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钢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文化软实力研究·

编者按：文化是大国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单有硬实力的增强而缺乏文化软实力支撑的国家难以有持续成长的动力。鉴于此，中国在大国成长的进程中一直强调要增强文化软实力。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不是文化软实力大国。特别是在国别比较的视野下，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本期特邀请相关专家从国别视角分析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期抛砖引玉，推动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摘要：战后七十年来，美国外交决策主要以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手段实现战略目标，但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在笼络各国人心、争取精英认同和修复国家形象等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能力。美国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拥有比较灵活的文化体制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后发大国，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要学会美国那种善于利用文化软实力的思维和技巧，力争以较小的外交决策成本来获得较大的国际事务影响力。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2-0003-09

引 言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判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国的强权政治与霸权行为上，以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的主要基础是它的硬实力，包括它的巨额军费开支、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随时向全球任何地方远距离投送兵力的强大能力；包括它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地位以及对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奖惩的能力。但我们忽视了一个情况，即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与其对外政策形成了良好的配合。应认识到，美国文化软实力在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结构配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美国，文化软实力之所以能够与对外政策形成良好的配合，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约瑟夫·奈的研究，国家软实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在三个组成部分中，文化构成了软实力的底部和基础；政治价值构成了软实力的中间层面，而对外政策处于国家软实力的高端和顶层。软实力三个组成部分的共性是，使用和平的手段吸引、劝说和引导其他国家顺从本国的战略意志，接受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在本国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设置任何障碍，从而使本国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在软实力的三个层面上，处于顶端的对外政策与硬实力比较接近，因为较之于军事力量、经济制裁以及金钱收买等这些具有强制性的硬实力，外交政策似乎更多着眼于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具备了软实力的属性，但外交政策对外代表着国家的身份，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与外交政策一样，政治价值观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它往往以国家机器为后盾，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中做出选择。在冷战时期，它可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后冷战时期，它可表述为欧美民主自由制度与中俄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度之间的政治较量。无论在中国或是在美国，一旦涉及到社会制度的选择，它必然会上升到国家战略意志，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根本。于是看似软实力组成部分的政治价值观选择在很多时候会演变成硬实力的基础。

在软实力的三部分内容中，只有文化软实力不具备制度化的特征，其可塑性和灵活性远远超过对外政策和政治价值观的选择。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运用文化资源影响其他国家自愿接受本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它以劝说、暗示、感召、示范、宣传和传播等多种手段间接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场和公众舆论，使其在外交上采取有利于本国的立场和政策，让本国的国家利益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虽然文化软实力无法像硬实力那样起到快刀斩乱麻和一锤定音的作用，但由于文化软实力影响广泛、深入和持久，具有弥散性、渗透性和粘合性等特性，因而容易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情感心理及行为方式。它在对外政策中可以起到硬实力或其他软实力部分无法起到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战后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

尽管布热津斯基抱怨道，“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对战后美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具体表现进行客观审视时就会发现，无论在与苏联进行的长期综合国力竞争中，还是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变迁中，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其灵活的文化体制和丰厚的文化资源支撑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文化软实力可从四个方面去观察：第一，美国文化对各国精英的吸引力。很多国家的精英仍然把美围看成是成就自己事业的“麦加”。在他们心目中，个人的事业经过美国的镀金和“加持”后容易获得成功。这在中国表现得也很明显。人们发现，对于中国很多精英，美国的教育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只要条件许可，这些精英就会尽量争取到美国高校深造或者将孩子送往美国接受美式教育。更令人惊讶的是，不管中国如何在公共传媒上表达自己的民族特性，其干部任用及考核标准还是以美国为参照蓝本。为此人们就不得不感叹于美国文化那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了二例如，官办的“千人计划”中有一个硬指标：即人选人员是否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是否在海外名校获得教授职称以及是否在海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等。如果有人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十学位、教授职称和在美国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就会备受青睐。国内其他人才计划基本上也是参照这个标准制订的。不仅如此，中国教育部和高校的许多管理岗位也由许多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员占据着。难怪布热津斯基有点自得，“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第二，美国文化对各国民众的吸引力。在不少国家，就一般普通民众而言，更为吸引他们的是美国流行文化。他们从孩提起就开始接受美国流行文化的熏陶。好莱坞、迪斯尼、摇滚乐或NBA等几乎成为他们文化价值观不可缺失的基因。在中国，早期由于条件的限制，只有精英们才有机会接触和欣赏美国的流行文化，但改革开放后，尤其在文化传播手段发达的今天，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几乎延伸到中国的许多大中小城市。每次好莱坞大片在中国上线，几乎是年轻人们的一场节日盛宴。除了电影，各国的儿童也非常喜欢迪斯尼乐园，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迪斯尼乐园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去观赏。美国的流行音乐也越来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流传。在今天，无论是爵士乐、蓝调和乡村音乐，还是摇滚乐、R&B和嘻哈，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尤其是90后年轻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体育竞技领域也处处显露了美国文化的软实力。当上海把刘翔和姚明作为速度和高度的代表时已经中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迷幻药”，因为姚明只有与美国的NBA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政府的无意举动帮助了NBA文化的传播，使之成为很多青少年的心灵家园。

