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长治 046011）

一、引言

马克·吐温一生著作颇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被评论界称为他最优秀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来衡量都代表了吐温写作上的最高成就。总体上，国内外学界对其评论可以大致分为对于主题、对于人物、对于叙事、对于语言特色及针对小说中的象征等的分析。[1](P18)就批评方法而言，主要体现为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2](P30)、原型批评[3](P106)、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批评[4](P35)、跨文化或跨文本的比较批评[5](P36)，内容丰富多元，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这部文学经典尚无详论。本文结合生态女性主义核心思想，通过对原著的文本细读，从反对父权制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角度来探讨，以期拓展对这部文学经典的理解维度。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源于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德·奥波妮（Francoised’Eaubonne）,她于1974年出版《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ou la Mort），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旨在结合两种“原先被认为是彼此分离的运动——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以便“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去改造我们生存的星球”，因为地球“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同样的威胁”。[6](P175)生态女性主义揭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与人类社会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二元论、理性主义、父权制以及等级观念，正是以上种种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平等与生态的日益恶化。生态女性主义有很多分支，本文主要采用凯伦·沃伦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框架。

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文本分析

（一）反父权制。父权制是指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男性在经济上和社会角色中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生态女性主义尊重差异，提倡男女平等，批判父权制。下面通过分析小说的女性人物来揭示小说中隐含的对父权制的批判。

1.朱迪·洛芙德斯。哈克把自己装扮成女孩子出现在岸上一户人家时，这家的女主人是朱迪·洛芙德斯。尽管这只是整部小说中的一个小插曲，女主人的形象却深深印在读者脑海里。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传统角色定位是“感性温良、依赖顺从、优柔寡断”，与传统角色定位不同，她狡黠聪慧，幽默风趣，理性果断。哈克一出现，“她用她那闪亮的小眼睛，从头到脚打量着我”。[9](P63)尽管一眼便看穿哈克的伪装，她并没有当场说破，而是诱敌深入——一会儿让哈克穿针，一会儿让他打耗子，一会儿又让他绕毛线团——让哈克露出更多的破绽再等他自己主动交待。在哈克编造一些话交待了所谓的“身世”之后，她为了测验哈克是否说了真话，用了类似即兴问答的方式来考查哈克的真实经历。“一头趴在地上的牛要站起来，头和尾哪一个先拱起来？马上回答我——不准停下来仔细琢磨。到底是哪一个先拱起来？”“青苔长在树干的哪一面？”[9](P65)这些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问题说明朱迪非常善于观察自然，具有来自生活的朴素而实用的智慧。同时，她也有着善良与体贴的一面，即使知道哈克直到最后仍没有说实话，她还是主动提供帮助，让哈克有麻烦时来找她。

2.格兰杰福特家的索菲亚和爱米琳。第十七章，哈克因为和吉姆走散，不得不暂时呆在与谢泼德逊家是世仇的格兰杰福特家。家里有位十五岁便死去的小姐爱米琳，多愁善感，能诗会画，才情横溢。哈克仔细欣赏了她生前的几幅绘画作品，并对内容做了详细描述。这一细节往往被评论家所忽略，或被认为是马克吐温的败笔之一[10](P443)。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或可得出一些新的理解。第一幅画是一位着黑裙的女人立在一棵垂柳之下偎靠着一块墓碑；第二幅画是一位年轻姑娘对着手中死去的小鸟哭泣；第三幅画里一位年轻的姑娘凭窗仰望月亮；第四幅未完成的画里一个年轻的妇人身着白色礼服流泪仰望月亮。我们不由问道：一个花季少女，家境又如此富裕，本该无忧无虑、快乐幸福，对生活充满美好的遐想与憧憬，为什么会画出这些阴暗、冰冷、悲伤的作品？难道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结合她的家庭环境，或许答案并非如此。垂柳、小鸟、月亮、河流，这些自然的意象与女性的形象与命运联结在一起，象征着父权制下女性的命运就像笼中的小鸟，尽管衣食无忧却毫无自由和幸福可言。

试看格兰杰福特家的权威人物父亲格兰杰福特上校：“细高个儿，面色黑里泛白，一点儿血色都没有……当他身子一挺直，活像一根旗杆似的，并从他浓眉底下开始并向出有如闪电般的目光时，你不由得首先想要爬到大树上去，随后再闹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9](P120)格兰杰福特上校俨然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家长”式人物，控制着家庭内其他成员的命运和生活。家中等级分明、规矩森严；家族世仇使整个家庭惶惶不可终日，男性成员被所谓的家族“荣誉”思想所禁锢，对于外界总是处于戒备状态，甚至上教堂都荷枪实弹。家中女子也相当于被禁足，只有在礼拜日去教堂时才得以出去。可以试想家中三姐妹的生活是多么的压抑沉闷，毫无乐趣。这也充分解释了为什么爱米琳的诗总是关于死亡，画也总是充满了压抑悲伤，她的最终命运便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香消玉殒，成为父权制下的牺牲品。

