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挺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南昌 330013）

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近年中呈不断加速的态势［1］，表现为生产者服务业产值的提升，制造商们不断地增加其产品中服务业元素所占比重，基于“制造+服务”的商业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成为厂商竞争的主要手段［2］。事实上，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投入产出表在逢末位为2和7的年份编制主表，逢5和0的年份编制延长表），1995～2010年制造业产出中服务业元素作为中间投入部分的比例从8.86%上升至10.26%，这凸显出服务业元素在我国制造业生产运营中的作用。在制造业部门中，生产者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也在这10余年中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员与制造业全员人数的比重由1995年26.6%的上涨至2010年的51.9%，增长幅度几乎翻了1倍，这表明，制造行业的主营业务从产品制造向产品服务拓展的大趋势方向。然而，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有所差别，统计表明，信息等高科技行业，从业员工的增长都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加速提升，而在其他行业中，上述指标则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有些行业的指标值甚至出现了下滑。由此可见，制造业“服务化”［3］对生产者服务业各具体行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影响是非均衡的。本文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与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就业之间的关系，即探索哪些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扩张速度会更多的受益于二、三产业融合这一趋势。采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模型，在此基础上，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对本文假设进行检验。

1 相关研究

所谓生产者服务业，是指直接或间接为工业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产业。它是指围绕制造业生产过程的各种业务，开展的专业服务活动，属于二、三产业融合的业态。众多实证或案例研究的文献都指出，制造型企业能够从企业业务流程服务化过程中获得收益、提升产业结构或是提高生产效率等［4-6］。制造业企业所拓展的服务业务领域不仅包括与产品相关的设计研发和安装售后调试等一系列活动，还涉及到金融服务、企业动产与不动产管理以及商业咨询等［4，11］。产业的融合增加了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而很多潜在的因素都对提升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产品技术的复杂性，产品的差异化策略，以及对制造业的产品及对生产者服务业的服务质量需求的提升等［1］。

目前的文献对于制造业服务化问题的研讨多集中于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现有的研究多数基于调查问卷或投入产出表进行［8-10］。Abramovsky［11］则基于对英国部分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制造企业中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运用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徐盈之等［8］通过对1997～2005年我国制造业投入产出表分析信息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两者之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据此，笔者认为产业融合是提升制造业绩效新的切人点［4］。

现有的文献都显示，在制造部门以及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投入要素的作用正不断得到强化。现代制造企业基本上都在产品生产的同时提供相应的服务，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向。Francois［12］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在制造业生产运作中扮演了流程协调与控制的角色，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取向。Tomlinson［13］通过对英国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及知识的拓展，尤其是对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不断的进行团队学习，提升自身的个人能力的同时，还要进行工作岗位的轮换，积累新的工作经验，为员工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这就使得高知识含量的生产者服务业对员工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然而，过往的文献很少关注到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对各种分行业就业状况的影响。显然，制造部门对服务元素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新型服务行业业态的出现与变迁，但就目前而言，“制造+服务”商业模式的出现主要还是导致了对高科技含量而非低端服务业需求的膨胀。Francois等［10］通过对经合组织（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也发现，服务业要素投入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制造行业的产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口数量的提升，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高科技服务行业中尤为显著。Edquist［14］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制造业的高科技依赖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知识的创新与积累，因此，制造业的发展就随之带动了与之配套高技术附加值的服务行业部门就业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Falk等［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速增加了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如金融服务、商业咨询等）的就业人数，但对较为基础的服务业领域（如办公室文员）就业情况却无显著的影响。该领域国内仅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郑吉昌等［15］认为某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吸纳本行业的就业，同时通过乘数效应以及产业关联等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白玲等［16］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生产者服务业内部存在着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导致这些行业对高端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足。田喜洲［17］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运用参数估计手段，研究该时期内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状况及制造业发展对这些行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仅对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及批发零售等行业影响较大，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分行业就业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而从实证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论证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2 假设提出与变量设计

2.1 假设提出

根据前文的论述，本文认为推动产业融合应当是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采用现代服务行业中的先进技术以及运营模式推动制造业的分解和重构，为制造行业寻找业务与市场发展的新空间［8］。换言之，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生产者服务业提供的一系列支持，因此，产业融合的深化就为生产者服务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制造业中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大大提升，但根据之前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分行业就业人口数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一部分行业之中，产业融合对不同行业就业人口数变化的影响可能并不同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产业融合程度与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占制造业从业人口数的比重正相关。