美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地表现得如此耀眼也经历了一番过程，它与战后美国整体国力的上升以及与苏联争夺全球控制权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全方位的遏制政策，其目的是，一方面防止苏联势力在全f址界的扩散；另一方面对苏联集团进行主动出击和渗透，以便分化和瓦解苏联。美苏之间的对抗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美国决策层深知，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占据道义高地，就能弥补军事力量的劣势，在与苏联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尽管当时没有文化软实力一说，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采用文化软实力的手法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要让世界知道，美国的制度比苏联更为优越，各国政府和民众以及国际舆论应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当时美国经常采用的重要方式就是资助国际广播，以便向全世界传播有利于美国的信息和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在1950年和1953年，美政府分别创立了‘自由欧洲电台和‘白Ff1电台，通过广播向东欧苏联人进行反共宣传。两家电台以私人形式出现，成员多数系东欧和苏联移民，并由CIA提供秘密资助。这些电台播音的目的是挑起收听国内部的动乱，因为他们认为在大众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受到简单而有说服力的挑动的影响。”国际广播只是美国政府对苏联集团开展文化攻势的众多手段之一。此外，美国还在120多个国家设点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并在各国精英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

按照美国驻华使馆的说法，富布赖特项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国际交流计划。目前每年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156个国家共有8000多名学者获得富布赖特计划的资助，迄今为止已有31万人参与该计划。富布赖特计划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国务院是该项目的主办单位。中美之间签有富布赖特计划的合作协定书，因此富布赖特计划进入了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工作议程中。它每年会发函通知全国高校开展富布赖特计划的遴选活动。目前共有125所教育部直属的985和211工程高校参与富布赖特计划，涵盖的学科有“历史、文学、法律、新闻学、商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如此，美国还筹办了富布赖特学友会，该会纳入美国国务院的学友网。它每年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活动，在中国也举办过，参与学友活动的中方代表都是在中国学界和教育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令人深思的是，为了阻止美国的影响，中国在网络上设置防火墙，阻止普通民众访问Google、Facebook和Twitter，但它却无法阻挡富布赖特计划在中国的长驱直人，无法阻挡它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全方位的、深层的、制度性的影响力。近70年来，这个在冷战期间策划的文化交流项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扩大，它在争取各国精英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进入了一超多极的格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大国能够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然而，主要的对手消失之后美国面临的挑战反而却更为严峻，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在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敌人非常明确，就是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苏联。美国可以全力动员国内资源应付苏联的威胁。对于苏联挑战的模式，美国也比较熟悉，完全可以运用综合国力将苏联的威胁遏制在一定的边界内，直至它自行瓦解为止。此外，美苏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少，两国没有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在采取对苏战略时不必投鼠忌器，不会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状况。那个时候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比较明确和坚定。冷战结束后，主要对手苏联解体了，美国失去战略目标，它的外交决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美国面临更多的对手，这些对手有些看得见，有些却隐藏在背后。他们不一定想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却对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希望能够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第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开始下降。不仅欧日经济规模追上美国，而且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经济体量也惊人地扩张，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第三，世界进入了信息社会，力量发生转移，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土地、资本而是知识。冷战时期曾经扮演大国关系平衡器和压舱石角色的核武器在后冷战时代失去了效用。核武器只能作为威慑，不能经常使用，它只适用于昔日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不适合今天的“巧外交”。较之于核武器或常规武器，作为一种力量工具，文化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中可以经常性地巧妙使用，有时会在国际事务中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第四，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地带的碎片化一方面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导致各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世俗文化与宗教化之间的激烈碰撞。前者让美国对中国有种投鼠忌器的感觉，因为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高，伤害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是一种自残行为。后者让世界上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部落、民族和宗教将美国作为泄愤的对象，其结果就是导致了“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

