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红

17年前，我成为一名企业下岗职工，这是我一生最为灰暗的时期。一直做后勤工作的我因无一技之长，在家困居了半年，日子日渐吞噬着我的自尊，生活的拮据却不停地膨胀。

这天，负责“再就业”的程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人生总有坎坷，你是一名年轻的党员，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的，可不是党员应有的气质和形象！”我如醍醐灌顶，向领导保证“出去闯闯”。离开时，领导送我数本不同期数《党员生活》杂志，叮嘱我：“无论你走多远，要牢记自己还是一名党员。”

几天后，我去沈阳打工。北方隆冬的寒冷，让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我心有余悸。每每下班回家，冷得我天昏地转，鼻涕有如伤口处的血滴一般往下泻，还不待落地，便早已成了冰粒。记得有一次，我滑倒，生生地摔了个“大”字形，一时忍不住想骂娘。可就是这样，一想起离租房不远了，屋里还有一本《党员生活》没看完，顿时身上流淌着一股暖流——我是一名普通党员！

可在那几年里，我为了生计四处闯荡，没有固定的居所不便投递，也就无法订阅《党员生活》，全靠程书记给我邮寄。如果单从价值上看，邮寄费可以说超过了杂志的订价得不偿失，但带给我精神享受是无法用金钱来定价的：《党员生活》成为我每顿餐桌上的另类“佳肴”、与枕相伴的读品；无论在火车上、候车室里，还是在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过了期的一本本《党员生活》成为我的相伴之物，也成为陌生旅伴们“有福共享、有康共健”的食粮，他们阅读后还给我时，总免不了说声“谢谢”。在工友和朋友间，这些杂志便没有这么“幸运”了：记得我在东莞工作的8个月里，前后收到了数十本《党员生活》，可在我回家乡时，行囊里仅剩下一本。“牺牲”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朋友借去了，爱不释手地传阅下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二是离开时，朋友央求我留下一件纪念品，免饭局、拒礼物，偏偏情有独钟这个杂志，还让我签上大名，我只得忍痛割爱。

6年前我去了新疆，由于大西北沙尘暴阻断了铁路运输，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党员生活》相伴，我天天食无味、寐不香，仿佛掉了魂。只要天气不见坏，我就早早地在戈壁滩上骑自行车走一个多小时，来到单位看邮包。

现在，我每一次回家省亲，行李中都有《党员生活》的位置，总舍不得随意丢失——毕竟割舍不去。除了这是一本好杂志外，还多了一份伴我走南闯北的情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