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信凯

摘要：作为新兴国家的印度，近年来其快速地崛起引起了大家对其崛起模式和过程的极大关注。诚然，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与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硬实力紧密联系，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拥有着极其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尤其是印度灿烂的传统文化在其崛起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正是因为这些传统文化里的积极因素，才使得印度崛起的过程中从不缺乏精神引领，也造就了印度与其它新兴大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为其持续崛起提供了强大的软实力支撑。

关键词：印度崛起；软实力；传统文化；宗教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2-0039-10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印度崛起”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近年来，印度的综合国力一直在稳步发展，其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8%，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按此速度，印度的经济总量到2032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然，印度经济与军事实力近年来的不断提高为其稳步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仅仅靠这些传统的硬实力因素，还无法为印度的持续崛起提供必要的支撑，软实力因素在印度崛起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印度多样化的软实力构成中，传统文化的作用构成了印度持续崛起的核心。印度传统文化因素的特征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过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贡献。印度的传统文化不仅为本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是在现代印度，传统文化的因素仍然存在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支撑着印度综合国力的飞速提高。印度崛起之所以打上了鲜明的“印度特色“标记，其发展进程与发展模式之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统文化。可以说，印度的传统文化为其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总得说来，印度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复杂多元性

印度文化以其复杂多元性著称，这与印度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是一致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且不论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否正确描述了印度文化的精神内涵，但是，却也说明了印度文化中存在在复杂多元性特征。但是，复杂多元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正如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高善必说：“凡是不带偏见的观察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来考察印度时，就会发现印度具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印度曾先后多次遭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这些冲击来自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而且这些外来文化既没有被印度本土文化所吸收，也没有相互吸收，均在印度扎根并存在下来。此外，由于印度地域辽阔，外来的文化冲击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影响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地方受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信奉不同的宗教；所有在印度传统文化中能够看到多种文化体系的影子，以致于印度文化遗产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无限的多样性。”其二，印度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现代化程度不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就导致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使得印度不同社会结构的文化表现也极为不同。在印度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原始部落与文明社会，这种文明与落后交织并存的复杂局面也充分体现了印度文化的复杂多元性。

（二）完整一贯性

从吠陀时代开始，印度传统文化就呈现出了自身完整的对人生的追求与其独特的文化样式，包含了吠陀文化中对人生追求、人生责任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

婆罗门教把“利”、“欲”、“法”和“解脱”视作人生的四大追求。其中，“利”是追求物质，“欲”是追求情感，“法”是追求行为及义务，而“解脱”是指超越精神。印度传统文化以精神解脱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同时辅之以“利”、“欲”和“法”，将注重物质、社会、精神与精神解脱融为一体，具有自身独特的完整性。与此相关的是，印度传统的吠陀文化中，将人的一生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5-25岁为梵行期，在这期间，学生放弃一切享乐，通过老师的教导，以简朴纯洁的生活来提高身体，心理和精神修养。25-50岁为家居期，人们以正常的世俗生活为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50-75岁为林栖期，人们需栖息于山林之中，苦身修行。75岁以上为遁世期，舍弃凡世红尘，追求精神的最高解脱。由此，我们可知，印度传统文化对人生的追求与责任理解是全面且完整的，具有极强的自身完整性，同时这样的一种特性又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

此外，印度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印度教对于精神解脱的追求也就成为印度人精神生活的主旨。三大主神崇拜，种姓制度和宗教活动以及“业报”、“轮回”、“解脱”观念，几千年来，都是贯穿印度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这也充分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一贯性特征。

（三）宗教文化性

在印度社会，宗教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宗教文化性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印度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存在于印度并拥有自己的信徒。几乎处处有神庙，村村有神地，户户有神龛。所以，若要理解印度传统文化，宗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宗教及其文化在印度社会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为了印度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在文学、哲学、天文学和艺术等领域成就了灿烂的文明与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印度，宗教不仅仅只是信仰的载体而已，更是印度人内心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宗教文化充实着印度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印度近代哲学家维韦卡南达说：“在印度，宗教生活形成了中心，它是民族生活整个乐章的主要基调。”可以说，宗教已经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和几乎所有人的内心深处。当然，虽然印度并行存在着多种宗教及宗教文化，相互影响及融合，但是，其中印度教及印度教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宗教及文化地位。印度多达8亿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印度教。