为了报复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袭击，美国不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其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很多冷战期间是美国盟友的国家也对小布什政府的傲慢、鲁莽和单边主义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中，其中美国的传统盟友法国和土耳其的反美姿态尤为突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奥巴马上台为止。当时奥巴马和希拉里推出“巧外交”政策，运用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努力修复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关系，让其重新回到以前那种相互信任的状态中去。

从整个战后美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来看，尽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文化软实力在笼络各国人心、争取精英价值认同和修复国家形象等方面所展现的强大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究其根源在于它灵活的文化体制和丰厚的文化资源基础。

三、美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体制与资源基础

战后美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与亚洲一些国家不同，美国没有采取举国发展文化的模式。它是依托战后自己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利用成熟的社会体制和强大的市场力量，将文化力量发展到与其强大国力相匹配的地步。在美国，不存在文化部这样一个官方机构。美国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一种文化体制。“这一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的和不平衡的，是有活力的和非理性的，是多元主义的和分散的”，它是美国历史与移民文化结合的产物，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清楚。从顶层结构看，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却有“国家艺术基金”这样全国性的架构去影响各个州和各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

美国文化发展快速而又平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的文化运行机制。美国政府承担了部分文化管理职能，另一部分文化职能是由美国的社会组织包括NGO和各类基金会承担。美国的文化体制非常灵活，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是商业性的运作。它不存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因为它没有文化部。这是理解美国文化体制的关键。虽然非营利性机构与营利性机构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创造更多的文化产品，建设更多的文化设施。政府虽然没有全程参与文化的管理，却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征用文化资源为外交政策服务。例如，美国国务院经常设计一些项目，邀请有关国家的精英来美国进行短期访问。通过对这些精英的礼遇和感情培养，美国指望培养一些亲美分子。一旦两国交恶，这些人员可以为美国说话。有些精英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本国的外交决策的骨干。这样，接受美同文化影响的精英或许在与美国的谈判中采取一种温和态度，至少不会让美国的利益受损。

由于美国政府的角色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是比较隐性的，因此它没有完整系统的文化政策。所谓的文化政策就是税收政策。政府不可能通过财政拨款资助文化事业，但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的杠杆指导和协助文化艺术的发展。联邦法律对于非营利机构提供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这样促使许多文化艺术机构转向非营利机构。“从20世纪初以来近乎全部的博物馆、乐团和歌剧院以及近年来的多数芭蕾舞团和文化节，几乎所有创作型剧院（百老汇除外）从此都成为了非营利性的机构。”另外，基金会、图书馆、乐团和联合广播都被承认为非营利组织。这样，此类机构“完全免征联邦所得税和各州企业税。它们不付增值税（在美国通常叫‘营业税，虽然如果存在‘营业税的话，是与增值税非常不同的），也不付各种现存的对商业演出的征税。”如果被政府承认为非营利机构，不仅自己享受税收优惠，而且给非营利机构捐赠的企业亦将获得同样的待遇。这类以公益为目的的组织被称之为“510c3”组织。它们只需遵守一条严格规定即必须是非营利的。这条法律让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在财政上衣食无忧。

除了自己的部分收入外，美国非营利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捐赠。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年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超过2500亿美元”。因此个人及慈善组织“单单是对艺术与文化的捐赠就相当于每年130亿美元”。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文化机构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性，不需要在财务上依赖政府的补贴。美国人出自于建国的历史传统，对于国家的赋税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当年，欧洲的一些清教徒正是为了躲避英国的苟捐杂税逃到了新大陆，美国人民也正是反抗英国殖民地当局的“印花税”才发动了独立战争。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联邦政府无法通过征收税收直接扶植文化事业的发展。它只能采取税收减免政策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扶助文化项目来体现政府在文化体制运行中的间接作用。美国这种独特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无论在公共文化艺术还是在流行文化方面，无论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还是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美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为美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雄厚的资源基础。

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与文化软实力不是一个概念。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中提到，不要混淆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区别，文化产业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具体地说，文化产业仅仅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来源，是它的物质性资源。文化软实力还有另外两个来源即精神性资源和制度性资源。这三大资源构成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基础。从物质性资源看，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基础设施。美国在教育、影视、音乐、艺术、出版、媒体、动漫、娱乐、品牌、创意等方面的指标均在世界前列。另外，美国虽然建国历史只有200多年，但由于本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其传统文化建筑保存良好，而基金会又在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体育活动场馆和社区文化中心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文化基础设施既能够提高本国民众的文化修养，也可以增加美国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促进旅游事业。