马克·吐温在《自传》中提到了他的一位童年伙伴的孙女，一个早逝的女孩：“他十二岁的孙女读过我的书，并且希望同我见面。那个暑假很悲惨，因为她就像被囚禁在她的房间里一样，马上就要死了。十二岁——正是她祖父骑马远行，出尽风头的那个年龄。……她患的病是心脏病，几天之后便告别了她短暂的一生。”[7](P91)

虽然受时代所限，马克·吐温不可能是完全的女权主义者，但从以上简短的叙述中，我们或可感知吐温对于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同情与无奈。死去的女孩即使健康，在未婚女士外出必有人陪伴的19世纪，也不可能像她的祖父一样骑马远行，却只能通过阅读小说来想象外面广阔的世界；不可能像男孩子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间有所作为，而只能软禁于闺阁之中，做世人眼中的“淑女”。爱米琳的命运也是父权制社会中很多女性命运的缩影。

再看这个家庭的索菲亚小姐。她虽然外表温柔可爱，“长得像小鸽子似的”[9](P121)，却是一个敢于向父权制家长挑战的勇敢少女。不像爱米琳一样把忧伤寄托于诗画，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勇于冲破家族仇恨的藩篱，与心爱之人——仇人家的少爷哈尼谢泼德逊私奔。生活在杀戮与复仇为主旋律的家庭里，索菲亚就像一缕穿透灰暗的阳光，象征着令人窒息的家庭中人性的力量——爱与情感。最终她的努力使她与爱人逃离家族的掌控，而父兄们则为维护所谓的家族“荣誉”而死于与仇家的械斗中。

3.莎莉姨妈。莎莉姨妈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所提出的“爱的伦理”的践行者。沃伦认为“爱的伦理”是对父权制下“控制伦理”的颠覆，“爱的伦理”基于彼此平等，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关爱他人或关爱非人类及自然。[13](P105)莎莉姨妈一出场便充满了丰沛的感情，“她一把抓住我，紧紧地搂住我，随后握住我的两只手，一遍又一遍地握个不停。一时热泪盈眶。”[9](P258)在哈克逗留期间，她对哈克充满了母性关怀。在汤姆“失踪”后，莎莉姨妈不放心哈克，便陪着他一块儿上楼，替他盖好被子，“像亲妈妈似地照顾”他。这样的关爱与照顾显然比道格拉斯寡妇的说教有用得多——哈克因为对莎莉姨妈撒谎而惭愧万分。“午夜时分，我有两回贴着避雷针滑下去，悄悄地兜到前头去，只见她坐在靠窗烛光里，两眼噙满泪水，凝望着那条大路。我真恨不得好生安慰安慰她，可又无可奈何，我只好指天起誓，往后再也不胡闹了，别让她伤心落泪了。”[9](P332)

在马克·吐温的个人生活中，母亲、妻子及三个女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吐温在自传中写道：妈妈的形体瘦小，但心地宽宏——宽宏到能够装得下每个人的痛苦和幸福。[7](P35)对于妻子奥利维亚·勒·兰登，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的外表庄重而又文静，但却燃烧着同情、忠诚、精干、热忱以及浩瀚的爱的火焰，这火焰永不熄灭。”[7](P225)“她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为美丽、最为崇高的灵魂。”[7](P420)妻子与两个女儿的离世对吐温造成很大的打击。在晚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女儿的过早离世，马克·吐温潸然泪下，足见他对她们的深爱之情。[8](P454)这些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她们的仁爱与善良对马克·吐温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总体来说，《哈克》一书中的女性人物比男性人物更值得尊敬。男性人物中有谋杀者、酒鬼、恶棍、家族械斗者、江湖骗子；而女性人物则通常是慈爱、热情、正直、宽容，即使严厉的沃森小姐在临死之前也因良心谴责而恢复了吉姆的自由。