假设2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对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数变化所起的作用是非均衡的。针对上述假设，建立以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式中：sempi，t为各类生产者服务业i在时期t的就业人口数，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文件中将生产者服务业定义为物流仓储、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租赁商务服务以及会展服务等6个行业，其中会展服务业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故本文不予采纳。在对原始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本文取式（2）中5个分行业就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以消除其偏度。mempt为制造业在时期t的就业人数；cont表示在时期t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即二、三产业融合的程度；αi，t为截距项；β与b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μi，t为残差项。同时，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影响，在参考文献［7，18］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化水平及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其对服务业就业状况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客观上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制造业人口比例的提高。

假设4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在制造企业中必须吸纳更多的服务业元素，尤其体现在对高科技服务业的需求上［26］，因此，促进行业竞争有利于提升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业之间从业人数占制造业人口比例非均衡性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加入上述控制变量后的回归模型：

式中：urb表示城市化水平；com表示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强度，由于本文的假设中仅认为市场竞争对分行业就业人口数的变化有非均衡的影响，故式（4）中没有引入城市化变量。同前文一致，β1、β2、β3及b1、b2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2.2 变量设计

以上模型的变量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于1995～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1997、2002、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及1995、2000、2005和2010年延长表。模型（3）、（4）中除了制造业服务化即二、三产业融合度（con）以外的结果变量与控制变量设计如下：

memp，semp—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数，其中生产者服务业包含物流仓储、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服务、租赁商务服务、科技服务（1995～2002）以及信息技术服务（2003～2010）等行业

urb—城市化水平，以中国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com—制造业产业竞争强度，柯江林等［29］的研究表明，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与国有资产在本行业所占的比例相关，国有成分越少，左右市场的非经济因素就越少，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因此，本文以制造业中的国有成分比例反映制造业的竞争程度，但限于各年统计口径不一，1995～2010年国有制造业投资额以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额来加以表示。

2.3 产业融合度（con）的衡量

制造业服务化是本文重要的研究问题，其实质上是一种产业融合，由于产业融合包含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组织结构融合以及市场融合4个阶段［30］，理论上对这4个阶段的融合度应当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核算计量，但实际上，由于技术和数据采集上的缘故，目前学术界多采用技术融合度来近似产业融合度，图1归纳了国内外对于产业融合度衡量手段的大致分类。

图1 产业融合度衡量手段分类脉络图

（1）微观的技术手段。西方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的研究有相当部分针对企业进行，采用的手段主要有：

①赫芬达尔指数法（HHI），该方法由熵指数演化而来［19］，Gambardela［20］将该指数进行调整后用于衡量产业融合的程度，指数主要以企业业务所涉及不同领域的专利数量为基础，研究信息产业的技术融合状况，公式为，其中，Xi为企业所从事的某种类型业务的专利数量，X企业所有的专利数或投资额，n为企业所从事业务类型的总数。当Xi=X/n时，HHI指数最大。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采用该手段可以较为简单地对产业融合程度进行估算，郭新茹等［21］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水平。但客观而言，该手段在数据处理问题上存在一定难度。其有效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业分类的合理性，而目前国内各省区统计口径上还存在一定分歧。

②专利相关系数法，该方法由Fai等［22］提出并用于测算美国在公司所申报的专利在化学、电子、机械和交通4个部门之间的分布，分别计算各个领域所占的份额，然后测算份额间的相关系数。这一手段可以检验两两产业之间产业融合现象的存在与否，但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的意义不大。

③NEGOPY网络分析方法，该技术描述社会单位间关系结构，将企业看作网络中的节点，企业间的联盟与并购等行为作为链接。将网络中的结点位置不同分为不同的角色。这种方法能较好地判断网络结构的变化，但是数据收集难度极大，技术上的实用性也并不强。

（2）宏观的技术手段。我国目前还缺乏西方学者研究时所需要的企业投资以及专利方面明细的数据资料，所以众多学者对产业融合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国家统计数据尤其是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根据所选择投入产出不同的数据口径，包含3种计算方法：

①以制造业各行业生产过程中服务性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8］。这种做法理论上计算结果是最为准确的，但实际上，无法有效区分哪些产出部分是由服务业生产者中间投入所带来的，所以这限制了该方法实际运用。

②徐盈之等［4］在前一种思想基础上提出“量入为出”的作法，即认为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将全部凝结为最终的产出，故以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占制造业产出作为产业融合度的表征。这种做法有较强的可行性，对实证的研究结果没有方向性的影响，但是，如果仅从核算产业融合度的角度来看，计算结果肯定会有所低估，该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瑕疵。

