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

中国人早期对山水的认识趋向于实用性，从人类生存和生命繁衍的角度认为山水是生命之根、物产之源，而后渐渐认识到山水的审美价值。司马相如作赋就往往先铺叙山川之奇丽，继而陈述物产之丰饶，罗列宫室器物歌舞饮食等种种华美，这一套路随后逐步定型，其中也隐含了山水之美为天下美之渊薮的意味。

山水的审美价值在山水审美活动中实现。不同的审美主体对山水这一审美客体的认知和评价都是各不相同的，只有当境与心融，时与意会之时，方能悠然而适，泰然而安。山水固然应有其美的一面，但若无能领略其美之人登临，则必不能尽游观之乐，更不能获得山水审美的愉悦。

山水审美活动对审美主体有一定的要求，总的来说审美主体要有基本的物质保障，有相应的审美能力，另外还要看主体对自身才智如何分配。人与山水的审美关系在审美心理活动中表现为心与境、情与景的关系，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交流融会。诚如程敏政所言“彼酣于富贵者，既不暇为；累于贫贱者，又不能为；懵然弦诵者，又不知所以为”。只有那些明达之士，“才足以有为，而不尽为，故常有余功。智足以知趣，而无所于累，故常有余巧”（陆深）。

明代中后期的文人雅士尤为乐山爱水，他们将对山水的向往付诸实施，登高临远，探幽履险，不仅“以性灵游”，更“以躯命游”，其山水情思在传统积淀中又注入了时代的色彩。其山水审美趣味的形成，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地理交通的发展不无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尚志情趣、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晚明文人在游赏山水的审美活动中，对自然山水美景有着直观的感受和理性的认识，常把形象的描绘和精湛的议论糅合在一起，既有耳目的愉悦，更有超越与自由的感悟。他们认为“心境之佳方能见物境之美”。概括来说，晚明文人认为山水之美在虚静、在闲旷、在灵慧。

先秦诸子中老庄皆好谈“虚静”。《老子》第十六章谈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庄子·天道》中也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晚明曹学佺借前人虚静之说来探讨山水审美心理问题，提出了“心虚神适”的观点。竟陵派也是最好言“静”，若不是“静者领斯山，意匠妙经营”（钟惺），那便是“广楹散喧阗，密坐还渊静”（谭元春）。在山水之间，人的精神特别易于进入一种无欲无求、无得无失、无功无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使得事物的一切美好和丰富展现在眼前，这是自然的本质，是生命的本质，也是一切艺术的本质。

封建社会后期的文人受礼法名教的束缚，身心毫无自由。明成化、弘治年间民众个性意识开始觉醒，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至明末文人更是脱略形骸，放任不羁，视功名利禄为粪土，不羡慕那些“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忙人，只仰慕那些“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天下之闲人。他们认为这些闲人胸怀宽广透亮，性格开朗豁达，处事落落大方，为人不拘小节，在逆境中亦可泰然自若，正可谓是旷达之士。而这种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来自于对自我的超越，来自于“我”与自然的融合。置身于山水世界，正可“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河海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袁宏道），以旷达的胸怀盘桓山林泉石之间，但觉“使人襟抱清旷，万虑不侵，而立乎埃氛之表者”（杨士奇），以至于到达“绝粒烟火，飘飘欲仙，帝座可通”（王士性）的境地了。

晚明士人的一大贡献是肯定、尊崇、推扬人的情智，他们进而认为不但人有灵，山水也是如此——“夫山水，灵物也”，这也是晚明文人山水审美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标准。袁中道说：“然亦是慧心人，决可与言山水之妙者”，又说“品题烟云，非慧人不能”。山水客观之“灵”与审美主体心灵之“慧”有内在联系。自先秦以来历代文人对山水之美感的种种体验晚明文人都有共鸣，但其最有价值之处还在于把山水之美与人对山水的审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山水的灵秀若无慧心人之品题便如同不存在，就如王阳明所言“汝看此花时，此花与汝一齐开放；汝不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虚静、闲旷、灵慧三者互相联系和渗透，说的是晚明文人对山水之美的偏好，实则表达了山水审美活动中主体所应具备的心胸、心态、心境。有这样一份情怀，方能在山水之灵奇幽秀中获得真赏和至乐。

［1］曹家治.山水游记的内在生命［J］.社会科学研究，2002.

［2］刘红虹.晚明山水游记小品文试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