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莉莉（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东京167-8585）

◇细菌战罪行研究◇

土屋公献和荒井信一：历史的守护者
——《律师之魂》中文版序

聂莉莉
（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东京167-8585）

摘要：《律师之魂》一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作者土屋公献先生是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及重庆大轰炸受害国家赔偿诉讼的律师团团长，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平反战的市民运动中，土屋公献参与其中并承担起领头人的重任，他一生追求平等、人权、正义、在野的精神世界，其精神原点在于年青时被为政者愚弄的战场体验。土屋的老同学、历史学者荒井信一是该书日文版序言作者，荒井信一在追究战争责任、战争犯罪事实方面鲜明地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土屋公献和荒井信一都是历史的守护者。

关键词：土屋公献；荒井信一；战争责任；历史守护

得知土屋公献先生（以下尊称省略）的自传《律师之魂》（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将在中国出版，甚感欣喜，土屋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希望他的作为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知。但是，当接到操持本书出版事务的一濑敬一郎律师及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的撰写中文版序言的请求时，我犹豫了。为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作序，是需要一定的学识和见地的，我自知达不到。另外，我与土屋的交往有限，只是因我基于自己对中国民众的日军细菌战受害研究为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出庭作证，而得以在一些活动中同行，仅此恐怕难以把握全面。不过，内心里也有着想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土屋的念头。所以，尽管不才，我还是答应了尝试着去追寻土屋的足迹、考察土屋的所为，以便最终作出是否执笔的判断。

此后（因手头其他工作所迫，不得不搁置了一段时间以致延迟了本书的出版，深表歉意），我钻进地处霞关的律师会馆，翻阅日本律师联合会（以下简称日律联）的机关报《日律联新闻》和机关志《自由与正义》，查索关于土屋的报道，采访了一些熟知土屋的人士，如日文版作序者、土屋的老同学荒井信一，与土屋一起工作过的律师，在调查、事务、资金等各方面支援土屋所从事的战争受害诉讼的市民团体，与我同样为细菌战受害诉讼出庭作证的历史学者吉见义明，以及与土屋交往多年的原告团长王选，还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所参加过的各种市民团体会议上土屋的发言记录，回想起与土屋一起活动时的一幕幕情景，并且，重读了这本《律师之魂》。

随着对土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了解，慢慢地，我感觉到逐渐接近了土屋那刚毅、严峻表情背后的理性内涵，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总是以他独特的简洁明了的语言执着地、坚定地强调着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平、人权、正义、在野。

从本书所叙述的土屋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些原则，牵系着他最深刻的人生教训，是亲身经历了军国主义式的整体主义时代，体验了相互残杀的战场之后，反思历史而得的。这些原则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意识当中，成为了他战后全部人生实践的基本准则，是他从事的无论是本职工作的律师业，还是追究政府的战争责任维护和平等各项国际市民运动的真实动机。

土屋坚守着这些原则。他拒绝遗忘，如他在《开头的话》里所说，“忘却战争的历史事实本身，便是迈向下一次战争的第一步”。作为一个以法律为准绳的律师，他反对将原则相对化、模糊化，他不厌其烦地驳斥着无论是于政府还是日本民间都存在着的以各种历史背景、因缘为由为侵略战争开脱的说法。作为律师界的领头人，他始终保持着司法独立、依法监督权力机构、维护市民个人权利的警觉意识。同时，在实践这些原则时，土屋有着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彻底性，他丝毫也不含糊的信念是，人都是平等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为中国受害者辩护，为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韩国人维权的原因。并且，对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维护政府立场的法庭，民间右翼势力，甚或日本人一般不会说不的美国政府，都会直言批评，表明自己的立场，直至在法庭上抗争。土屋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是爱国者，纠正国家的错误，为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做些真正有意义的铺路工作，是他加给自己的责任。

在加深了对土屋理解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土屋虽然独特，但并非独有。事实上，像他一样具有和平、人权、正义、在野的意识，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实践的市民，在各行各业的人当中都有。在日本存在着许多以这些原则为活动宗旨的跨行业地区的市民团体、非政府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小组，甚至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的确，就人数而论，这些人在总人口中是少数，影响范围有限，但是，他们忠实地发出自己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去做不来自任何人的指令而仅是出于个人信念以为应当做的事。他、她、他们去发掘长眠于书库、资料馆中的或者刚刚被公开的历史资料，去访谈当年参战的日军将士等当事者，去亚洲各地访问受害者，去召开讨论会报告会，去举办历史事实展，去成立非政府非盈利团体与政府、国会议员等一次次地交涉要求公开历史资料、建立相关法律，等等。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努力，使得日本政府长期保持沉默或者矢口否认的战争犯罪，如，从军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虐待屠杀俘虏、南京大屠杀、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抓劳工、掠夺殖民地文化遗产等战争遗留问题的由来和进展过程的真相，得以逐渐浮出历史的尘埃。是他、她、他们，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利用在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活动天地，与否定侵略，否定战争犯罪，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以及民间力量展开了长期的抗争和拉锯战。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曾经的加害民族与受害民族之间，甚至是加害者与受害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桥梁，扩展了国际的草根连带关系。

土屋是这些市民当中的一员。他的反战、从事战争受害赔偿诉讼、维持和平等的活动是与众多的市民一起进行的。比如，以土屋为律师团长的战争受害诉讼，先后有二百多名律师参加，有由各行业市民参加的民间团体的支撑和资助，也有历史学、防疫学、法学、人类学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出庭作证。的确，不论是在战争受害赔偿诉讼的律师团，还是在市民组织及和平运动的活动中，土屋的感召力很大，总是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工作是投身于其中的参与者们共同做的，是每一个人出于自己的自觉意识的奉献。土屋的作用在于把大家的力量协调起来，更好地发挥出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思考，我感到有一些感想要对中国的读者说，我决定接受一濑的请求。在此序言中，我想尽可能地不仅勾画出土屋的全貌，亦尝试着走近他的精神世界，以便读者跨越民族间的一些屏障，更深地了解他这个人。

而且，我还想介绍一下序言作者荒井，与土屋同样是经历了军国主义时期的一代人，作为历史学者，战时的亲身体验战后就成为了他投向历史之视线的原点。而且，荒井同样是具有不妥协精神和责任感的。如果说，土屋是通过法、利用法来实行自己的历史责任的话，荒井则是通过历史研究来揭示真相，反思历史的进程，从而实现自己的历史责任的。可以说，土屋和荒井，代表了日本市民在追究战争历史的真相、推动战后赔偿方面所起作用的两个不同侧面。从这个意义上，介绍荒井，有助于读者立体地把握土屋以及日本社会。

