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拥

[摘要]据统计，一百多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已近百部。但是，究竟哪部著作是最早出版的，哪部著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戏剧通史第一部，至今还聚讼不一。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被称为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学界似乎已有定论；哪部著作是中国戏剧通史第一部却还有待考辨。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详细查证了有关文献，找到了能找到的王国维之前种种中国戏剧史，以及《宋元戏曲史》为何被称为第一部中国戏剧史的佐证，并根据史著体例和内容，辨析认证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为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

[关键词]戏剧史 戏剧通史 第一考辨

1908年，王国维研究宋词的成果《人间词话》发表以后，他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研究视域顺势下移，依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以西方戏剧为参照系，在“四、五年间学术兴趣完全凝聚在戏曲史和戏曲美学的研究上”。这段时期，他在北京清朝学部所属图书馆任编辑，资料方便又有研究的气氛，因此对元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908年开始，陆续发表了《曲录》（1908年）、《戏曲考源》（1909年）、《录鬼簿校注》（1909年）、《唐宋大曲考》（1909年）、《录曲余谈》（1910年）、《古剧脚色考》（1911年）等研究成果。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东渡日本，“壬子岁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在原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宋元戏曲考》的撰写。直到1915年商务印书馆刊印《宋元戏曲史》单行本之前，他一直都不同意改“考”为“史”，个中原因除了《宋元戏曲史》重资料考据、轻历史逻辑之外，还有该著是根据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体裁序列而作，不过是文学史专门题材之一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史专著的缘故。

但是由于王国维以“最精密的方法、最新颖的观点开拓学术疆土”，因而该著考证详审、论述系统、评价准确，并且“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与之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使前人所著的文学史无不相形见绌。自《宋元戏曲史》问世起，即受到了新旧两派学者的一致追捧。胡适、傅斯年和郭沫若都有高度评价的书评、言论发表，就连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也随着该著的出版日益升高并终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该著一纸风行竟成戏曲史的开山之作，许多后进学者更是以此书为撰著戏曲史之典范，沿着王国维开辟的学术道路向纵深延拓。之后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都可视为《宋元戏曲史》的续书。王国维事实卜为中国戏剧史确立了撰著的范式和体例。

一、第一部中国戏曲史

《宋元戏曲史》虽然被誉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但它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中国戏曲史。据卢冀野先生说，最早写作《中国戏剧史》的人是陈黼卿（陈家麟）。卢冀野在他所著的《中国戏剧概论·序》（1934年版）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戏剧史之写作，据我所知，是友人陈黼卿先生（家麟）的一部英文本最早。陈先生允许赠给我一本，几次写信到英国催去，始终没有寄来，听说至今在英国还很流行，但陈先生白己也觉得太简略了一些”。由于提出这一说法的卢冀野先生最终也未能一睹这部“太简略了”的英文版《中国戏剧史》真容，因此所谓陈家麟是第一部中国戏剧史的作者之说，仅停留在是个“据说”而已。

如果要算起用外文写作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戏剧的中国戏剧史，还有一本更早的，那便是晚清驻法国使臣陈季同将军用法文所著的《中国人的戏剧》。该著初版于1886年，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文写作的一部中西戏剧比较著作，比起和卢冀野同时代的陈黼卿先生来，陈季同显然要早上半个世纪之久。尽管陈著的《中国人的戏剧》淡到了历史剧和《西厢记》、《琵琶记》等古剧本，但也还算不上是一部真正的戏剧史，至多是一本对中国戏剧做鸟瞰式的简介。

在《宋元戏曲史》之前，除了中国人用西文向西人介绍中国戏剧的著作之外，还有西人撰写的中国戏剧史出现。康保成先生在淡到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时提出：“早在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就有欧洲的中国学家开始对中国戏剧和戏剧史进行介绍。如英国人William Stanton的《The Chinese Drama》（《中国戏剧》，香港，1899年），溥仪的英文老师庄仕敦（R.F.Johnson）回国后撰写的《中国戏剧》（1901年）。此后，此类论述越来越详细，并渐渐进入到学术研究的层面。例如凯特·巴斯（Kate Buss）的《中国戏剧研究》（1922）、祖克（A.E.Zucker）的《中国戏剧》（1925）。这些成果对中国戏剧的历史、戏曲的程式、面具、戏剧服饰、戏剧音乐、剧场、舞台表演、观戏习俗、观众构成、戏班的组织管理、演员待遇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描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早出的对中国戏剧的介绍和研究著作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后来的戏剧专史的撰著起到的影响和借鉴是微不足道的，从徐慕云下边这段志得意满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出的一批戏剧史对后来戏剧史学家的影响是如何的轻微。

