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崛起的战略

张威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摘要：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成功实现崛起的重要节点。正当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列国争先恐后地将世界拽入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之际，逐步显现强劲扩张势头的美国凭借日渐成熟的“商业、扩张和武力的互动机制”，积极作为，参与帝国主义笼罩下的全球竞争。纵观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向世界强权迈进的实现进路，对外经济扩张席卷之下的争霸战争与顺势而为的大国协调的逐步加强是美国能够成为“强大且不断前进的国家”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进步主义；经济扩张；美西战争；美英协调；大国崛起

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ar）①是美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亦是美国逐步成为“强大且不断前进的国家”的关键节点。它的时间跨度从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入主白宫开始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以1898年美西战争胜利为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跨入20世纪的美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而且“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制衡力量”，以美国的理想改造世界的国家自信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不甘居人后的思想促使美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只能前进，不可后退。“在欧洲国家瓜分全球时无所事事就等于落后，而落后就是迟钝、消沉、颓废，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死亡。”[1]10正是通过对外经济扩张、“小而辉煌的”美西战争以及与英国之间顺势而为的大国协调不断强化，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开启了迈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之路。

一、对外经济扩张强化了美国崛起的物质基础

19世纪末跨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的美国对海外市场、原材料以及全球投资的强烈诉求推动其卷入国际竞争。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在1898年吹嘘道：“美国工厂正在制造的产品超过了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也超过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命运已经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必须而且应该是我们的。”[2]645从1895年到1914年，美国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一番，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却上升了近5倍[3]。1900年美国出口总额为13.94亿美元，而1914年美国出口总额则上升到23.65亿美元[4]。

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对外投资也成几何级数增加。1897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6.34亿美元，到1914年上升到26.52亿美元[5]551。尽管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集中地区，但美国对中、南美洲和亚洲的投资额亦在逐年递增。1897年，美国对中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的投资额分别是0.212、0.37.9和0.1亿美元，到1914年，美国对上述三个地区的投资额分别增至0.896、3.231 和1.195亿美元[5]552。伴随美国产品输出、对外投资步伐的不断加快，包括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美国铝业公司(Alcoa Aluminu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美孚石油公司在内，跃跃欲试的托拉斯巨头亦把利润索取的触角伸向新兴市场——中、南美洲和亚洲。作为新的贸易、投资实体的典型代表，美国国际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将落后国家作为经济渗透与扩张的对象，并宣称“要把美国的资本投入外国市场，给美国采矿和电力机械，收割机，成衣和粮食开辟世界市场”，进而“把美国置于世界商业和金融第一流的国家之中”[3]245。

快速工业化和资本的国际流向使得美国国内经济与海外市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同样也使得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物质基础卷入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如1898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漠视国际竞争，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为贸易而奋斗的竞争者。”[2]551国家助力对外经济扩张既是“作为国内政治和社会体系健康的基本保障”，亦是国家自身应对挑战，走向强盛的关键一步。环顾美国周边，已现日落西山之势的西班牙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对象。

二、对外军事扩张凸显美国的战略运筹能力

对于日益迈开对外扩张步伐的美国而言，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是一块诱人的“肥肉”。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企业逐步加大对古巴蔗糖、水果以及烟草种植业的资本投入，并向采矿、铁路运输和船舶制造行业渗透。到19世纪末期，古巴的三大支柱产业——蔗糖、采矿以及烟草被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到1897年，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4 9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中，有近90%投资于古巴”[5]551，美古双边贸易总额已达1亿美元。

西班牙政府对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渗透深感不安，双方展开激烈的经济争夺。1895年5月，“古巴自由城”的革命之火被引燃。尽管古巴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但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Cleveland）并不愿插手古巴革命，而持观望态度。美国对古巴政策发生转变是在麦金利就任总统之后。麦金利的上台标志着西古冲突将转变为美西战争，美国“参与欧洲对边缘地带殖民地的争夺”[6]的大幕被拉开。

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发生爆炸沉没，造成260名船员丧生。美国公众将“缅因”号的沉没归咎于西班牙人的反美阴谋，愤怒情绪进一步高涨，“牢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的句口号响彻美国。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以下简称为老罗斯福）更是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战争”去惩戒“西班牙人最恶劣的背信弃义行为”[7]。在愤怒的公众舆论压力和共和党强硬派的影响之下，麦金利开始严肃地考虑战争的可能性，并采取了包括提请国会追加军事拨款、获取民众和工商业支持在内的强硬举措。

