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宁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福建莆田 351100）

作为两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杰出诗人，韩愈与波德莱尔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注重创新，都大量运用“以丑为美”手法；都不约而同地打破散文与诗歌的界限，创作散文诗或者说是“以文为诗”。这种趋同性是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作用的必然。对此，本文试图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所处文化背景与经历

韩愈与波德莱尔相似的生活背景与经历使他们诗歌审美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趋同。波德莱尔生活的法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各大城市，底层人民苦不堪言，各种丑恶现象以及社会弊端不断呈现，翻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就可以发现：妓女、小偷、恶棍等下层人生活的贫民窟里，充斥着龌龊、贫贱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恶事物。而韩愈生活的时代同样是处于历史的转折期，当时，唐王朝正由盛转衰，一方面由于藩镇割据，底层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贫困交加；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则充满了争权夺利的厮杀。

个人生活经历与性格上，韩愈生于优患，长于优患。他的少年时代是痛苦和孤独的，据《新唐书·韩愈传》记载：“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1](P1119)兄病死韶州，韩愈又随嫂郑氏护灵北归。回乡不久又逢战乱，孤儿寡嫂再度南逃宣城。波德莱尔也是六岁丧父，与韩愈不同，年幼的波德莱尔将感情全部倾注在母亲身上，但是，年轻的母亲守丧期刚过便改嫁了，这些都给波德莱尔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两位作家少年时代痛苦和忧郁的生活为他们之后审美趣味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土壤。性格上，韩愈个性褊燥，《新唐书·韩愈传》说：“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1]（P1119）；波德莱尔敏感，易激动，常常异想天开，有时又有些玩世不恭，但却很有才华。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都充斥着痛苦与反抗，波德莱尔自己在在《致读者》中说：“愚蠢和错误，还有罪孽和吝啬，占有我们的心，折磨我们的肉身，我们在培养我们喜爱的悔恨，就像乞丐们赡养他们的白虱。”[2](P3)相比之下，韩愈则长期处于正反、是非、利害、进退、出世入世等等各种矛盾冲突之中。他是中唐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为了建立一个儒学新道统，使他卷进了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斗争之中，为了革除弊政，他屡遭打击，曾经两次被贬南荒；为了谏迎佛骨，他几乎丧命。这些都使韩愈默默地体验着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

在文学上，他们各自所处时代适逢新的文学流派形成期，并因时代影响而显现出鲜明特色。韩愈生活的时期，文化阶层的士人面貌也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士人群体仿佛刚刚度过青年时期的青年人，本来由涉世不深的乐观自信，张扬个性，此时却因进入功利攘夺的现实社会而为世俗的厉害之网所拘制。”[3](P113)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的的出路越来越窄，中唐时代庞大的官僚集团堵塞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但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周旋于科场、官场中，而科场的乏味与官场的争斗使他们更加焦虑，弥漫着一种感伤的情调。时代特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便是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的出现。面对盛唐诗人的巨大成就，他们另辟蹊径：“实际生活中的悲欢烦恼，个人与群体，人性与伦理的复杂纠葛，人生的困惑、超脱、执著，成为诗人关注的主要对象。”[3](P127)韩愈在以丑为美、以险怪为美的艺术追求原则下，诗歌创作上有了新的发展。而波德莱尔则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社会上充斥着精神危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以巴尔扎克、雨果等为代表的文学家们以大量的作品来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展示了一幕幕的人间丑剧、悲剧。波德莱尔便在这样一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引导文学的时代，以一种自有的怪异方式去关注社会命题。

二、诗歌塑造艺术形象的“以丑为美”