印度传统文化具有重精神而轻物质的特性。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印度却能与中国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动机，保持高速而稳健的经济增长率。因此，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宗教及宗教文化与印度崛起的关系，真正理解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包容统一性

印度传统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形态，以及宗教文化的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统一性。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包容就意味着多元，活力与进步。纵观人类社会，很少有能够允许异己思想存在与发展的，而印度传统文化却具备这一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其语言、宗教信仰和哲学流派的极其多样性，特别是印度教身上。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印度教的教义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合理内核以及民间信仰，几乎包容了次大陆上所有类型的宗教。正是这种包容统一性使得印度传统文化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来冲击巾免受毁灭，得以传承至今。同时，印度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之间不是图谋相互吞并，而是共同存在，共同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统一性。统一性是印度传统文化得以连续不断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从产生之日起，古老的印度文化就一直在成长和改变着，但却也一直以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而存在着，主要就是由于印度社会具有强大重新整理的吸收力，而这种整理的基础就是作为包容统一的精神。

一、印度传统文化因素的内涵

印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兼收并蓄，经过几千年岁月的流逝，依然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芒。而在众多传统文化当中，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宗教文化。印度具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世界十大宗教中，印度就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等七大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印度传统文化看作是一种以信仰为本位的宗教性文化。

（一）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和谐包容精神

1.印度教与印度的和谐包容精神

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发源于古代印度河流域，已有近4000多年的历史，但影响主要在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印度教主要以婆罗门教的教义和理论为其宗教哲学理论的基础，同时吸纳各派宗教理论、哲学和民间习俗，包括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耆那教的瑜伽体系等。印度教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同宗教文明和谐包容史，不断吸收和融汇其他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印度现代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在评述印度教的和谐包容精神时说：“一种以包罗万象的宇宙精神的全面真理为基础的宗教（指印度教），不可能支持一种不可更易的教条主义。它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出于策略的原因或者当做权宜之计，而是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准则。宽容不仅是一种让步，而且是一种义务。在履行这一义务时，印度教几乎将所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教义都收纳到它的宗教里，无论它们显得是如何地互相对立，都把它们作为精神追求的真实表现来看待。印度教告诫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十分谦逊地认识到，我们的观点也许会是错误的，而别人同样真诚地持有的看法并非荒唐可笑。”由此可见，印度教在和谐宽容和兼收并蓄方面，表现得是多么的完美。

从古至今印度教及印度教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谐包容精神。也正是因为这样，多种宗教、多元文明才能够在印度和谐共生、和睦相处。在印度，印度教徒有八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82%，是绝对的多数。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发展历史或生存空间上看，印度教在印度社会中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正因为它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和谐包容精神，而不具有排外或排他的意识，所以它才能与其他相对弱小的宗教平等相处、和谐共存。无疑，今天印度社会能够保持和谐和统一，是与印度教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2.“梵我合一”与印度的和谐包容精神

“梵我合一”是印度教教徒追求的最高精神、人生核心哲学与价值观。这一观点在印度教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内核。“梵”本质上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印度教将梵看作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看作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宇宙的整体。“我”是主观世界，是“梵”在人世间的一种显现，两者是同根同源同体，是合一的。“梵我合一”的思维逻辑是：人的灵魂“我”是“梵”降临世界在人体中的一种显现，“我”在人世间受到肉体各种欲望的舒服，它的无限欢乐和智慧的本性一时还表现不出来，但是它有恢复其自己本来面目还原于梵的要求。因此，“梵我合一”的观点就突出了作为整体的“梵”的价值，否定了作为个体的“我”存在的价值。主张人要进修自身修炼，克服自我的感官欲求，将“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原于梵。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而言，“梵我合一”的观点实质上是要求人克服自身的物质欲求，维护自然整体原本的和谐状态。同时，印度教将自然万物看作由梵创造的由低到高的生命系列，本身即体现了生命一体的观念。此外，在印度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轮回观念也同样表达了生命一体的观念。这种由“梵我合一”而衍生的“生命一体”观念就使得印度传统文化尤其强调尊重生命，强调对世间万物的和谐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今天的印度看到印度人亲近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景象。在现代文化过分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危机的今天，印度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为印度坚持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为发展导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3.达摩观念与印度的和谐包容精神