一、土屋公献的社会实践和精神世界

（一）来自各界的追悼

土屋公献于2009年9月25日辞世。之后，日本各大新闻都刊载了追悼文，如，《每日新闻》发文《为了和平而奔波》（2009年10月21日），《朝日新闻》发文《反战的呼喊直到临终》（2009年10月31日），连《读卖新闻》也载文《坚持“市民派律师”立场的硬骨头》（2009年11月28日）。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土屋的特点，作为律师，他牢牢地站在“司法为民”的立场上，作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他至死都在为反战、实现长久和平而思索和行动。

同年12月13日，土屋公献先生追思会在东京举行。数百名与会者来自各行各界，除了与土屋有个人交往的外，许多来自土屋生前参与活动的各个团体，亦有与土屋共同为战后赔偿立法而奋斗的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还有些因道远不能赶来而发来了唁电。笔者也曾到会，深感土屋社会影响之广，予人感铭之深。且将这些团体分类列举如下：（1）日律联（1994—1996年土屋任会长）、思考战后赔偿问题律师联络协议会；（2）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律师团（土屋任团长，1997年起诉，2007年最高法院判决败诉）、重庆大轰炸诉讼原告团、重庆大轰炸诉讼律师团（土屋任团长，2006年起诉现仍在审理中）；（3）反战市民之会（土屋任会长，1996年成立）、要求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会（1996—2008年土屋任会长，以下简称慰安妇问题会）、为战后处理谋求立法之法律家·知识人会（土屋任会长，1998年成立，以下简称谋求立法会）、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土屋为代表，2003年成立）、不战士兵·市民之会（土屋在其集会上讲演，为机关志《不战》撰稿）、ABC企划委员会（杜绝原子·生物·化学武器委员会，是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后援团体之一）、争取制定“战争受害调查会法”之市民会议、在日韩国民主统一联合会、朝鲜日军慰安妇及劳工受害者赔偿对策委员会。

从参加追思会或发来唁电的团体可以看出，尤其到晚年，土屋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追究战争责任、要求赔偿立法的和平事业上了。

（二）追究战争责任、和平反战

土屋直接参与的战争受害赔偿诉讼主要是从军慰安妇、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

在基本上都是长达几年的各个诉讼的法庭论证过程中，为了清晰地阐释这些战争犯罪行为，土屋与其他律师、专家学者以及原告团一起，悉心摸索，逐步做到了对战争犯罪从企划、部队构成、作战实施，到受害结果等方面全面地论证，既有整体性的把握，又在各个关键环节确切地拿出第一手史料以及推出当事人证言作为确凿证据。比如，关于细菌战诉讼，律师团最终做到了从六个方面论证：细菌战实施的具体过程、受害地区的受害详情、细菌战加害行为与受害发生的因果关系、原告所受到的损害、细菌战的残酷性、战后日本政府隐瞒战争犯罪的行为。

论证日军细菌部队加害行为时使用的历史资料来自多方面，其中有一些是诉讼进行期间新发现的。这些资料可以分为几个组群：一，军事资料，包括军令、指示、书简、731细菌部队人名簿等。二，日军参谋、军医等细菌作战有关人员当年的日志。其中，原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731部队细菌战参谋井本熊男的《日志》是关键性的，对细菌战作战的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三，抚顺战犯管理所、伯力审判受审的731部队战犯的供述。四，“二战”结束时美国4次派出的针对日军细菌作战的调查团报告书，记载了美国与日本进行的，由日方提交全部细菌研制、施放技术，而美方不再追究细菌部队成员的战争犯罪责任的交易条件等。美国的这种态度，造成了在战后日本细菌战这一战争犯罪被长期隐瞒、无人追究的现实。五，医学工作者基于细菌部队的包括人体试验在内的大量实验以及实际施放结果而写作的医学杂志论文、学位论文。六，731部队少年兵、参加细菌空中投放的空军飞行员的证言。七，细菌部队在中国各地的基地及设施的照片[1]。

阐述受害状况时，除了依据受害者原告的证言外，亦大量利用了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同样以细菌战受害为例，可以分为如下组群：一，受害当地报纸当时的报道。二，受害地区各级国民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文件、电报、防疫会议记录。三，负责鼠疫治疗的医师、检验员当时的报告和论文。四，国民政府防疫署、防疫队、疫区调查员的报告书。五，各地档案馆所藏各级国民政府的事后疫情调查报告。六，原告以及非原告受害者们的陈述书。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的两次审理过程中，共采纳了原告法庭陈述40人次（含有多次出庭者）。

土屋一丝不苟，作为律师团长他每次开庭都到场，在审判之后举行的例行街头抗议游行中，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诉讼进行的关键环节，土屋往往亲自出面。比如，他登门访问了井本熊男，动员他出来为细菌战作证。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正式承认细菌战这一战争犯罪事实，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政府代表一直保持着沉默，所以请井本这位亲历了细菌战的旧日军参谋出庭作证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最后因本书中所叙述的原因未能得以实现，但土屋亲访时得到的证言无疑对法官做出细菌战是由陆军中央及日本政府主使的这一判决给予了很大影响。

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辩护，土屋以为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他甚至拒绝了中国原告们真心的感谢。他对原告们说：“听到大家的感谢，我感到惭愧。请不要感谢我们，日本做了坏事不谢罪赔偿怎么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为受害者打官司，第一，作为律师是我应该做的。第二，作为日本人也是应该做的。反而是我们在借助你们的力量去清理日本历史上的问题。”王选说：“听了土屋的话，心里深受感动，从土屋那里，感受到了真正的相互平等、尊重，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斗争的共鸣。”①形式上看，的确是日本律师在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但是前者对后者，绝不仅仅是出于善意，也不是单方向的帮助，二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王选甚至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土屋的话更加明确了这里不存在着施恩与受恩的关系，从而无论内心里存在着怎样的深深感激之情，也不必过分地再为这份情感所累了。

土屋几次来中国，访问受害地，仔细听取受害者和原告们的诉说，考察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设施和遗迹。在浙江义乌崇山村（1942年秋396名村民死于日军散布的鼠疫），村里人热情招待，土屋及同行的日本律师、市民团体的成员们就在原告的家里一起就餐。气氛交融、愉快。土屋能喝酒爱吃肉，乡亲们高兴地说，看这个吃法，土屋能活一百岁哩。土屋对陪同的王选说：“看着这些淳朴的中国人的脸，想到他们所受到的战争伤害，我的心里就很难过。我们所发动的战争怎么能伤害这样的一些人！”①