徐慕云在其所著的《中国戏剧史》白序中谈到：“中国白有戏剧以来，已三千余年矣。其历史虽若是悠久，但迄今仍无一有系统、有条理之记载，未免为发扬戏剧及沟通文化之障碍”。“讵奈吾大中华民族之美德，向以‘知外而不知内，知今而不知古著称于世，故中国剧虽有数千年之历史，惟从无中国戏剧史之编著也”，。“日人过听花，在十年前即有《中国剧》之刊行。前岁不佞居平，又访晤编著《中国戏剧》之英人阿灵顿，并拜读其大作，虽则谬误百出，略而未详，但总较我国尚未白行编刊者胜强多矣”。这番话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是撰写戏剧通史的不祧之祖和前无古人的自得意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没有注意到在他之前已经有戏剧通史出现并对他有所影响和启发的事实。

徐慕云此处谈到的日人过听花的《中国剧》，在幺书仪所著的《晚清戏曲的变革》一书中有专章讨论。“民国9年（1920年）4月28日，《顺天时报》的记者、日本人过听花的《中国剧》由‘顺天时报社在北京印刷出版，定价大洋一元五角。5月5日，《中国剧》再版。民国14年（1925年）11月10日，《中国剧》订正改版，易名《中国戏曲》，印刷第五版，仍然由‘顺天时报印行”。幺书仪认为：“这部序于1919年的《中国剧》，采取了新的‘戏曲史叙述方式，着眼于演化和变迁。在当时，这部《中国剧》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全新的“戏曲史”，它有自己规定的“戏曲史”应该涵盖的范围。这一范围的设定，比较彻底地脱离了中国传统观念、文本的限制和当时剧评家的视野，或者说，他在对于中国“戏曲史”的架构设置上，表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幺书仪所谓“耳目一新的开创”是指过听花论及的中国戏剧的整体状貌，包括历史，场上、观演以及剧团的运作等。但是限于该著仅有三四万字的篇幅，涉列既广内容必简，所有项目都是一带而过没有深入调查和给出必要的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戏剧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不仅与诸多名家为该著所作序跋的高度赞美不符，更谈不上是一部真正的戏剧史。

从成书和影响的角度来看，称得上真正意义戏曲史的作者还是王国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历来都被交口称赞，的确也是名至实归。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与它事实上同一序列的中国文学史的形成与发展，就可理解王国维的伟大之所在。

最早出现的中国文学史是外国人所写，学术界多认为是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他于1880年所著的《中国文学简史纲要》；或者是1897年出版的日本人古城贞吉所著的《支那文学史》；也有人说是日本人笹川种郎写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不过要论最早在中国出现的中译本，却是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此书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成中文，于1904年1月印刷发行。而中国人白著本国文学史一般认为最早的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但是林传甲自己也承认该书是对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的模仿之作。就连与王国维并称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岩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他撰写时的参考书。

但是中国戏曲史的产生与文学史、小说史相比就大大地不同了。当王国维于1912年在日本完成《宋元戏曲考》时，立刻就在日本汉学界引起了反响，掀起一股中国戏曲研究的热潮。岩谷温是日本第一个以戏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是第一个以戏曲研究为终生事业的学者。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在纪念岩谷温的文章《学位论文和戏曲研究》中写道：“先生从中国留学回国前后，王国维先生关于曲学研究的著作，特别是《宋元戏曲史》、《曲录》等已公开发表了。先生的论文当然受《宋元戏曲史》、《曲录》等很大影响。1927年，青木正儿在纪念文章《王国维先生的发辫》中说：“我也一向步先生的后尘以聊窥元曲门径。先生的宋元戏曲研究，在资料的搜集与眼光的犀利方面是无与伦比的。”1937年，“他又不避续貂之嫌，完成了《元人杂剧概说》（原名《元人杂剧序说》，隋树森译）”，之后又有了《中国近世戏曲史》。他在该著的序言中，明白无误地表明其步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志向。这些资料都可表明王国维及其《宋元戏曲史》的伟大和深远影响。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被日本人所模仿的文学史著，这种“一空依傍、自著伟词”的学术成就怎样赞美都不为过。

《宋元戏曲史》不光在异域为中国学术赚了面子、长了志气，在国内也是轰动一时。1915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宋元戏曲史》时，将其列为“文艺丛刻甲集”丛书之一。学术目光如炬的梁启超立刻大赞此书“空前创作”，认为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郭沫若将此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举，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认为“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当傅斯年读到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时，对其利用新材料而取得的史学进展相当佩服。在他看来：“今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运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近百年来该书一直被视为“划时代的学术名著”、“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戏剧史独立成为专门学科，就是从《宋元戏曲史》开始的。因此，说王国维是中国第一部戏剧史著的作者，是名至实归的。