③参照美国商务部（USDC）计算工业信息化水平的作法，以投入产出表中信息技术投资占所涉及融合对象的总投资比重表示企业或产业的技术融合度，并以此方法调查制造业的信息化程度。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数据获得较为简便，而且该指标能充分反映出生产者服务业在技术、劳动以及原材料上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二、三产业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组织结构融合以及市场融合等方面的水平。因此，本文沿袭这一做法，对原文的计算模型进行改造来核算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本文设计以下模型衡量服务化程度：

式中：mipser，j，t为在时期t制造业j中生产者服务业元素的中间投入值；mipj，t为在该时期该行业全部中间投入值。本文选择的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业、纺织缝纫皮革制造业、建筑材料制造业、金属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等5大部门。将前文中所提到的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元素，在此基础上，计算制造业分行业服务化程度。conj，t为制造业j在时期t服务化的程度，ωj，t为该时期制造业分行业j总投入值占所有工业产业中间投入的比重，是对工业产品j产业服务化的加权。cont表示在时期t样本中所包含的制造行业服务化的平均水平，用以衡量该时期产业融合的程度。该值介于［0，1］之间，0表示某制造业中没有生产者服务业元素的融入，1表示该制造业完全是由生产者服务业投入所支撑的，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的间断性，学者们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产业融合度时经常采用移动平均的方法对cont缺失年份的数据予以补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描述

结合1997～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主表及延长表，以式（5）、（6）计算在此期间制造行业分行业及整体的服务化程度，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数据表明，1995～2010年制造行业的服务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但6个制造业部门大体上都保持了相似的“U型”走势：在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报告2007》），二、三产业融合的程度由此开始呈加速上扬的趋势，直至本世纪初的前几年达到峰值的水平。之后，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如次贷危机），中国的实体产业受到影响，制造业出现了发展的瓶颈，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也受到桎梏，造成2005～2007年服务化指数较为明显的下行，该状况直至2010年前后经济形势的好转才有小幅度的反弹。

表1 1995～2010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水平表

对于此前文献研究中凸显的分行业就业非均衡的问题，本文结合宏观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由于《国家统计年鉴》在2003年底对服务业的分行业口径做了调整，“信息技术”条目在此之后出现了相关数据，在此之前的统计年鉴中大致对应项为“科技服务业”，而“商业租赁服务”项也是在2003年后才独立出现，而且在该年前后同一行业所容纳的统计范围有一定变化，如在2003年前交通运输仓储业与邮电业一并统计，而批发零售则与餐饮行业整合在一起，数据上无法对接，因此，本文分别对1995～2002年以及2003～2010年2个时段内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的就业人数进行比较，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在两段时期内金融保险就业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租赁服务从业人数在2003年后也呈现增长态势，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口呈现“倒U型”走势，2003年之后的下滑幅度比较明显，科研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口数的走势则与之相反，呈“U型”走势，2003年之后从业人员加速增长，而交通物流仓储行业从业人口整体上并未显著的增长。在生产者服务业中，的确存在就业不均衡，相对而言，以金融、信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就业人口较之物流仓储以及批发零售等基础性服务业人数增长更为明显。

图2 1995～2010年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就业人数走势图

本文对式（3）、（4）所涉及到的其他变量也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统计说明如表2所示。

数据表明，在我国1995～2010年，物流仓储以及批发零售等行业是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口的主要去向，而以科技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附加值产业的就业人口数远少于前2个行业。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在此期间波动较大（标准差达到829.91），事实上，制造业从业人口数在此时段内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竞争强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到2010年，这2个指数分别达到50%与52.1%。此外，本文绘制了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产业融合度的散点图，由图3可以看出，虽然时段内点的分布较为分散，但总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与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数的比重还是正相关的，当然，这种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通过回归方程加以确认。此外，回归方程还将检验各分行业就业人口的变化与产业融合度之间的关系。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图3 产业融合度与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重

3.2 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1995～2010年制造业服务化等因素对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以及各分行业就业人数变化的影响。其中回归式的第1列因变量为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比重，2～7列为6个行业（其中，科技服务业时段为1995～2002年，租赁商务业与信息服务业为2003～2010年）。为了消除异方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表3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分析，DW值显示，各个产业的回归结果基本上没有序列自相关的问题，且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根据回归结果，在结合本文假设的基础上，可得以下结论：

（1）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比重正相关。在回归模式第1列中，产业融合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较大（4.192），说明二、三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对就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倾斜有显著的影响。这符合“配第-克拉克”原理所描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就业出现所谓的“二次转移”现象，也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此外，控制变量方面，无论是产业竞争强度还是城市化水平的系数都证实了前文的假设。表明这2个因素在推动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国有产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在“软预算约束”［23］的问题，即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对外部尤其是政府财政拨款等方面的需求使得企业在心理上无法实现“断奶”，导致制造企业进行技术乃至商业模式等环节的创新以谋求发展的动力不足，也就限制了与之配套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随着非国有资本对制造业的渗透，局面将有所改观，将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自然会水涨船高，服务业从业人员与制造业人口比重也将有所上升，这是显而易见的，假设3得到了证实。