在印度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容观念体现为对公社整体的强调和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印度传统社会，人在社会关系中没有独立性，单个的人对于公社来说是不独立的，它是公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依附公社或氏族等共同体。公社整体的利益及其和谐状态是最重要的。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突出地表现在对种姓制度的维护上。对种姓制度的维护又突出地表现在对“达摩”的强调上。

在印度教的传统宗教文化体系中，达摩（dharma）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达摩的基本涵义是指，“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固有的秩序”、“维持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或法则”。从社会意义上讲，达摩是指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义务。印度人说：“达摩是能够维持一切形式的生命和秩序的那种东西，如宇宙的生命和秩序、人的生命和秩序、动物的生命和秩序、神的生命和秩序等。”在印度文化中，不同种姓自身有不同的达摩。婆罗门的达摩就是学习吠陀、传授吠陀、祭祀、替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学习吠陀、保护百姓、布施是刹帝利的达摩；吠舍的达摩是学习吠陀、经商、务农、畜牧和布施；而首陀罗的达摩就是心甘情愿地侍奉以上三个种姓，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达摩主要是为维护种姓制度，维护社会一定的等级秩序服务的。从达摩的本质意义来看，不同种姓的人所拥有的社会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是天生的，也是社会固有的秩序，只要每个人都能认真履行自己所应该履行的达摩，那么社会就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将达摩神圣化的目的无非是要约束人们的思想，使广大民众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上无条件地遵守自身种姓相应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该肯定达摩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达摩对种姓制度的维护，增强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人群之问的藩篱。而对达摩的神圣化，也增强了印度民族消极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佛教传统文化的慈悲普度精神

佛教产生于6世纪的印度，经历了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阶段，可是在12世纪末的时候，却因为佛教在不能适应印度本国的社会政治的复杂变迁，在印度基本销声匿迹。19世纪后，由于被称为“印度宪法之父”的安培德卡尔的缘故，印度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使佛教在印度重新兴起。不过，直到现在，印度的佛教徒也仅有500多万。尽管目前来看，印度佛教徒人数不多，但是佛教在印度存在了一千多年，它的许多教义、戒律和思想都与印度教或其他宗教相融合，因此佛教在印度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同的。尼赫鲁在评述佛教的影响时说：“佛陀伟大庄严、光明万丈的人格感动了人民，并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记忆常新的印象。他所说的法虽然是古老的，然而对于潜心于形而上学的玄妙的那些人们来说，仍然是新奇而又有创见的，冈此这佛法就系住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并且深入人心。”

印度佛教注重的是人性的慈悲，也就是一个人对待他人或众生的态度。根据佛教教义的解释：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他们以快乐和幸福；悲，是悲怜众生，并尽力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慈悲合起来理解就是爱、怜悯、同情、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解除痛苦，使其得到幸福与欢乐。当佛教发展到大乘时期，又提出了“菩萨”和“普度众生”的思想。所谓“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简称。“菩提”，指觉、觉悟或使人觉悟；“萨埵”，是指众牛；“菩提萨埵”就是使众生觉悟，指一个人在自己觉悟之后，还要去帮助他人觉悟，使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对于大乘佛教而言，在修行中只追求个人的解脱是远远不够的，冈为当周围的人没有解脱的时候，你个人的解脱是不稳固的，甚至是不长久的。所以，要想求得永世的解脱就必须要修“菩萨行”，个人必须在实现个人解脱之后，还要去救度他人，帮助他人解脱。只有众生都解脱了，自己的解脱才能持久。这就是大乘佛教所主张的普度众生思想。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与佛教的大慈大悲是一致的。

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和普度众生思想对于今天的印度社会发展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追求“普遍解脱”和“一切解脱”的思想，使得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和谐的统一之中，对印度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耆那教传统文化的非暴力精神

耆那教是印度传统宗教之一，教徒的总数约400万人。公元前6世纪，耆那教创始人筏驮摩那（Vardhamana，创教后信徒们尊称其为“大雄”），与释迦牟尼同是当时沙门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着新兴的思想势力向婆罗门教发起冲击，反对婆罗门的种种特权、大量杀生的祭祀万能理论，以及繁琐的、劳民伤财的祭祀仪式等。耆那一词原意为胜利者或修行完成的人，该教徒的信仰是理性高于宗教，认为正确的信仰、知识、操行会导致解脱之路，进而达到灵魂的理想境界。虽然耆那教徒的人数不多，但是由于其历史悠久、戒律严格，再加上教徒多从事商业、贸易或工业，财力雄厚，所以它的思想在印度也有很大影响。