（二）反人类中心主义。

1.密西西比河——回归自然和母亲的怀抱。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流入墨西哥湾，是千万美国人的饮用水来源，被美国人称为“母亲河”、“老人河”。密西西比河在《哈克》一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密西西比河是哈克逃离父亲控制的避难所。首先，水在神话原型解释中有净化并使人获得新生的意义，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婴儿的洗礼即有此意。哈克逃往水中，象征着旧身份的死亡和新身份的诞生。其次，水的意象经常性地与女性相联系（羊水、月经、乳汁等）。哈克逃往水中，就好像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中，温暖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密西西比河就像一位母亲给予了哈克安身之所，也正是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重获新生。

与陆地上父权制的“文明”世界相对比，河流意味着哈克回归自然与母亲的怀抱。哈克从河流返回岸上，每每遭遇到“文明”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欺骗、谋杀、械斗，在经过残酷血腥的家族世仇事件后，哈克与吉姆重新回到木筏上，感慨万千：“我们说，千好万好，归根到底，还是以木筏为家最好。看来别的地方都是挤得难受，简直让人闷死了，可是木筏上却不是那样。你在木筏上会感到非常自由、安逸、舒适。”[9](P132)在哈克历经“文明”世界的种种丑恶现象之后，是密西西比河为其提供了休憩与疗伤之所。第十九章哈克这样描述河上的生活：“天刚黑下来，我们马上撑离岸边；我把木筏差不多撑到河心时，就不管它了，我们让它随着水流漂去；随后，我们就点起烟斗来，让两条腿垂在水里悬荡着，天南地北地神聊起来——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蚊子足下留情的话，我们老是赤裸裸一丝不挂。”[9](P135)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与吉姆，一个白人少年，一个黑人奴隶，远离父权制的种族压迫、尔虞我诈，回到了生命最原初、最真实、最纯洁、最自然的状态，正像两个新生的婴儿，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中享受着无尽的母爱。也正是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经过著名的“道德危机”，认识到黑人吉姆的忠诚、善良，并下定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帮助吉姆逃脱。不是在刻板无聊的主日学校与伪善的宗教伦理的“感召”下，而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哈克实现了个人成长，重获道德上的新生。

2.杰克逊岛——生态多样、平等共存的阿卡狄亚。在哈克历险之初，曾有一段时间呆在杰克逊岛上。这里绿树葱茏，人迹罕至；哈克意外地发现沃森小姐家的黑奴吉姆出逃后也藏身于此。于是两个天涯沦落人彼此照应，在岛上度过了一段宁静安逸的时光。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书中的灵魂——岛上的生活正像古希腊文明中的阿卡狄亚，一个远离人类社会丑恶现象的世外桃源，那里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热爱和平，厌恶战争，人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杰克逊岛上，哈克与吉姆各尽其力，自给自足，人与自然相互交融，人与人和谐相处，俨然传说中的阿卡狄亚。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吉姆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仁爱伦理”的践行者。首先，吉姆带着明显的母性特质，他正直、善良，对待朋友忠诚体贴，感情丰沛而又充满爱心。在整个旅途中，他时时刻刻呵护着哈克，总是管哈克叫“小宝贝”，但凡他想得到的事，都替哈克做了。[9(P250)与哈克同甘共苦，形影相随。轮流值班时，他宁可自己多值一会儿，好让哈克多休息；当两人大雾中失散时，吉姆“差不多心都碎了”，[9](P98)随后在树林里呆了好几个晚上只为和哈克重逢。其次，吉姆勇敢，有担当。小说最后在汤姆受伤时，他本可以自已逃走，却冒着再次被抓的危险选择了现身出来帮助救治汤姆。[9](P335)由此看出，吉姆这一形象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形象，消解了父权制中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塑造了双性同体的新的男性形象。

马克·吐温在自传中提到了吉姆的原型：“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忠诚、老实、有爱心，无论何时都会站在我们一边，又时不时地给予我们忠告，他就是丹尼尔叔叔，一位中年黑人奴隶。他极富同情心，为人真诚，……在作品里，我经常提到他，要么用他的真名，要么用‘吉姆’这个名字。”[7](P9)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吐温对于“吉姆”的深深敬意。

对于哈克来说，吉姆更是一个老师，他通过动物来读懂大自然的语言并且教会哈克去敬畏自然。在杰克逊岛上，吉姆显示了他对自然的独特理解。“有好几只小鸟飞过来了，每次只飞一两码就停落下来。吉姆说这是快要下雨的征兆。”[2](P50)后来的暴雨也证实“小鸟儿的预告果然准极了”[9](P54)。当哈克想抓一些小鸟时，吉姆阻止了他并告诉哈克这样做会带来厄运甚至死亡。吉姆还说：“要是有人放养一窝蜜蜂，后来那个人死了，那么，转天清早出太阳以前就得给蜜蜂报丧去，要不然，那些蜜蜂都会得病，活儿干不了，通通死掉。”[9](P50)还有一次，哈克砸死一条蛇，藏在吉姆的毯子底下，结果晚上吉姆被死蛇的配偶咬了，因为“不管你把死蛇扔到哪儿，它的配偶准会过来盘绕在它周围”[9](P59)。