二、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

一般认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属于断代史，尽管这两部著作也均探讨了戏剧的起源和宋元之前的古剧概貌，但是重点仍然放在宋元和明清两代上。戏剧通史则不然，它要求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与断代史正好相反。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涉及内容不求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史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

有人认为，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和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是中国最早的两部戏剧通史。并通过对二著的成书年代和著作章节设计进行对比，得出了“虽设立有繁简之别，内容有详略不同，但都从戏曲的起源讲起，一直讲到花部戏曲的兴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通史。但在刊行时间上，《中国戏剧概论》整整早了两年半。因此，卢前才是中国戏曲第一部通史作者”

若以出版时间的早晚而论，这种说法并无不妥，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由世界书局出版于1934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则晚出两年，是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的。但是，如果用戏剧通史的两条内在规定性来要求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就会发现该著是中国第一部戏剧通史这一结论存在着很大有待商榷的成分。

根据通史的定义我们知道，与断代史和专门史不同，它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要求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即对历史上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的内容不求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的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的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

显然，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不符合通史的第二个标准。认真阅读过该著后，给人的第一印象正如赵景深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部《录鬼簿》或者《文苑传》式的戏剧概貌描述，可以说是一部戏剧历史资料的罗列，基本上没有自己观点。

譬如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第一章“戏曲之起源”，内容包括古文字中所见之戏剧，即对“戏”、“剧”二字的考原；王、刘、许三家之起源说，罗列的是王国维、刘师培、许之衡三家对戏剧起源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却是认同姚华的观点，即“初期的戏，所谓歌舞，是补政刑之不及，正式代表礼乐的”。

在之后几章的书写过程中，卢冀野除了对王国维所有的戏剧观念几乎照单全收之外，就是在展示其强大的资料搜集能力和渊博的戏剧史料知识，他详细罗列出各个时期的戏剧作品和作家生平，并逐一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考证过程。在《中国戏剧概论》中很少见到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更不要说能见到历史发展的脉络或者线索了。

黑格尔认为：“每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所应有的精神，总不外乎是要希望求得合理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存心要堆积知识，显得渊博”。显然，卢冀野先生对白己汇集资料并进行详细描述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戏剧史进程发展真知的探求。或许，是我们后人错怪了卢冀野先生，因为中国古人给白己的作品取名字有近乎严苛的规定，学者最不肯苟且的正是自己的字号和作品的命名。王国维名《宋元戏曲考》而不同意名《宋元戏曲史》的道理与卢冀野一样，《中国戏剧概论》本来就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戏剧通史，把它当作中国第一部戏剧通史的是后世人的认为。

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均成书于1936年。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的赵景深初读此两著后认为：“前者划出了中国戏剧‘通史的概貌，后者成为研究中国剧场艺术‘前无古人的开山著作”。60年后，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平原在评价此二著时指出：“1936年，周贻白在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中国剧场史》和《中国戏剧史略》二书，此举可见其学术气魄”。

确如赵景深所言，《中国戏剧史略》是第一部划出了中国戏剧‘通史概貌的史著。与被后人称作“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的卢前所著《中国戏剧史概论》比较，《中国戏剧史略》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上都更接近于现代通史之著。1947年，赵景深在为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书稿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周贻白通史体例的认可和对同时代“录鬼簿”、“文苑传”式戏剧史著的不满。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白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他不愿拾人牙慧，一切说素都有自己的创见，或经过一番苦心的研讨，方才写到纸上去。同时，他特别注重变迁大事，不愿意再编《录鬼簿》或《文苑传》，所以对于作家，只举一些能够代表时代的重要剧作家，不作琐碎的账簿式抄写”。

由于《中国戏剧史》在结构上与《史略》相比变化不大，因此赵景深对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中国戏剧史略》。由此可证，晚出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两年的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才真正是中国的第一部戏剧通史。

三、周贻白著作通史的体例和方法

但凡在学术上有所追求的作者，无不在着手著述之前作通盘的考量。周贻白在写自己第一部戏剧史之前，显然也是胸怀名山情怀的。正因为该著不像吴梅、卢冀野、许之衡等人的戏剧史一样是授课的教材，所以更加具有学术上的自觉。周贻白此时，显然在对戏剧的研究上，追求的是一种纯学术上的价值，目的是达到学术上的某种自足，就像“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史记》一样。这是与另一种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戏剧史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后者是包括教材和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戏剧史著，它们是将社会需要、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这种研究就像《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同样是学术研究，前者追求的是“传世”，后者注重的是“觉世”；前者的研究是以“我”为中心，后者的目的是有益于“现世”。显然前者存在的时间越久，其自身能够提供给后人的价值就越大。