土屋尊重人、亲近人的态度深得受害地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赞许。常德人说，他们对土屋，有着像对长辈一样的“依赖、敬重和爱护之情”。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后，土屋率领律师团第二次来到常德向当地汇报诉讼结果。常德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律师们的敬意。首先在常德会战纪念碑前举行了祭奠仪式，然后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各界市民参加的报告会。隆重的场面令土屋感动，他报告时说：“历来人们都只欢迎凯旋的将军，像我这样打了败仗的残兵（指细菌战诉讼败诉）是不光彩的。但是你们今天还这样地欢迎我们，真是让我过意不去。”[2]从土屋的话里，常德人感受到了他那份超越了历史鸿沟和文化差异的人之常情。

1998年，在细菌战诉讼开展不久，土屋与原告团及市民团体的代表一起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座城市，在当地市民团体的协作下举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展以及证言集会。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责时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将历史上的战争犯罪问题国

际化，是土屋一贯的立场。持这种立场的根本在于，土屋的基本价值观是国际性、普世性的。他以为，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本着尊重人权这一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不仅是对细菌战，对战争期间的其他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比如从军慰安妇制度，土屋亦表现出了与国际社会的高度一致。他密切地注视着各个国家的受害者、非政府组织、政府，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国际法律家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动向，积极行动并与之呼应。在担任日律联会长期间，在他所发表的会长声明、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文章当中，他多次引用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劝告，以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谢罪和制定相关法律进行赔偿。他尖锐地批评政府丝毫不为国际社会的呼声所动的态度，称之是“铁面皮”，警告说，如果一意孤行，坚持这种不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将会贻误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大业。1995年他率领日律联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作了批判日本政府现行政策的大会发言并提交了要求日本政府立法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的提案。1996年他与其他律师、学者及市民们一起组织了“要求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会”，1998年又组织了“为战后处理谋求立法之法律家·知识人会”。这些团体，广泛走访各国的日军从军慰安妇受害者，并与日本的国会议员及各政党就法律提案进行磋商，促成了后者向国会提交了各种法案。

并且，这些团体关注国际社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动向，在其会刊上详尽地介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劝告，以期打破日本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封闭性的、单方向的、抹杀侵略的历史观，唤起更多的市民对战争罪责的认识。表1“国际社会、日本政界及相关团体关于慰安妇问题动向的一览表”引自土屋任会长的要求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会的会刊（No44. 2009年12月发行），以这种方式告诉市民世界是怎样在看日本，日本的现状如何，有关的市民团体如何在行动等。

从以上依时间顺序所列的长长的一览表可以看出，围绕慰安妇问题，包括土屋在内的日本有识之士们尽了种种努力，做了大量工作，支持受害者提起诉讼，多次召开国际会议，促使议员以及在野党再三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等等。

每一项工作都要付出大量心血，作为市民运动，在组织、协调、经费、事务性工作的人力动员等各个方面多有艰辛，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性会议。而作为市民运动的领导者，土屋付出的更多。1999年由日本30多个市民团体20多所大学的教授发起的“关于战争犯罪与战后补偿的国际市民集会”在东京召开，邀请了7个国家的市民团体、研究者和受害者参加，内容涉及日本的战时体制、战后赔偿、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抓劳工、细菌战、化学战、受害者的心理创伤等许多领域。土屋作为会议执行委员长，集思广益，充分地发挥各个团体、每个参加者的作用，3天会期中4个研讨会5个分科会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会后整理《国际市民集会发言录》时，土屋提供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工作室，资金告罄，土屋又负担了全部出版费用。就这样，在这些活动中，土屋一方面像是坚实的奠基石，为有声有色的市民运动提供着不动摇的立脚点，另一方面又像是辛勤的园丁，照管着细枝末节。

在日本，市民团体众多，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成员的阶层、职业、年龄构成各不相同，各团体所联系的政党以及政治立场也各有所异。但是，笔者听到不同市民团体的成员说，在追究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事实、赔偿诉讼、赔偿立法等许多工作中，土屋的存在非常重要，他无党无派，光明磊落，本着尊重人权的基本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将各种团体聚集起来，使之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地参与同一事业。

尽管国际社会给日本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具有良识的日本市民也在尽心尽力地努力，但是至今，日本政府及执政党自民党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战争遗留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在野党反复提交的立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法案均被废案。这就是今天日本的现实。

事业未竟人先去，土屋或许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三）“市民派律师”成为日律联会长

土屋称自己是“市民派律师”，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土屋真心地拥护日本《律师法》“第一条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1949年制定，之后若干次修改），认为这是律师的灵魂所在，以有着如此使命的律师职业为自豪。在长达40余年的律师生涯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使命，并且做到了其后的条文所言：“第一条2律师基于前项使命，诚实地履行职务，为维持社会秩序和改善法律而努力。”“第二条律师须努力培养高深的教养，陶冶高尚的品格，精通法令及法律事务。”[3]

土屋有着“司法为民”的观念。这个“民”，不是镶嵌在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任何宏大叙事里的抽象名词，而是具体的，是生活着的普通市民，你、我、他。大千世界，市民各色各样，玉石混杂，良莠不齐。做了坏事，犯了法，特别是做了杀人恶事之人，千夫所指，严惩声高。即便如此，他不避嫌，无忌迁怒于己，如有需要就会承担恶性案件犯人的辩护。土屋律师的遵法、维权精神的彻底性就在于此，依法维护所有人甚至是“恶人”的权利。在他看来，犯罪是有其社会背景和复杂原因的，律师的使命决定了律师要从被告及嫌疑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去理解罪责，依法辩护。当然，这绝不是一味地袒护，其间有规劝、说教、引导对方说出实话的苦苦摸索。但是再辛苦他也不会放弃为被辩护人进行辩护的努力，甚至也不愿放弃对被辩护人的最终信任。可以说，土屋的这些举动的深处，是他对人性的理解，是他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被赋予了的人权的尊重。

诉讼案件，大小不等，辛苦辩护，有合算不合算之分。土屋不计较案件大小，报酬高低。只要有求，对报酬较低的简易法庭、家庭法庭的琐细案件也是来者不拒。即使在他已经成为了在东京最繁华大街银座开事务所的大律师之后，还接手远在四国的一个小城市的家庭纠纷案件，乘夜车晃一晚赶过去，而且一晃就是几年。

与司法为民的观点相辅，土屋强调司法独立以及作为律师自治组织的日律联的独立性，认为司法不应为政府、政治所左右，律师不能仅着眼于为大企业、外资企业服务。他在这个意义上称自己是“在野派”。他就是本着这样的宗旨去竞选日律联会长的。

发表竞选演说时，土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目的是为了司法能够更好地为市民服务。他指出司法界的问题是门槛高，判案周期过长，其原因是检查官和法官的人数过少，应适当地增加司法考试合格者的名额，以补充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员。