（2）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变化对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数影响有较大的差异。估计结果显示，受产业融合程度提升影响的行业排名依次是信息服务业（2003～2010）、批发零售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与科技服务业（1995～2002）以及物流仓储业，这与田喜洲［17］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其中产业融合对信息服务业就业人口促进作用（6.221）大于该行业前身的科技服务业（0.845），这印证了近年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速度加速的趋势，信息产业的发展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数据还显示，制造业的服务化，主要是在信息业的带动下，以网店为主要载体的批发零售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物流配送仓储等行业发展迅猛，导致从业人口数的激增，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得到很好的印证，同时，网络零售所依赖的金融支付系统也随之水涨船高就不难理解了。而实证数据表明，租赁服务业从业人口数与产业融合的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原因可能是源自电商行业的发展，其海量的商品，方便快捷且低廉成本的商业模式减少了商家对实体店铺的依赖，导致该行业从业人口数出现较大程度的萎缩（—7.311）。但也正因如此，假设2得到证实。

表3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FGLS）

（3）市场竞争程度与物流仓储、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以及商务租赁等行业的就业人数正相关，但其对信息服务（科研服务）等行业人口数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4得到证实，事实上，目前我国信息研发产业主要还是由政府进行主导与控制，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运营，因此，相较其他行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这一领域犹如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安全岛”，在国家主导的研发机构以及高校的科研院所中，其人员岗位编制相对固定，这也就使得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流动不太受市场环境的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的宏观数据仅仅跨越16年，其中部分行业（租赁、信息）的样本甚至仅局限在8年内，为了克服小样本的缺陷，同时为验证以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bootstrap法对本文的回归模型重新进行估计，该方法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计算机对样本数据进行重复抽样获得相对较大的样本，从而实现对新样本重新进行估计，这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Mackinnon［24］认为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比大样本回归更为准确的结论。为获得较为稳定的标准误，将抽样重复次数设定为500。以此方法重新对样本进行估计，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报告的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这也就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bootstrap抽样）

4 结语

由于产业融合本身是一个包含非常丰富内容的理论范畴，故使得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对已有相关进行了文献梳理，在对现有产业融合的计量方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通过1995～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衡量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程度的计量方法，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制造业中服务业元素增加对制造业中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员就业比重变化的影响，还测算了产业融合对不同类型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数所造成的差别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与行业中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比重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制造业行业中的劳动需求逐步从产品制造等领域逐步转向技术研发等服务部门，这就为金融保险、技术信息以及物流配送等生产者服务业带来了发展契机。②城市化水平也对生产者服务业行业的就业人数比重起到了推动作用，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③产业融合对不同类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数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有所差异的，金融、批发零售、信息科技以及物流配送行业与产业融合度正相关，但其中产业融合对信息服务业的就业影响约为对物流仓储行业影响的8倍，而且产业融合度与租赁服务业从业人数甚至出现了负相关关系。④市场竞争的程度与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口数正相关，这说明，充分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与壮大，但实证结果也表明，这种正相关性在不同行业间也是存在差异的，而就业的非均衡反映的是目前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落差。

本文主要政策建议的目标是推动二、三产业融合，以此拉动第三产业就业，缩小分行业间就业发展的鸿沟，主要包括：①大力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深入发展，以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服务业，应当增加对这些行业的政策倾斜与投资力度，以科技化、信息化拉动工业化，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二、三产业融合。②优先发展高科技服务业同时对传统服务行业如物流仓储、配送、批发零售、商务租赁等进行改造，加速这些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进程。对目前发展还较为的滞后的商务租赁、物流仓储服务行业进行有效地引导和扶持。③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产业转型造成的冗余劳动力，因此，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带动中的作用，使生产者服务业在城乡间实现协调发展，应当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题中之意。④制定出台服务业人才战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一批拥有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现代服务业人才队伍，应当更加重视对服务行业人才在创新与专业水平方面的培养，努力构建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机制，在高校中设置相关专业，专业的方向应当与社会需求进行对接，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态势。应努力创造更多机会加速人才实践经验的积累，以拓展现代服务业就业渠道，创新人才激励体系，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劳动力流动限制，使得高素质人才就业不受桎梏。⑤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技术研发及经营等行业中引入健康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增强行业抗拒市场风险、自我有序发展的能力，提升这些行业市场化水平，藉此完善人才引进及晋升体系，为高端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