周贻白首先在“著述体例”上是有充分准备的。这里所说的“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的问题，还牵涉到作者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等。作者在该著开篇“戏剧小丛书编纂例言”中声明道：

“本书立意在于供给戏剧各部门的知识，分类取材，以切合实用为主；我国旧剧，亦有久远的历史，故辑我国戏剧史及剧场史两种；戏剧门类极广，关系极繁复，本书势不能一概包罗；本书限于体例，故叙述必求简明，务求撷取精华，删去浮词，故简而能尽，详而不繁，专门研究者不觉其庸浅，出入门径者不觉其艰涩”。

这是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史略》时出版上的要求，是外部条件对他的约束。尽管《中国戏剧史略》的内容还很简略，但是从形式上和撰述体例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学术通史的概貌。具体表现为：

该著第一章即关注的是戏剧的起源问题，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周贻白采用的是逻辑推理和以“西学证中学、以王学证戏剧”的胡适治小说的方法。这一科学的论证方法与周贻白著戏剧通史的目的“不在纪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的史观是完全契合的。

在《史略》第一章“戏剧的发端”中，周贻白认为：“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希腊一样，同是发端于祀神的仪式，差别是同源异辙”。然后，他根据社会学的起源阐释和中国以农立国的实际国情，得出了“戏剧的起源应该便是社会的起源。至少也是许多原因之一”。

显然，周贻白在论证戏剧起源的时候，不是像王国维一样不加任何论证，武断地认为中国戏剧“始于古之巫觋”。而是通过反复对比西方戏剧起源的经典论述、中国典籍的记载、刘师培等著名学者的考证，才最后得出了“综上所述，歌舞起于祀神，戏剧源出歌舞，因为歌舞的演唱才导致中国戏剧比古希腊戏剧晚出”的结论。且不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仅就这一论证的过程，在逻辑上就是严密和科学的，归纳各种证据之后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这一著史的方法，在1930年代无疑是很超前的，用作戏剧史著上算得上是第一人。

在第二章“汉代的乐舞与百戏”中，周贻白重点考察百戏，特别对“东海黄公”予以格外关注。他抓住“东海黄公”这一个节点，穿起了戏剧起源这根线，继而带动了整个古剧研究的一面。以点成线继而带面，这就是周贻白治中国戏剧史的最大特点。

周贻白在认定“东海黄公”是中国戏剧形成的开端之后，沿这条线索顺势而下，对于戏剧在六朝时代的表现给出了胸有成竹的答案：…辽东妖妇已经是歌舞插入故事，此时已成通行。而扮演亦必有情节无疑，且于男子装作女子，所谓“弄假妇人”，此时已开其端，装旦的历史可见其久远”。

接着，他又抓住“唐代的大曲是后世戏曲的远祖”这另一条戏曲“曲”的线索，谈到了“踏摇娘”这类歌舞剧中用来讴唱的东西就是大曲。“‘踏摇娘《教坊记》、《旧唐书音乐志》和《乐府杂录鼓架部》都有记载，以《教坊记》最详，《旧唐书音乐志》所说‘近代优人该其制度，或即《乐府杂录》所记情形，其主角已由踏摇娘而移作苏中郎的独舞。“旁人齐声和制”的乐曲似乎出白相和歌辞。亦即近代‘弋阳腔和唱的滥觞”，。这样就顺手把‘弋阳腔的来源也给搞清楚了。若非是口中能曲、胸有全史的戏剧专家，这样清晰画出戏曲历史发展脉络是万万不能的。

周贻白在考察宋代戏剧发展的情况时，继续采取抓点缕线继而带面的方法，抓住“北宋杂剧当时在民间已有专门的‘勾栏，在百戏场中，俟各项杂技歌舞演完下场，而后以杂剧名目而单挑地演一场，有如今日末尾一出戏所谓‘大轴子。‘杂剧在此时被承认为一个独立部门。再往后，勾栏内的所有表演都被杂剧如《目连救母》一类节目所吸收，这才使中国戏剧确立起自己的地位，脱离‘百戏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对中国戏剧历史发展进程的梳理上，都远较同代治中国戏剧史学者为先进。因此，如果可以确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史，那么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作为中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戏剧通史也比其它史著更加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