几乎同时，日本政府也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口号，但是，着眼点与土屋完全不同。当时，正值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经济不景气，政府为了复苏经济，从政策上放宽了种种限制，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了更自由的活动天地。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纠纷，政府准备大规模地增加司法考试合格者的名额，以扩充律师的人数。

土屋尖锐地指出，政府仅从经济发展的一维视角出发制定司法改革的政策，不仅没有针对目前司法界的症结，不能解决司法不能很好为民服务问题，还会因律师过多而带来相互间为争夺诉讼案件的过热竞争，助长追求报酬的风气，以及造成律师素质下降等等新的问题。

土屋为司法界的现状、为政府利用政策过多地干涉司法界而深深地忧虑。因此，他挺身而出，竞选日律联会长了，他希望承担这份改变现状的重任。竞选时，他明确地申明自己的主张。为了让更多的律师了解他的抱负及司法为民的蓝图，他跑遍了全国五十几个律师分会，面对面地解释自己的立场和将来的具体计划。

几位日本律师告诉我，“土屋之后，再没有出现像他那样的立场鲜明的会长”。

即使是当了日律联会长，更加有了声望之后，土屋依旧保持着他的平民性、在野性和独立性，他拒绝任何有损于这些性格的名誉、地位和利益诱惑，比如，他坚决地辞掉了授勋候选人的资格。在日本，每年政府都对有卓越社会贡献的人士颁发勋章，作为律师界的代表人物，土屋有资格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他主动地拒绝了。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权利。与其名誉和声望，土屋更看重的是个人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的权利。

（四）“恒心”之源

荒井称土屋“是一位始终如一地贯彻了‘恒心’之人”。从以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土屋做人、做事的原则性和一贯性，他总是主动地去承担责任，一旦认准了，就绝不退缩。“恒心”的评价恰如其分。

“恒心”源于什么？荒井说“土屋原本就是一位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人”，“在他的内心里一直有着弱者的位置”。这是事实，土屋的律己精神、由衷的社会责任感从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具有了。但是，我还是以为，年轻时的土屋与战后的土屋有着很大的区别。

年轻时的土屋与绝大部分日本人一道，被卷入了军国主义战争的大潮。他对国家没有任何怀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大批青年人被从校园赶上战场没有感到不满和苦恼，在战场表现得很勇敢，甚至报名“热切”地希望加入驾驶飞机冲向敌舰的“特攻队”。自从走上战场，他就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可以说当时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国家和那个时代。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维持了一点自我没有全部交出的话，那就是他的个性和常识。

当新兵的时候，在等级森严的日本部队里是不能对上等兵和士官反嘴的，而土屋对认为没有道理的事情却偏偏问为什么，要讲个理，因而遭来额外的毒打。成为尉官之后，他制止了饥饿至极的士兵刨出美军俘虏尸体吃肉的行动。在极度饥饿状态下这种举动已经开始在部队中蔓延，连土屋的上司都不满意他的禁令，但是，他没有放弃做人的底线。美军俘虏瓦联鲍被斩首之前，土屋与他有过一番私下对话，询问了他的年龄、家庭状况、有没有谈过恋爱。得知他年仅22岁，家里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还没有谈过恋爱。土屋不禁为他惋惜。虽然对瓦联鲍的感觉没有超出对敌军俘虏的范围，但是从对话内容看，即使仅仅是短暂的瞬间，那一刻也像是超越了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家常话。与瓦联鲍的对话，让土屋看到了驾驶战机来狂轰滥炸的敌人是与他一样的年轻人，是惦记着远方翘首盼儿归母亲的有感情、淳朴的人。

多少年后，土屋仍然清楚地记得所在部队对瓦联鲍斩首的情景，记着与瓦联鲍的对话。他多次在讲演、谈话中提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也曾亲口给我讲述过。如书中所述，由于躲开了斩首执行人这一角色，土屋避免成为BC级战犯，从而得以战后的新生。

战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理念，依法维护人权的司法实践，这些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为土屋重新定位自己，定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思那场战争，思考和平的意义等，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方式。同时，残酷的战场在他心灵上刻下的深深痕迹，无疑为他的理性思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律师之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他基于个人经历的理性思考。

战场就是杀人与被杀，时刻发生着残酷、无奈、丑陋的死。战后，土屋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要去赴死呢？当时没有认真思考过。等到从战场归来后回过头来想，这究竟是为什么？战场上人们悄无声息地死去了，而且，名义上是战死的人中，却有相当数量之人是饿死或病死，他们该是怎样地无奈与失望啊。

（《律师之魂》第一章）

是谁送国民上战场，让不同国家的老百姓之间去相互厮杀，去死呢？

战争，是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层犯下的罪恶，普通人被他们拉入战争充当了牺牲品，被夺去生命或夺走他人的生命，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

（《律师之魂》第一章）

国家称战死者是“英灵”，把他们供在靖国神社。国家制造各种蛊惑人心的口号、授予战亡者名誉称号，这与残忍、罪恶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

战死的人们被誉为英灵。但是，真正立了堂堂伟业值得被誉为英灵的人究竟有几人呢？尽施残虐因其恶报而死去的人也被誉为英灵，这样的英灵称谓真的是虚幻无益的。

（《律师之魂》第一章）

在靖国神社里，战死的军人和军属作为“为天皇献出生命的英灵”被祭祀，从战前的国家神道时代以来，靖国神社一直起着把日本人和战争捆绑在一起的作用。

（《律师之魂》第一章）

战后，参战的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反思战争中自己的罪行。

战争中大量无罪的平民被杀害，那些有罪的家伙，和许多做了大量坏事的人却活了下来。但是，这些人绝不会自己出来承认，曾经在中国大陆杀害了无辜平民，砍了他们的脑袋，强奸了妇女，等等，对这些罪行他们缄口如瓶。

（《律师之魂》第一章）

土屋忧虑现在日本的政治形势，执意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动。

战争时代，“国贼”或“非国民”这类词汇起到了压制民众的作用，为了不受如此指责，大家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如今右翼们又操起了这些词汇，莫非是那让人胆战心惊的时代又回来了吗！在我的意识里，这种危机感与基于战争体验的反战决意结合起来了。

（《律师之魂》第一章）

回首自己的战争体验，对现今政府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准备之举绝不能默然置之。懂得战争惨绝人寰的我们这一代人，为了和平，趁着战争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发出反战的声音，正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我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是，沉默是大罪！

（《律师之魂》第七章）

不仅是对反战、追究战争责任的市民运动，对律师及日律联所处的位置和社会作用，土屋的思考亦是与对战争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