“戒杀”或“不杀生”（ahimsa）观念是耆那教传统宗教文化体系中的道德伦理思想核心。这种戒杀的律条，在耆那教和佛教的戒律中都有，但在实际执行中，耆那教比佛教更严格。为了说明戒杀的重要性，耆那教还从哲学理论高度对其“万物有灵论”加以论述。耆那教教义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灵魂和非灵魂（即物质）所构成。灵魂分两种：一种是受物质束缚的灵魂，一种是获得了解脱的灵魂。受物质束缚的灵魂又分两种：动的灵魂存在于人、兽、蜂、蚁、虫、植物之中，不动的灵魂存在于地、水、风、火等物质之中。在耆那教看来，世上万物都是有灵魂的，关键就是要使灵魂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永恒的自由。按照这种哲学逻辑，既然人、动物和植物都有灵魂，那么就应当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一切动植物。所以，耆那教将动植物提高到跟人一样的水平，要求信徒不仅不要伤害动植物，而且还要像爱护人类一样地爱护动植物。这种万物有灵论，就成了耆那教戒杀理论的哲学基础。从现实意义角度而言，耆那教的这种戒杀思想对于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有现实意义的。

耆那教的这种戒杀的思想，到了印度圣雄甘地那里，通过融合与创新，形成了其著名的“非暴力”学说。“非暴力”学说对现代印度乃至世界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甘地的“非暴力”包括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内容。消极的方面就是古代耆那教的不杀或不伤害他人或动植物；而积极的方面主要论述人应该出于爱心主动而自觉地去爱他人，去爱一切人。因此，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具有“不伤害”的消极方面，而且具有“爱”，即对犯错误者行善的积极方面。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已经把耆那教的戒杀观念升华为一种博爱或大爱，因而受到现代印度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接受。甘地主张，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必须放弃暴力，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解决，因为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产生新的暴力。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总理继承和发展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各种争端中都主张采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同时，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深入到印度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内心，内化为人们处理各种个人、社会矛盾的首选，为印度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印度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锡克教传统文化的唯一神平等精神

锡克教于15世纪末由那纳克创立于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它是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流中萌芽的，由于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开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今天，锡克教徒已发展到2500多万人，并从印度扩散到世界各地。

在锡克教传统宗教思想文化中，唯一神论和“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是其对印度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锡克教主张唯一神论，认为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是神的表现；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种姓分立和歧视妇女等都是违背神意的；只有使个人灵魂和神结合才能获得最后解脱。根据锡克教的唯一神论观点，“神只有一个，他是无限的，他的名字是真理。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无所畏惧，他不仇视任何人。”“神最初是真理，现在是真理，千秋万代是真理，永远是真理。”

锡克教的唯一神论和“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对后世的印度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在近现代许多思想家的学说中，都有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著名的印度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提出的“人类宗教”学说就主要是为了有效地消除印度社会一直存在的严重的教派分歧甚至教派冲突，以达到各个宗教多元并存，包容统一的目的。罗摩克里希那认为，世界上的各大宗教或各大教派都拥有自己所信仰的神。可是，这些神并不是相异的，而是相同的。这些神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实体，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基督教信仰上帝、佛教信仰佛陀、伊斯兰教信仰安拉、印度教信仰毗湿奴和湿婆等，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本质上，各个宗教不仅其所信仰的神具有同一性，而且它们的最终目标也具有同一性，即实现人与神的结合和“普遍之爱”。因此，既然具有同一性的共性，各个宗教就应当致力于消除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实现相互之间的多元并存，包容统一。同样的，印度圣雄甘地也曾提出了“神一真理”的一元论观点。他认为，神不是别的，神就是真理。他解释道：“在童年时，别人教导我去背诵印度经典中那一千个神名，但这些神名还是不完全的。我们认为，我想这可能是真的，神也像万物一样有许多名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神是无名称的。如果人类的语言能给神以最完全的表述，那么我的结论是：对我本人来说，神就是真理。”在那纳克那里神是真理，在甘地这里神也是真理，两者何其相似。甘地认为，只有神作为真理的时候，这种神才能使不同信仰的人都能接受，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促进他们实现真正的包容和统一。

