，一名女登山者的氧气面罩出现问题，普布将自己的给了她。在含氧量仅占平地30%的山上，此举意味着普布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无氧登顶最终对普布的大脑造成了很大损伤—此后，他很难再登上8000米的高度。

也是在那年春天，普布第一次到北京，赶上“非典”，在宾馆被关了几天。至今他来北京，最不适应的还是住宾馆。他更习惯登山时几个人围着篝火待在一个帐篷里喝酒、聊天的感觉。

“现在一个人住着一个大床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说。

当天的夜生活，他们有三种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藏餐吧、三里屯的酒吧和街对面的台球店。最终，他们选择了相对最熟悉的一项。打台球时，普布喜欢看着整个球台，目光紧随每个球移动。索多则不同，打完一个球，就从口袋里熟练地掏出手机，大拇指在屏幕上翻飞。

索多上一次打台球还是在聂拉木县。那是边境小城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有三张球台，打一局一元钱，阳光充足，推开窗户就是海拔3600米的原始森林。

那是他的家乡，与尼泊尔接壤，距离拉萨600公里。19岁以前，索多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19岁后，索多离开，开始接触世界上最昂贵、最时尚的户外活动。

每年在聂拉木和定日地区，会有50名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报名参加登山学校的选拔，最终会有20名成功到拉萨。但4年后，毕业人数往往不到一半。

“去拉萨后，大家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去做户外有关的工作，或者打工，也有去了边防队。有个第七批的孩子去年到了8400米的营地，下来后就回中尼边境的樟木镇开了一个小商店。”大白说，“觉得太苦了，而且确实有危险。”

“在山上的时候，你只能尽量不去想危险。危险你也得上，想着也没用。”索多这样告诉大白。

他们内心隐藏的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去寺庙祈祷来消解。

离珠峰最近的绒布寺，每年都会迎来很多登山者和向导。“他们会顶礼叩拜、双手合十，许很多愿。”喇嘛阿旺念扎说。

上绒布寺唯一的老喇嘛桑杰则觉得商业登山不可理解。“以前，藏族人视珠峰为无比神圣的神山，但是现在攀登她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登山者都很有激情，为了自己的荣誉而登山。”他说，“实际上，这里有莲花生大师钦命的守护神，还有那么多得道高僧的圣迹。以前是这样守护她的，现在登珠峰成了一种时尚，我能说什么呢？”

但桑杰有两个儿子毕业于登山学校。目前，二儿子依然在做商业登山向导。每年登山季，他都会带着登山者，在父亲点燃的微弱又顽强的酥油灯照耀下，一步步走向藏族人心中最神圣的山峰。

即便是桑杰这样传统的藏族老人，也不得不承认，近20年的商业登山已经逐渐改变了这个离喜马拉雅屋脊最近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