战后，出于对可耻历史的反省，建立了律师以维护人权为使命的法律，如果国家再要发动战争就站出来大声疾呼，为制止战争而斗争。

律师会之所以能够喊出反对战争的声音，非缘他因，正是由于有自治体制的保障。进一步说，为了保护在许多场合与国家权力对立的律师们，通过律师会的自治，律师活动得以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失去律师会的自治，对抗国家权力的难度可想而知。

（《律师之魂》第六章）

战时，土屋被国家和为政者愚惑。战后，他以这个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民族的历史教训为新的出发点，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为了建立起一个国家和为政者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愚民惑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而思索、行动。

（五）博雅君子

土屋的兴趣爱好广泛，少年时习剑道，中年喜好吟和歌，甚至入门去学习邦乐歌泽。

他亦好喝酒，工作之余常出入银座的居酒屋，与老板娘们也交上了朋友，还将她们引见给妻子，以致后者之间亦成为了朋友。

重礼仪、讲信义的土屋，对谁都别无二样，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律师之魂》出版后，相知好友们相商欲为他开一个庆祝会，当时土屋的癌症已经转移，身体相当虚弱，为了避免移动带来的过度劳累，决定将地点定在他家附近。2008年秋，庆祝会如期在一家法式餐馆举行。不过，是土屋自费招待了所有的与会者，这样，为他开的祝贺会变成了他向朋友们的致谢会。荒井在一篇悼文里讲，与会者中“无论是哪一位，也无论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可以说与土屋的相识，在他的人生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心中是最为珍惜的。那时土屋在坚忍地与病魔作斗争，在我看来，这是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家告别了。”[4]这就是土屋的风格，他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向帮助过他、与他共同工作奋斗过的人们道一声谢。

土屋去世后，葬仪及告别式在位于东京汤岛的佛教临济宗的麟祥院举行。笔者也去参加傍晚开始的葬仪，天上下着蒙蒙小雨，老远就可以看到寺院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人们等着为土屋进一炷香，作最后的告别。依次挪动，终于来到寺院中堂里设置的灵堂前，土屋的近照等在那里，微笑着，像是亲切地问候着每一位吊唁者。之后，依着“顺路”的标示，沿着寺院里和式庭园曲曲折折的林间小路，人们来到临时搭起的棚架下。只见一排排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冰镇好的啤酒、寿司和一些小菜，等着客人们享用。笔者在日本多次参加过葬仪，受到这样的款待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如此细致周到巧妙的安排。大多数人似乎是已经习惯了接受土屋的照顾，都很“心安理得”地就餐了。席间相互交谈，故人的话题时而登场。吃好了的人陆续告辞，后到者不时地加入，服务员们忙着添加些酒和饭，气氛很是和谐、自然。特意赶来参加葬仪的王选感叹道：“土屋人虽走了，但是对身后事，对以礼相待来与他告别的人却毫不忽略。说到底，他真的是一位绅士。”

礼、义、情，于土屋是并重的。

二、土屋的老同学、世界史学者荒井信一

以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日本追究战争责任的市民运动经常是律师、学者、市民团体三位一体地展开的。律师以要求战争受害赔偿诉讼为主，学者追究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历史事实，市民团体支援这些活动，亦有些市民自己也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在日本史学界，荒井称得上是追究战争责任、战争犯罪事实方面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介绍一下土屋的老同学、世界史学者荒井信一。

荒井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涉及世界和日本现代史的许多方面，在历史观以及史学方法方面亦多有著述，而且，热心于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编著了不少面向青少年、儿童的系列讲座丛书。他于1982—1986年两届连任日本历史学界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历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历研会）会长。在这篇短短的序言里想全面介绍荒井是不太可能的，亦考虑到与土屋自传的关联性，本文将主要围绕他战时经历以及在战争历史研究和追究战争责任方面的作为展开。

（一）“战争与自我形成”

荒井高中时与土屋同班，因土屋曾患病休学过，又因考中学耽搁了一年，所以荒井小土屋两岁。与土屋不同的是，在高中时，荒井因不满派驻在学校负责军训和管束学生的军人之横暴，而对军队没有好感，内心里对时局也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当时，战局不利的重压使得日本国内气氛开始消沉，东条英机政府取消了对文科学生征兵的延期，入伍年龄降低，学校愈发加紧了对学生们的管理，学生宿舍的自治制度被强行取消。

荒井晚年回想，高中时期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几件事上。一是思考为什么要为天皇陛下去死，想为自己找出可以认可的理由。二是读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的诗歌和小说，受到了一些浪漫派所提倡的为具有超越性的高大完美者而死的美学观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赴死于战场的流行美学。三是读了一些法国颓废派、象征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如Charles-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Villiers de L' Isle-Adam（1838—1889），等等。另外，他还读了一些京都学派哲学教授们的书，比如1937年出版的天野贞祐的《道理的感觉》，在理性思考方面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一些启蒙。

并非出于非常清醒的自觉意识，以一个高中生的思考力，荒井为自己定下了两条做人的原则。第一，“不去做自己不信服的事”，要做一个自觉自律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并非世人一般称道的，而是“自己灵魂内在的道德，倾听良心的呼声，做良心以为善的事”。第二，“充实内心世界”。处于那个时代，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感性方式之外别无他法，所以他在文学和音乐修养方面下了一些功夫。

荒井说，虽然青年时代在自我形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军国主义时代，想要吸收有关社会及个人的基本知识，提高社会科学的素养，形成社会批判能力以及审视时代的独特视角是根本不可能的。个人的理念受到了时代的束缚，想张开的翅膀被紧紧地压抑，只好钻进以主观感觉外界的诗歌和小说的世界来感受自己的成长。结果，造成自我意识过强，产生了与周围的纠葛，带来了内心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对自己来说，这段人生经验是一种以自己的方式去反抗时代的体验[5]102-117。

1945年6月，荒井离开春季刚刚入学的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学科，应征入伍进了炮兵部队。战败后9月复员，在静冈县乡下的高专当了半年的西洋史教师后，翌年复学。

（二）“在野派”历史学者

与土屋相同，荒井也说自己是“在野派”。笔者请教：“历史学者的‘在野’意谓什么呢？”荒井答道：“就是说不是经院式的历史研究，而是从现实的社会中提起问题，认识历史。”

我尝试着推想影响荒井形成这样的学者观的一些原因。

第一，大概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荒井不是从学校门直接入学者圈的。1949年东京大学毕业后，他突破了100倍的竞争率被《中央公论》杂志社录取，但在一年见习期满后未能转正，原因是大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引起了杂志社的警惕，而且同年当选被视为“左翼”的历研会委员会委员亦被作为了问题。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偏右”的杂志社开始清理左倾分子，把他解雇了。