锡克教传统文化中的唯一神论平等精神同样构成了促进印度社会和谐稳定的文化因素。从本质上看，多神论意味着分裂，不同教派信仰不同的神，极容易造成教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而唯一神论可以克服教派分歧与冲突，促进不同宗教的包容与统一，是统一的宗教或大一统民族信仰的表现。此外，“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对于消除印度社会中的种姓歧视、等级偏见、贫富差别、男女不平等，促进印度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崛起的作用

印度的崛起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印度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和印度传统文化在印度崛起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印度的崛起具有浓厚的印度传统文化特色。

（一）印度政治崛起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制度。五十多年的定期选举之后，毫无疑问，民主制度已经在印度扎根。印度有自由而真实的媒体，有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畅通而广泛的表达政治异议与抗议的渠道。可以说，民主制度在印度的成功，为印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可以说，印度政治崛起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因素。因为，如果印度本身不具备接受和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仅靠外力强加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世界上由于外来民主制度与本国实际文化相冲突而导致国家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传统文化因素在印度政治崛起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印度传统文化的复杂多元为印度政治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论的，印度传统文化具有复杂多元性。这种文化的复杂多元性恰好与现在西方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多元价值观和言论信仰自由产生了共鸣。印度历史就是一部外族入侵史。外族的频繁入侵使得印度人种、民族、语言和宗教种类繁多，整个印度社会呈现复杂多元的特点。就宗教而言，印度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其主体宗教——印度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充斥着数不清的教派，神祗，仪式和教义等。但是，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复杂多元特征下，各宗教及教派都能兼收并蓄，和谐统一，这就使得印度在政治上的宽容成为了一种常态。这种多元社会中包容统一与西方式民主所要求的多元价值观和言论自由原则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使得印度难以建立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

2.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统一为印度政治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争鸣是民主的特征，而争鸣深植于印度传统文化之中。印度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提倡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阿玛蒂亚·森举例说，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第一位佛教皇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曾论述包容的必要性和非正统见解的丰富性，并制定了辩论的原则：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对手。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出，所谓的“争鸣”实际上就是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自由表达和包容的精神，而这种包容统一性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印度政治崛起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允许自由表达的存在就使得这种争鸣可以保证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3.印度传统文化的达摩观念为印度政治崛起提供了法治基础

印度传统文化中的达摩观念使得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义务，这就使得印度从古至今都具有“法治”的传统，这与中国“德治”的社会传统区别较大，却与西方法治社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摩奴法典》是印度古代最主要的法律，此外印度教，佛教等宗教的教义也规定了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的准则。依照印度教的教义，人与自然界都有自身的达摩，都必须要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这就使得印度人从内心深处就尊敬且敬畏“达摩”，也就是各自的“法”，这就使得任何人的行为都在“达摩”的约束之内。于此同时，在印度社会的传统中，立法与执法又相对独立。婆罗门僧侣是各类法律的制定者，但国家的管理者不是婆罗门而是刹帝利。国王虽有很大行政权力但必须依法行事。在世俗势力和僧侣实力即立法者与执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所谓“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利互相制约很接近。印度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法制传统，就为印度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法治基础。

（二）印度经济崛起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印度是公认的继中国之后又一个经济改革成功的例子。但是印度的经济改革走了另一条道路：印度没有发生基础广泛的制造业革命，而是靠发展服务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印度的经济崛起。印度号称“世界办公室”。它的服务业是非常高效、优质和廉价的。不仅仅是软件，在会计、医学、税务服务、电信等方面，印度使自己成为了出口基地。前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个人税务表单是送到印度由当地提供服务的企业完成的。顺便补充一点，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凭借先天优势，印度已经远远把“世界工厂”称号的中国甩在后面。在经济学家眼中，印度就是一头正在疾跑的巨象。印度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梵我合一”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而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一味地强调征服自然或者是向自然索取。人类只有善待自然，爱护万物，才能到达“梵人合一”，最终才能达到善待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梵人合一”的思想，对印度经济崛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在印度人传统文化之下，经济的发展不能违法自然规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在制定经济与发展政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