吉姆的这些言论经常被评论家认为是荒唐可笑的迷信思想，并引此作为马克·吐温的种族观的证据。弗莱吉克·伍德（FredrikWoodard）和多娜丽·麦肯（DonnaraeMacCann）在《哈克贝利·费恩与黑人吟游技艺》中批评了马克·吐温对于黑人的隐含歧视。“在《哈克》中对于黑人的描述呼应了不计其数的游吟演出，在那些演出中，黑人被描述成头脑混乱、夸大其辞、迷信、孩子气而且懒惰。这些描述不是用来对白人关于黑人的态度开玩笑的。吉姆被刻画成一个亲切的喜剧人物，但却行为愚蠢。”[11](P408)

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对此处可以获得一些全新的理解。根据生态女性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吉姆对于自然的理解并不荒唐可笑而是值得赞赏。生态女性主义者批评了父权制下将自然与女性视作“他者”，处于完全失语的无意识状态。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曾喊出“知识就是力量”，他深信：知识和理性“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笛卡尔认为，除了人的灵魂之外，万物都只是机器；动物不可能有苦难，动物不需要同情，它们痛苦的嚎叫只是机器的嘎嘎作响。[12](P38)正是这样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和毁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为现今的生态危机埋下祸根。

在批驳“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认为，自然是自成一体的“主体”，同人类一样有着“道德可考虑性”(moralconsiderability)：“使‘自然’具有道德上的可考虑性是因为它具有一些特质，而这些特质是所有具有道德可考虑性的实体所共有的——包括理性、感知能力、使用语言的能力、具有灵魂、拥有道德上相关的兴趣、是生命的主体，总之一句话就是：自然是‘活着的’”。[13](P74)自然界的一花一木都像人类一样有着灵魂，与人类一样会思考、会感知疼痛、会使用语言表达自身。吉姆看似迷信可笑的信念却富含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

3.哈克历险的方向——逃离文明、寻找遗失的世界。对于哈克历险的方向为什么不是一路向北反而向蓄奴的南方，评论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此书众多瑕疵中的一个，因为吉姆应该向北去才能获得自由。威廉·凡·奥康纳（William VanO’Connor）认为这是吐温小说前后不一致的证据：“向下游走的行程与吉姆逃跑的努力正好相反。”[10](P443)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这可以看作是从工业文明向田园生活的逃离。19世纪的美国，北方相比南方工业化程度更高，南方以种植经济尤其是棉花为主。如果撇开奴隶制，南方便是乡村生活或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象征，相比重工业发达、污染严重的北方来说，那里的人们更接近大自然。在马克·吐温的很多小说中，都表现了对于工业文明的失望与讽刺。工业化的结果使人们日益脱离自然并摧毁着自然，使人与人之间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获取三百块赏金穷凶极恶地追赶逃跑黑奴的猎奴者，在轮船上因分赃不均密谋杀害同伴的盗贼，四处演出骗取钱财的“国王”与“公爵”，因听说哈克发了财才回来找儿子的哈克父亲，如此种种，都表现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人与自然相脱离，与简单的田园生活相脱离，追求纷繁的物质享受而变为“物”的奴隶。

在小说最后，哈克为了逃脱莎莉姨妈的管教，声称要逃到“印第安居留地”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吐温对于“文明”世界的失望。印第安居留地在白人眼中经常被视为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在这里却被哈克视为天堂般的所在。与此不谋而合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印第安文化代表着与西方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种“遗失”了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是生态女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P86)美洲印第安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人只是自然界整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比如印第安传统文化中人死后尸体会丢在自然界中任野兽吃掉或任其腐烂掉，作为人对于大自然的最终回报。哈克对于“印第安居留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对于工业社会的逃离，寻找一种遗失了的远古文明，或许回不到传说中的阿卡狄亚，但印第安居留地是最接近阿卡狄亚的一种选择。

三、结语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伟大的作品往往如同一座巨大的精神矿藏，等待着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时代精神去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重读《哈克》这部文学经典，使我们看到了哈克的历险是一次寻找传说中的阿卡狄亚的精神之旅，在这次旅程中，有着对于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感怀，有着对于文明世界弊端的反思与批判，有着对于自然的关爱，更有着对于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类世界还存在众多不平等的今天，在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重读这部经典，或许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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