之后，荒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服部之总做助手，编辑《中学生历史文库》（34册，福村书店出版），参与中学社科教科书《时代与生活》（日本书籍出版）、《从绘画看世界史》（8卷，国民图书刊行会出版）等的编辑，筹划并执笔了《世界史讲座》（8卷，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眼见历史》（每日新闻社出版）、《生活百科事典》（20卷，小山书店出版）等历史书籍，还与历研会现代史分会的年轻学者们一起，集体编写了《太平洋战争史》（6卷，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这些书中，他力求“科学地综合地”讲述日本及世界的历史。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百废待兴，军国主义时代的许多书籍已经不能再用，荒井参与的这些历史书籍的出版，正是应承了社会的需要。

1959年荒井成为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员，一教就是十几年，直到1972年。这段经历，使他与所谓学院派历史研究之间拉开了一些距离，得以审视后者的方法论。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决意扬己之长，把史学教育及对现实认识中形成的问题意识作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形成独自的治史风格。区别于重微观、实证的治史方法，荒井着眼于宏观把握，从问题出发去整理现代史的线索和脉络。

比如，《战争责任论现代史的发问》（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中，荒井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尽收眼底，探讨了战争责任问题的出现，描述了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与历次战后战争责任的处理过程，战争加害与受害的重叠性，现代国际社会对建立和平秩序、维护人权的摸索，等等。后面将介绍荒井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他是从世界史的大脉络出发分析问题的。又如，《轰炸的历史无终止的大屠杀》（岩波书店2008年出版）中，荒井分析了轰炸作为镇压殖民地的手段登场之后，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如德国对西班牙，日本对中国，美国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对所谓现代恐怖主义等等，有了“负的发展”，成为了战争的主要手段。并指出，轰炸总是以发动一方的压倒优势为背景，常常与各种意识形态结合，为其制造出种种正当化的理由，但其结果经常是带来大量平民的死亡和社会生活的破坏，揭示赋予轰炸正当化的理由往往是虚伪的、有欺骗性的。

历史教学的实践使荒井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向年轻一代传递真实的历史，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是上一代人的责任。而且认为，向儿童和年轻人讲述历史，应该从他们接受能力的特点，也要注意从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出发。即使是在已经成为著名学者之后，荒井还应约撰写通俗历史读物，比如为丛书《母子同读20世纪的战争》（草根出版社出版）写了解说，他写了其中5卷，即《日中战争Ⅰ》（第51卷）、《日中战争Ⅱ》（第52卷）、《太平洋战争》（第53卷）、《冲绳战》（第54卷）、《战争与孩子们》（第55卷）。这套书是日本从事报道、出版的共同通信社从美国每日新闻社获得的25 000张照片中挑选、编辑的，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历史和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以为利用绘画、图片、照片等来传递历史知识是个好方法。

第二，大概与他自从走上历史研究道路起就加入了“左翼”学术团体历研会有关。在历研会，荒井发挥了重要作用，亦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之士。

历研会是1932年由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年轻历史学者们发起成立的，这个学术团体从民主主义、和平、自由的立场出发，一直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注，积极地介入与历史相关的时事政治问题。历研会奉行“对任何人都开放”、“无论职业、所属、年龄、专业如何”，只要赞同历研会的纲领和会则就可成为会员的开放原则，且“不囿于学历、学派的权威性”，“将发展科学的历史学作为活动的目的”。历研会的纲领有5条：

一、除了科学的真理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主张学问的完全独立和自由。

二、主张只有在摆正学问与人民的关系情况下才能求得历史学的自由和发展。

三、主张打破一切国家、民族性的旧的偏见，站在民主主义的、世界史的立场上。

四、准确地继承已有的学术成果，使之更为发展，推动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传统。

五、与国内外的进步学子及团体协作，致力于提高祖国和人民的文化。[6]

在历研会中，荒井与其他研究者合作进行共同研究，出版著述，召开国际研讨会，关注时事问题并积极地表明立场。逐渐地，荒井成为了历研会的核心人物，历任委员，学会志《历史学研究》编辑委员、编辑委员长，会长。

1982年荒井任历研会会长时，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举动愈加明显，对南京大屠杀、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冲绳战等历史事件都要求做出修改或消除，可以看出其重点在于隐蔽侵略战争的真相。这种作法，立即受到中国、韩国等国政府的抗议，成为了国家间的外交问题，在日本国内也遭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荒井召集历研会委员会，委员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提醒日本国民注意政府的错误态度，并就如何对待过去的战争引起讨论，重新反省侵略的历史。作为国民思考教科书问题的参考，以委员会成员为中心，紧急出版了《历史学家为什么强调这是“侵略”》（青木书店出版）一书。荒井在卷首论文里写了如下的话：

美化过去的战争不让国民知道加害的事实，是改窜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这是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学问、表现、出版、教育等基本自由的问题。并且，这种做法与欲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则首先剥夺了本民族的自由的一段历史教训相重合。鉴于此，我们强调历史教科书的记载，一定要正确地记述日本的侵略和加害的历史。[7]

第三，应该说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他本人的历史责任感。作为史学家，荒井的方法不是就史论史，而是重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认为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性会影响投向历史问题的视线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以下介绍的荒井对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思考，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思考

195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等人合写了《昭和史》一书，由岩波书店出版。围绕这本书，日本思想界展开了一场争论。

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撰文《对现代史学家们的疑问》批评道，此书运用唯物史观描述历史，与皇国史观诀别，可以说有一定新意，但是，与皇国史观犯了同样的错误，即“陷入了以党派、思想来一面性地解释历史的陷阱”，而且没有描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就战争责任问题，龟井写道：“如果没有对中国无知、漠不关心的这样一种普遍国民心理的话，对中国的侵略不会以阴谋手段而且那么轻易地就起动了。把什么都归于‘统治阶级’的罪行，很多事情是解释不通的。”龟井还批评《昭和史》行文“枯燥无味如嚼沙子”，没有人的气息，提倡“美学的历史观”，对历史“作文学家式的描述”。井上清、江口朴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站了出来反驳龟井[5]200-204。

荒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有着师承关系，亦不同意龟井的许多观点。但是，他从龟井的批评中“读出了战后史学批评的可能性”，而且，他注意到龟井本人对战争、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战时，龟井属于日本浪漫派，是战争意识形态的积极鼓吹者，赞美对中国的侵略是“圣战”。但是战后，龟井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省战争，加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当上了理事。从龟井的态度变化中，荒井意识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国民”这一“主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战争责任应作为“日本民族”整体的问题来考虑。