美国《卡内基中国透视> 2006年第5期题为《印度模式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4倍，达到2.5亿人，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印度有自己的优势：特殊的发展模式。印度的发展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使印度经济表现JIfj很强的韧劲和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发展现实，谁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谁就能够在当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对于印度来说，正是因为其传统文化中“梵我合一”的和谐精神的存在，使得印度经济的发展抛弃了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资源密集型和人口密集型产业，而选择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这就为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印度经济的稳定崛起。

（三）印度科技崛起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梵我合一”观点使得印度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精神化倾向，强调通过修行来获取知识，并求得解脱与宁静。修行是通过要绝对深密的孤寂，在静默的观照中度此一生，对于追求圣道的人而言，修行就是其全部生活。这就使得印度的传统文化带有“主观内省”的特点，习惯沉思冥想、注重内心思辨。印度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对于具有抽象色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促进印度的科技崛起。首先，印度的宗教具有多元性，教义繁多。但是，印度宗教教义却对印度人某些行为习惯的养成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监督作用。正是在这些良好工作习惯的推动下，印度科技的发展才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比如，印度教认为，克制情绪及苦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炼方法，是一种获得超人力量和自我解脱世俗束缚的重要方法，它可以使人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这种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印度人一般都有非常强的敬业精神。很多跨国企业之所以将软件研发中心设在印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印度软件从业人员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再比如，印度传统文化中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使印度知识分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态度认真且工作扎实，能够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而不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为图名利而弄虚作假，所以能够产出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促进经济的崛起。其次，宗教信仰有利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科技发展要求所有科学研究参与者必须有较强的合作精神。研究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值得信任，也就更容易合作。因此，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熏陶的印度人所具有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精神，也成为促进印度科技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后，由于印度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精神化的倾向，带有“主观内省”的特点，这就使得印度人的思维具有抽象性，善思辨的特点。这种注重沉思、喜欢抽象、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同印度现代科技崛起的思维方式更为契合。

（四）印度社会崛起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尤其在印度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91年之后，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深化，经济高速且稳定发展，整个社会日益繁荣。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印度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冲突时有发生，如种姓冲突、教派冲突、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等等，但在总体上印度社会还是保持了稳定和统一，各民族团结合作，教派之间也基本能够和睦相处。究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并且极其复杂。但是，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传统文化上的冈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追求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印度宗教传统文化体现出强烈的注重内省的精神性，它突出地表现在对精神解脱的执著追求上。解脱是印度宗教传统文化的根本追求，印度文化中的梵我合一、业报轮回观念均与对精神解脱的追求密切相关。其本质就是要从业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冥想达到与宇宙本体“梵”的合一。印度传统文化中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精神追求就使得印度人养成了一种淡泊名利、济危扶困的民族心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轻物质”的精神追求会对国内消费的拉动产生消极作用，阻碍经济增长。但是，正是因为有“重精神”的追求，就会使得人们会努力地去克服自身物质欲求，避免因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过度膨胀而去争夺生存资源，也不会使得人与人之间仅仅只存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对于印度社会来说，是其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慈悲普度和非暴力思想，也有助于印度社会的稳定。非暴力和慈悲普度都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其要义，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平等的，而不应该是相互征服和残杀。非暴力思想认为印度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相亲相爱，拒绝一切暴力。经过圣雄甘地的改良之后，非暴力思想更是成为影响印度中产阶级的重要文化因素，使得人们倾向于使用非暴力的改良主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异见，避免使用暴力的革命手段。这使得印度的崛起可以避免因剧烈的突发变化而陷入无尽的社会混乱，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印度佛教传统文化中追求“普遍解脱”和“一切解脱”的思想把个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和谐的统一之中，对印度社会的稳定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结论

诚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传统文化在其国家发展中都是一把双刃剑，印度的崛起也不例外。比如，印度传统文化中仍然有一些因素在印度崛起过程中扮演的是消极阻碍作用。比如，种姓制度仍然是印度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基本障碍，印度教的某些教义与现代化的发展也是完全背离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教派冲突也给印度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在印度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当今全球舞台上，印度的崛起代表的是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初现成功，正是因为印度的崛起从来都不缺乏精神上的引导和支撑。对于印度而言，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更要思考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国家崛起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积极转变？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国家崛起的完全契合？我们应该相信，拥有如此灿烂文化的印度，必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且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