波德莱尔与韩愈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描写了大量的丑陋的事物，波德莱尔的笔下丑陋形象比比皆是。其人则老妓女、盲人（《盲人》）、消瘦的痨病鬼（《天鹅》）、赤发女乞丐（《给一个赤发的女乞丐》）、幽灵、死血鬼、腐尸；其环境则“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的衣袖“（《七个老头子》）“从从瓮中把大量阴暗的寒冷洒向附近墓地苍白的亡魂，把一片死气罩住多雾的市郊”（《忧郁》）、“群狼的凄厉的哀号，挨饿的魔女的发愁，淫荡的老翁的蹦跳，黑心的扒手的密谋”（《墓地》）；其物则蛔虫、发臭的扑克牌、老诗人、患浮肿的老妇人”（《忧郁》）、破钟、蛆虫（《快活的死者》）、坟墓、黑水松叶阴枝上的猫头鹰（《猫头鹰》）、尸体的臭气、腐败肚子上聚集的苍蝇、“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象粘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些象潮水般汹涌起伏的蛆子，哗哗啦啦地乱撞乱爬……”等等，这些令人不堪阅读的场面还有很多。韩愈诗中的丑怪之物也很多，魑魅魍魉、阴曹地府、怪禽猛兽等，其中有“求食呕泄间，不知臭秽非”害人虫的《遣疟鬼》、“聚鬼征妖自朋扇,摆掉栱桷颓墍涂”的《射训狐》；还有写自己脱齿缺牙的丑:“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赠刘师服》）；写自己恶病缠身的丑态:“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连日挟所有，形躯顿胮肛”（《病中赠张十八》）；写岭南饮食的丑怪：“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騂。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甚至写上古墓会饮:“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杯”（《饮城南道边古墓上》）等等。

相比较而言，波德莱尔写丑重在表现忧郁，从丑中发现美。为《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波德莱尔说：“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4](P316)他提出独特的美的定义：“最完美的雄伟美是撒旦——弥尔顿的撒旦。”[4](P320)在波德莱尔的眼里，巴黎这座盛开着恶之花的“病城”就是挖掘美的场所，但这美并不在于巴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而在于巴黎地下的迷宫、活跃着娼妓和乞丐的底层社会。在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七个老头子》中这样写道：“熙熙攘攘的都市，充满梦影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的衣袖，到处都有宛如树液一样的神秘，在强有力一巨人的细小脉管里涌流。”这样的背景下突然来了七个小老头，其中一个“他的瞳仁就象是浸在胆汁里面”，还有一个“他的腰背不驼，却像折断了一样”……这七个老头的出现可能是诗人的幻觉，就像《神曲》的序诗中出现的狮子和豹一样，乃是在大都市中心，在诗人的足下展开的波德莱尔地狱篇的序曲。诗人的诗中还有街上的老太婆，她们也是“弯腰曲背的怪物”、“低头前行，忍受着无情的的北风的鞭打”，“她们形色匆匆，全象木头人一样，象负重的野兽，拖着沉重的步子”。诗人对这些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给予同情，诗人写道：“可是我，远远地亲切地盯着，惶惑的眼睛望着你们蹒跚的脚步，简直就象你们的父亲”、“我看到你们开出青春的热情的花朵……你们一切的美德使我的灵魂发出光芒。”在《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他似乎在寻找爱情，但是这如同电闪雷鸣，转眼即逝。诗人还梦想着劳碌了一天之后巴黎温馨的夜晚，这时，“到处都听到厨房里的咝咝声”，妓女、罪犯都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黄昏》）。但是巴黎还是巴黎，第二天又将是乞丐、老人、过客与娼妓，诗人的心灵又一次打破了平静，复归忧郁与痛苦。

而韩愈写丑重在怪异，在《调张籍》中，韩愈自称：“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唐末司空图曾说：“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5](P53)刘熙载评论韩诗时曰：“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6](P17)韩愈侧重于一种残缺的美，丑陋的美。他将普通意象奇崛丑陋化,对这些意象他“不但不书写其‘美’的一面,反而强化和凸显其‘丑’的一面,以表达一种迥异于他人的特殊情绪”[7](P115)。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诗人写了荒遥贬所的恶劣环境:“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反映诗人非罪遭贬的牢骚。此外韩愈还揭露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如《病鸱》写了“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的鸱遭弹射堕人恶水沟，被人救起便径去不顾的描写，讥讽那些贪恶成性、负恩不顾的人。嘲笑其落得“屋东恶水沟，……青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君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的可悲下场。

通过比较阅读得知，波德莱尔重在写精神的解脱，他求助酒，求助于外界，甚至到最卑劣的情欲中去追求解脱，但是最后还是绝望。他的诗歌就象一把解剖刀，“打开了资本主义社会重压下，在丑恶事物的包围中，渴望和追求着美、健康、光明、理想，但终又未能摆脱沉沦与颓废的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正直善良的人们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寻求出路之不可能。”[4](P328)而韩愈则重在写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自己身世飘零、宦海沉浮、怀才不遇的忧闷、无奈的心声。