荒井发表了《危机意识与现代史》一文，认为应当从《昭和史》争论中创造性地引导出积极成果，认真地考虑战争责任问题，并批评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此问题上无作为。全文共分三节，内容大致如下。第一节，指出战争责任论问题在战后史学上是个盲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时因反对天皇制而遭到了镇压，战后一直仅仅是从阶级史观的立场出发追究天皇及统治阶级的战争责任，而对作为政治主体的民众、国民的战争责任，由于其理论的片面性而丝毫未能提及。第二节，一面尖锐地批评龟井的“美学史观”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学的方法论，是反历史的思想，一面又对龟井注意到“民众的历史感觉”以及历史学家与读者的关系给予了评价。同时批评战后史学掉入了“仅相信理论，不相信感觉”的陷阱，失去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性”。第三节，对龟井创造“虚拟宗教国家论”一词用以描述具有深厚民众心理基础的天皇制，对民众对中国的蔑视态度以及国民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给予了评价，同时批评了战后史学在观点上的缺陷，缺少把握民众的“负面”以及“主体性”的视角[5]202[8]71-72。

论文发表之后，在学界受到冷遇。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僵化和片面性，以及史学家们缺少“主体性”，当然触动了权威，被井上清说成是“像是忿怒的年轻人写的文章”。直到近年，这篇论文才被重新提起，被评价为是在日本史学界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民众的战争责任和历史学者主体性问题的[5]201[8]69-74。

荒井回想道，发表了这篇论文后，他并没有感到一吐为快的轻松。因为所指出的问题，作为历史学家也正是他自身的课题。之后，他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努力地回答着这些课题。

就战争责任问题，这里还想介绍一下以上提及的《战争责任论现代史的发问》中的一些观点。如前所述，这本书是从20世纪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的整体角度去把握战争责任，同时就各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亦有详实的考证。比如，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从接受波茨坦宣言受降起，涉及联合占领军的接管、东京审判、旧金山媾和条约，直到战后与亚洲各国的摩擦等等，在顾及具体的历史过程的同时，贯穿着出于多重视点的考察。比如，天皇的战争责任、亚洲各受害国对战后处理的参与与否、日本对殖民地开发及帝国意识的反省状况、冷战格局的影响、对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的追究，等等。

研究历史往往也是为了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比如，荒井考察了东京审判，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与战后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关系。战争责任暧昧、上至政治家下至国民普遍缺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等现状，不能不说东京审判要负一定责任。他着重指出了东京审判存在的三个问题及造成的影响。

第一，亚洲许多受害国没有能够参与是个很大的问题。参加东京审判的亚洲国家只有三个，中华民国、菲律宾、印度，因此，亚洲各地民众的战争受害就没有能够成为审理的内容。典型的例子是修建缅泰铁路。日军使用了美英等国俘虏6万人修铁路，深山峡谷的恶劣自然条件，加上粮食不足，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死去。虐待俘虏问题被作为了审理对象。但是，实际上不只是俘虏，日军还从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抓来了18万人左右劳工，劳工的死亡率更高，约死去一半左右。但是，这种犯罪行为却没有被作为审理对象。而且，受害者不下几十万的从军慰安妇问题也没有被提上审判议程。

第二，没有追究反人道罪。所谓反人道罪，不仅战时，而且包括战前所犯的对人的非人处置罪，如，杀人、大规模屠杀、奴隶般地残酷使用和流放，等等。德国纽伦堡审判时，追究了反人道罪，虐杀犹太人的德国人受到惩罚。而东京审判没有这一条罪责，结果是日本在殖民地的犯罪行为完全没有得到清算。比如，日本在朝鲜等殖民地以及中国抓了大量劳工的问题就没有成为审判对象。至1944年为止，日本从朝鲜至少抓了87万余人送往日本国内及南洋各地，而且在朝鲜半岛内，为修机场、阵地等军用设施和建工厂、铁路等至少抓了400万余人，其中不少人死于非命。由此看出，在同样有着殖民地问题的各宗主国实施的审判中，殖民地法理在运作时起了一定作用，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第三，审判的早期结束。纽伦堡审判的主要审判结束后，后续的12个审判继续进行，177名被告中142人被判有罪，大多数都是犯了“反人道罪”，有进行人体试验的医生，有利用司法杀人的律师，有进行经济掠夺和把外国人劳动者当作奴隶使用的大企业，还有抓劳工、种族屠杀的协作者、民兵，等等。

东京审判仅仅进行了主要审判，结束后，占领军宣布对A级战犯的审判不再进行，包括岸信介、儿誉士夫等在内的17名A级战犯嫌疑者在没有进行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释放了。之后，岸信介重返政界，从1957年起任了三届首相，儿誉也在政界财界有着很大的势力。其结果是在日本保守的国家领导层中产生了自己无罪、甚至是东京审判受害者的意识，在日本社会的上上下下酿成了否定东京审判的气氛，以至反过来将提及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人视为加害者。[9]

（四）“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与《战争责任研究》

1991年韩国人原慰安妇挺身而出并且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之后，慰安妇问题首先在日韩之间，成为了外交和民间的瞩目问题。荒井以历史学家的敏感，感觉到有必要搞清楚慰安妇问题的历史真相，他倡导成立了一个以历史学者为主的研究团体，去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等政府机构查找有关资料。同时，与亚洲及欧洲的学者合作，寻找原慰安妇出来作证。

1992年12月，“关于日本战后赔偿的听证会”在东京举行。在联合国人权机构成员也被邀请来参加的会议上，来自韩国、俄罗斯、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原慰安妇们陈述了日军的暴行，山西省妇女万爱花出席会议陈述了证言。荒井是会议执行委员长，这样大规模的会议需要很多经费，而且邀请各国的证人赴日亦需要大笔旅费，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他甚至拿出了一部分自己的退休金。听证会在日本国内引起反响，市民到会踊跃，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关注。会后，证人们的证言以日英两种文字出版。

在会议执委会基础上，1993年4月由荒井提议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以下简称资料中心），荒井为负责人。资料中心的活动宗旨是研究日本的侵略战争、战争犯罪、战争责任、战后补偿等问题，同年秋季，季刊《战争责任研究》创刊。荒井在《发刊词》里写道：

关于我国的战争责任问题，为了不使认罪和谢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弄明白是谁、对谁、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为此政府应该公开关于过去那场战争的所有资料和记录，而且，为求真理的自由争论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应该做的不是介入争论，只是保证争论的自由，以及尊重学问所作出的结论。