从制度性资源看，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一些国家精英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是宪政体制，其宪法与其建国历史几乎一样长，这在当代大国中是少见的。这个体制不仅在西方社会获得普遍认同，也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精英的认同，因为这些精英大部分在欧美国家接受教育，有些精英甚至从小就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已经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基础。

从精神资源看，美国是宗教国家。宗教信仰构成了美国民族的精神基础。冷战期间，人们可能过分看重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中宗教文化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柏林封锁事件发生后，美苏面临着直接冲突的危险。当时美国民众纷纷从宗教那里汲取精神力量。“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再次依靠宗教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美国的国际吸引力，小布什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到教堂去的总统。因此，宗教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精神力量，它对美国民众起到了坚定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世界上其他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的精神纽带。

四、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未来趋势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由于信息化浪潮和知识革命带来的影响，硬实力不再是美国力量的主要支撑。随着其他大国的纷纷崛起，美国在世界力量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会不断下降。如果美国在对外事务中习惯性地使用军事武力或经济制裁等硬实力手段来推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为此美国将会付出高昂的外交决策成本。因此，单凭硬实力美国无法维系它的全球霸权地位。以奈、布热津斯基和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软实力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断地呼吁美国应该学会尝试和运用软实力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由于重视运用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因此未来不管谁来掌管美国，美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21世纪最大的特点是人才争夺。得人才者得天下，而文化软实力是人才争夺战的主要手段。美国富布赖特计划的巨大成功将促使美国在争夺人才方面进一步下功夫。美国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少年人才的争夺；二是政治精英的争夺。美国凭借其教育在世界的良好声誉，大规模地开放教育市场，以吸引千百万世界各地的学生来美国留学，不仅给美国带来人才，还带来高额利润。目前美国不仅高校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蜂拥而至，美国的高中甚至初中也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涌来。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来自新兴大国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南方国家。可以预见，这些留学生学成之后大部分会回到国内。若干年后，这些经过美国文化教育塑造的归国留学生逐步成为各个国家精英阶层的中坚力量。简言之，他们在哪儿，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就在哪儿。除了留学生外，美国还将继续推广人才培训项目，这是亲近他国政治精英最简便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等美国名校机构中进行短期培训的中国中高级干部已有上千名之多。这些干部中的许多人已经进入了中国决策高层。

其次，进一步扩大文化产品的输出，扩大美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影响。在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娱乐服务市场，进口一定数量的美国影片和其他文化产品。美国在国际文化产业的链条中掌握着高端环节。国际电影节含金量最高的奖项是美国的奥斯卡奖；好莱坞继续保持着电影工业垄断地位，其制作的影片经过精心包装和夸张的宣传总是吸引着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例如，当下为中国观众津津乐道的科幻巨片《星际穿越》便是来自华纳公司的杰作。与奥斯卡奖媲美的是格莱美奖，它是国际音乐界的最高奖项。任何歌手如果获得了格莱美大奖，其激光唱片或歌曲下载量会大幅度上升，成为世界各地听众心目中的偶像。然而在加强文化产品出口的同时，美国会加紧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美国文化体制决定了美国政府不能够给文化事业提供足够财政资助，公共文化艺术主要依赖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因此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让美国在扩张文化影响的同时，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

第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在硬实力时代，国家力量的运用可以采取单方面方式，不用顾及国际社会的感受。但在软实力时代，国家力量的运用及其影响方式必须聆听他国的心声，照顾他人的感受。公共外交是文化软实力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外交形式。根据约瑟夫·奈的解释，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对外沟通，它有三个层面：一是解释外交决策背景；二是推销政府公共形象；三是拓展人脉关系。战后美国在培植人脉关系、争夺精英人才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在树立国家形象、打造吸引力方面时好时差。“911”恐怖事件发生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存在的愤怒，因此美国一方面武力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加强公共外交的投入。国务院的公共外交预算增加了50%，从事公共外交的职业外交官人数也大量地增加。除了通过传统方式外，美国非常重视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新媒体的特点是受众面广、成本低、信息传递快速，因而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宠儿。美国国务院以及驻外使馆或领馆都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设立了公共账号。在中国，美国则通过微博设立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账号，及时向中国公众传递美国的相关信息。此外，美国的主要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设立了网络中文版，邀请中国作家如韩寒、余华和蒋方舟等为其撰稿，利用中国作家的知名度培养美国对中国公众的亲和力。