三、散文诗与以文为诗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打通诗与散文的界限，在不同文体之间寻找艺术创作的突破点，从而发掘深层的艺术规律。

“以文为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肇始于韩愈，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8](P52)“文”指的是不同于骈文的散行单句，不拘骈偶、对仗、音律等的形式自由的文体。“诗”则是特指六朝至唐以来形成的句法、字数、平仄、音韵等有严格规定的近体诗。“以文为诗”即是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韩愈的诗作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有时有意运用散文句式破坏诗歌对称、回环的节奏、韵律等语言的规则。《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二:“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子山,缗鱼于泉;我徂京师,不远其还。”这首诗韩愈将古文句法入诗，造成长短句式错落有致，娓娓道来，从而产生一种舒展之美。有时韩愈将原来属于散文范畴的题材、表现手法纳入诗歌,使诗歌不仅是意象式的抒情短诗,更多还可以议论叙说等。陆时雍《诗镜·总论》中言:“韩昌黎伯诗中常有文情。”[9](P780)以《山石》为例，此诗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而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方东树《仪卫轩文集》曾评此诗曰:“许多层事,只起四语了之,虽是顺叙,却一句一样境界。如展画图,触目通层在眼,何等笔力!五句六句又一画,十句又一画。‘天明’六句共一幅早行图画,收入议。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10](P148)此评明确道出此诗章法散文化特点。此类例子在韩愈诗集中还有很多，比如有时他以散文中习见句法,如“者字结构”入诗,《荐士》之“有穷者孟郊”,《汴州乱二首》之二中“母从子走者为谁?”，《寄李大夫》中“而我窜逐者”,《归彭城》中“訏谟者谁子”,《送惠师》中“惠师浮屠者”等等。

无独有偶，波德莱尔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也将创新矛头指向打破诗文之间的文体界限，创作散文诗。当然，散文诗的写作并非始于波德莱尔，在他之前也有人创作过散文诗，诸如阿洛瓦修斯·贝特郎的《黑夜的加斯帕》、莫里斯·德·盖兰的《半人半马怪兽》与《酒神女祭司》等，他们的散文诗都具有音乐节奏与诗意，而且他们的创作也对波德莱尔产生了影响，但是称得上是散文诗创作先驱的非波德莱尔莫属,他是第一个自觉地把它当做一种形式，并使它臻于完美。[4](P30)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在本质上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在内容上它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形式上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波德莱尔《致阿尔塞纳·胡塞》中说：“写一部充满诗意和乐感、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它既柔又刚，与心灵的激荡、幻想的波动和良心的惊厥相适应。”[11](P276)他自己的创作也在实践这种让他心仪的文体，《巴黎的忧郁》中有五十篇散文诗，在诗中他致力“描写现代生活，更确切地说，描写更抽象的现代生活”[11](P275)，模仿贝特朗擅长描绘古代生活的方法。《巴黎的忧郁》虽然是《恶之花》的改编，但是内容却没有诗歌形式的束缚。比如同题作《遨游》，在《恶之花》中，它是以诗的形式出现，表达诗人对甜美生活的向往；但《巴黎的忧郁》中的《遨游》，则以散文诗的形式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文中充满诗意又自由挥洒。这些散文诗长短不一，作者以其不拘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感慨，包括对月亮的吟哦，对城市风貌的描写等等，“作品音调和谐，意象优美，虽无韵脚却自有一种内在的节奏，玄妙的哲理和精细的刻划水乳交融，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被提高到诗的境界，通过清新流畅的语言表现了出来。”[4](P31)

结语

比较后发现，韩愈和波德莱尔在审美趋向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虽然一个生活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一个生活于法兰西的资本主义时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艺术世界。这绝非偶然，而是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作用的必然。这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共性，这种共性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有了现实可能性，韩愈与波德莱尔在诗中所触及的本质东西还将继续引起研究者深入的探究。

[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法]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M].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郑克鲁.法国诗歌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5][唐]司空图.诗品集解[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清]刘熙载.艺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龙迪勇.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J].学习与探索,2003(6).

[8][清]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3.

[9]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诗全集[M].胡小跃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