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求得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向受害者谢罪、进行物质补偿等战后赔偿的第一步。至今为止，不去追究历史事实的真相，也不去从根本上考虑战后赔偿问题，仅是想通过给予一次性的补助金就想结束战后处理，结果引起了亚洲各国民众的反感和抵制。

日本的新政权（指当年8月成立的细川护熙内阁，笔者注）如果想以承认战争责任和谢罪为新政治路线的入口的话，首先要怀着诚意去查明历史真相。但是，看到政府发表的两次调查结果，坦率地讲，不能不令人感到通过官僚机构调查的局限性。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受害，应该取证于受害者，作口述史的调查。

我们忧虑的是，如果政府继续在战后处理上想蒙混过关的话，不仅会受到受害者、而且会受到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们的反对，对日本国家的道德性产生深刻的怀疑，影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查明历史真相的课题，不单是日本政府和国会，而且国民也应有自觉的意识来承担。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民间角度，以围绕追究历史真相、解决战后赔偿问题开展研究为目的，创刊《战争责任研究》。[10]

至今这本杂志已出了82期，始终贯彻初宗，咬定追究战争责任、战争犯罪的历史真相不放。每期杂志除自由投稿外，都会有编辑部组稿的《特集》部分，这些《特集》涉及日本的各类战争犯罪、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殖民地统治以及战后处理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笔者对《特集》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并统计了各类的期数（见表2）。

长期以来，荒井及同仁们以“民间的力量”依“国民的自觉意识”，对上述各项锲而不舍地追踪、考察，发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资料，理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的脉络。仅举两例。其一，在第1期中，中央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吉见义明论文，介绍了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资料中发现的金原节三《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金原历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科长、近卫第2师军医部长等职，日志记载了陆军省的从军慰安妇的政策以及设置慰安所的目的等[11]。其二，在第2期中，吉见义明、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论文，介绍了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井本熊男《业务日志》（23册），井本当时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日志对日军在浙江宁波、衢县、金华以及湖南常德等地实施的细菌战有详细记载[12]。

这些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否认的从军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战争犯罪的存在。之后，吉见义明走上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为土屋当辩护团长的细菌战受害等诉讼作了证。

三、老同学间的携手合作和共同点

荒井与土屋，虽然职业不同，但是，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起到了引擎的作用。而且，他们也曾携手合作。

比如，1998年成立的“谋求立法会”是他们共同发起的，土屋任会长，荒井任副会长。1999年召开的“关于战争犯罪与战后补偿的国际市民集会”，土屋任会议执委会委员长，致开幕词，荒井是执委会核心成员，致了闭幕词。土屋在开幕词里强调，日本如果不承认在过去的战争中国家犯了违反人道的罪行，承担责任，向受害者谢罪，则很难彻底地得到亚洲各国的信任。并且表示：“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了这样一个教训，即，如果时代处在走向战争之时，保持沉默和不抵抗本身就是大罪。”②

荒井在闭幕词里，概括了3天会议的成果，讲道：“从会议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的战争给各国、各地区社会的人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至今仍记忆犹新。特别是对日军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来说，被损害的人的尊严及名誉依然没有恢复。”③荒井还谈到，为了实现战后赔偿，作为市民个人目前能够做些什么，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汇报了自己及周围的历史学家和市民团体正在做些什么。两个人在国际市民集会一头一尾的讲话，相互呼应，似乎不谋而合。

应该说，两位老同学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

战争期间的经历，是他们各自战后重生的原点。土屋从这个原点出发，成为了一位依法维护人权的“市民派”律师；荒井亦从原点出发，成为了“不承认科学的真理以外的任何权威，依据事实去讲述历史”的“在野派”历史学者。独立的人格是他们的共同点。

土屋为亚洲各国的日军侵略战争受害者打官司，当辩护律师，直至生命终结；荒井为追究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的历史事实而从事历史研究，办学术刊物，民办的期刊坚持了二十几年，被称为“奇迹”。他们都是“历史的守护者”，为历史不被篡改、不被抹杀而尽自己的责任。历史责任感是他们的共同点。

土屋为中国人、韩国人、朝鲜人打官司；荒井与亚洲各国的研究者共同召开研讨会，与中国、韩国学者一起编写历史教科书。国际性的感觉，对他者的理解和想象力是他们的共同点。

一切为了和平，为了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尊严都能够得到尊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注释：

①据2014年8月18日笔者对王选的访谈。

②参见《国际市民集会发言录》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责问日本的战争责任——关于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的国际市民集会发言录》，2000年版第1页。

③参见《国际市民集会发言录》编辑委员会编《世界责问日本的战争责任——关于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的国际市民集会发言录》，2000年版第156-157页。

参考文献：

[1]一濑敬一郎.细菌战诉讼与松村证言[M]//松村高夫，矢野久.诉讼与历史学从法庭看731细菌战部队.东京：现代书馆，2007：320-341.

[2]刘雅玲.我眼中的土屋公献先生[N].常德晚报，2009-10-14.

[3]六法全书[M].东京：有斐阁，2004：2560-2561.

[4]荒井信一.悼念土屋公献[J].会刊：为战后处理谋求立法之法律家·知识人会，2009，（34）：2.

[5]荒井信一.述说世纪史[M].东京：同时代社，1991.

[6]纲领·会则[EB/OL].[2015-03-28].http://rekiken.jp/koryo.html.

[7]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家为什么强调这是“侵略”[M].东京：青木书店，1982：11.

[8]大门正克.论昭和史争论历史叙述的可能性[M].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9]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现代史的发问[M].东京：岩波书店，1995：163-169.

[10]荒井信一.发刊词[J].战争责任研究，1993（1）：2-3.

[11]吉见义明.陆军中央与“慰安妇”政策——金原节三《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分析[J].战争责任研究，1993（1）4-11.

[12]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日军的细菌战——陆军总动员的真相[J].战争责任研究，1993（2）：8-29.

（责任编辑：田皓）

Tsuchiya Kouken and Arai Shinichi：Protector of History

NIE Lili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okyo Woman’s Christian University, Tokyo 167-8585, Japan）

Abstract：Soul of Lawyers was published by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Its author Tsuchiya Kouken, once president of Japanese Lawyer Association, is the leader of the lawyers who were in charge of germ war victim countries compensation suits and Chongqing Air Bomb . He take part in and is the leader in the movement of and anti-war. He is in pursuit of equality, human rights, justice. Arai Shinichi, classmate of Tsuchiya Kouken, is wrote preface for Soul of Lawyers. He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real scholar spirit in. They are both protectors of history.

Key words：Tsuchiya Kouken；Arai Shinichi; war responsibility; protectors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K813.313；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3-0085-16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聂莉莉，女，北京人，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文化及与东亚各国的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