五、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把意识形态也列入文化软实力的范畴，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软实力的运用方面算是行家里手了，因为执政以来，中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功能效用，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度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例如，建国初期，中共还在东南亚推行输出革命战略。在意识形态思想的支配下，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援助很大部分给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但是意识形态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在概念上有一定的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偏重于思想内容，而文化软实力偏重于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强调灌输，文化软实力强调自愿接受。

文化软实力概念在国内学界开始引起重视大约在2007年。当时以《环球时报》为平台，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化软实力得失的讨论。一方坚持政治硬实力应该作为外交决策的主导力量，另一方主张文化软实力在对外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中国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外宣办、文化部和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加大了对文化软实力的宣传和投入。新华社开始主办英语电视台，要打造中国版的CNN。新华社还在《纽约时代》广场长期包租大型电子屏幕，连续播放中国国家形象片。与此同时，国家汉办雄心勃勃，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创办孔子学院，意图将汉文化向世界推广。国家鼓励各地兴办动漫产业，鼓励向外国出口动漫产品及其他文化产品。整体上看，这些措施都是围绕发展文化软实力开展的，基本思路合乎时代潮流。然而，中国若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向老牌大国学习全球治理的经验。美国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它在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和借鉴。

通过对战后美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考察，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在工业化时代，占据美国对外政策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以及以美元为支柱的经济实力，而文化软实力在硬实力为支配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比较次要。在美苏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软实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这种竞争本身带有意识形态文化的痕迹，美国通过文化的宣传来向苏联的精英和民众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而在信息社会，知识在诸种力量中的比重大为增加，甚至成为核心力量，因此文化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为增强。美国已经不再从意识形态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视角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第二，文化软实力与文化产业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两者不能划等号。一个国家文化产业非常发达并能大量地获得政府资助，仅表明该国文化软实力拥有充足的资源，而将资源变成软实力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美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国家顶层必须有一个协调机构，才能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文化的管理，发展文化产业并非是它的分内事，但它可以至高无上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借口，征用或利用文化领域里的任何产业、产品或项目来为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冷战时期，美国爱荷华大学曾经主办一个针对两岸三地的国际写作计划。该计划由著名的华人作家聂华玲及其丈夫安格尔主持。许多知名作家如柏杨、陈映真、林怀民、莫言、丁玲、徐迟和谌容都参加了这个计划。他们有所不知，实际上这个计划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欧洲的“促进文化自由联合会”也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连英国哲学家罗素、《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索兹伯格都曾被中情局所利用。

第三，美国在文化发展上没有采取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美国没有文化部，却有一种灵活的文化体制，促使民间社会利用市场机制将美国文化艺术不断地推向世界。政府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类非营利的基金会投入公共艺术以及公共文化设施，以便保持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之间的平衡，防止流行文化的过度市场化而使国外精英失去对美国文化的兴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涌现出一个富裕阶层。尽管有少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将金钱投入公共文化事业，但大部分富人的资金并没有流向文化事业，而是流向其他途径，包括个人的恣意消费、到国外捐赠和到国外投资等非公益性行为。这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里有多方原因，一是中国富人没有捐赠的习惯；二是国家全部承揽了文化发展的责任，没有留给民间资本进入文化发展的通道；三是国家没有对文化行业实行优惠的减免税政策，让进入文化领域发展的企业或个人感到有利可图。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开始意识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正在设法改正。

第四，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公共形象是文化软实力体现的重要标杆。尽管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极为丰厚，对外输出的力度也很大，但是若要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使本国在外围精英与公众心目中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必须将文化扩张建立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为什么在海外市场化运作或者以NGO为主体的参与方式要比官方的宣传更容易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原因在于这个转化过程是在自然状态中完成的。人们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潜意识地接受了该国文化的影响，进而对该国的文化产生一种欢喜，逐渐地认同该国的倡导价值观。一旦采用硬实力手段，很容易让他国的精英和民众产生排斥心理甚至厌恶情感。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对外使用武力，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很容易被摧毁。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美罔公共形象一落千丈，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使用武力，还包括美国采取撒谎和提供假证据等手段编织对伊动武的理由。因此，无论在阿拉伯国家还是在亚欧国家，其知识界对美国的行为表示不满、愤怒和反对。这对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在中东事务上，它本来可以运用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将事情做得更好。为此，中国应该引以为鉴。

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文化软实力将是扩大中国全球影响的主要力量来源，应该精心培育和经营。中国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向美国汲取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有效经验，在对外事务上尽可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让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是作为震慑世界的霸者形象而是作为智慧超群、令人尊敬的王者形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