麦金利政府向战争步步逼近的举措迫使马德里作出让步。4月10日，西班牙驻美公使致函国务院，提出古巴自治，将“缅因”号沉没事件提交国际仲裁。但麦金利并不想停止战争的步伐，他在4月11日的国会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在古巴使用武力以保护美国的财产和贸易，同时，他呼吁国会拒绝承认古巴独立。4月20日，麦金利批准参众两院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武力，以确保西班牙军队撤出古巴。4月22日，麦金利宣布美国海军封锁古巴北部海岸和圣地亚哥港。4月24日，西班牙对美宣战。次日，美国国会对西宣战。美西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美西战争前后持续了四个月，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海军击溃了已呈末路颓势的西班牙舰队，夺得了对加勒比海地区和菲律宾的控制权。1898年8月13日，双方签订停战协议，12月10日，美西两国签署《巴黎条约》，美西战争结束。条约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所有主权和权益要求，同时，美国以支付西班牙2 000万美元的方式获得对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的支配权。

美西战争是美国崛起史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整场战争中，美军的伤亡不到400人，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伤亡代价，但“这场战争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给美国披上了强国的外衣”[8]237。麦金利政府在运用国家的军事力量获取对外战略目标方面表现出比以往历届政府更强的战略能力——不仅将西班牙赶出西半球，使得整个加勒比海成为“我们的海”，更乘势将美国“能动的利益边疆”推进到太平洋地区。从美西战争的结果来看，古巴、菲律宾、夏威夷等战略要地相继被美国收入囊中。

相较古巴，菲律宾、夏威夷这两个“重要收获”使美国在“整个太平洋获得了商业和战略存在”[6]51。海军准将杜威在菲律宾的胜利点燃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狂热。1898年6月6日，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在写给代理国务卿威廉·R.戴（William R. Dal）的备忘录中指出：“我们必须拥有新的市场，仅仅依靠产品价格在国外市场进行竞争的理论已不再有实用价值……如今，一支海军、位于东方的加煤站和港口……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最基本的条件。”[1]439洛奇强烈要求美国至少应当控制吕宋岛。

将菲律宾收入囊中不仅是美国拓展太平洋市场，实现崛起的重要一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赢得世界市场的绝对优势，而非偏居一隅是美国的历史抉择。同样的心理动因亦支配着美国完成对夏威夷的兼并。随着夏威夷、菲律宾相继被美国收入囊中，加之美西战争中占领的关岛和威克岛，一条清晰的航线展现在麦金利政府眼前：以夏威夷为起点，途径威克岛、关岛，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和远东地区。美国作为新近崛起的太平洋海上霸主地位初步显现。

美西战争对矗立于世纪之交、国力日渐上升的美国而言是助力崛起的一场“小而辉煌的战争”，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此次战争之所以被称为“辉煌”的战争，是因为它掀开了美国争霸世界的大幕，并向欧洲世界展现了美国强劲的实力和无比的自信——“美西战争显示出了美国人是谁，以及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塑造成了什么”[9]。之所以称它是“最受欢迎的战争”，是因为当麦金利在国会宣布“为了处于危险中的美国的利益，必须停止在古巴的战争”时，国会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此，无论“辉煌”，抑或“最受欢迎”，美西战争是美国国家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展示机会，美国的国家一致性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美国距离征服世界的目标更进一步。

三、外交协调是美国应对现有霸权国实现崛起的关键步骤

进步主义时代之于美国是开启“伟大的海外工程”，参与国际竞争与扩张的时代。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和渗透。一个关乎美国在整个美洲战略存在和战略布局的重大问题浮出水面——运河问题。1898年12月，麦金利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敦促采取“紧急而坚定的举措，完成修建中美地峡运河的历史重任”。但要掌控运河这条战略要道绝非易事，尤其是如何处理与运河有着战略攸关利益的英国的关系不仅事关美国能否顺利成为加勒比海霸主，而且亦是考验美国如何有效应对霸权国、实现崛起的关键时刻。

美国意欲单独控制运河的主要障碍来自英国。1850年，美英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根据该条约，两国保证对未来将要修建的、连接两大洋的运河不实行独占控制，并保证维护运河的“安全与中立”。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对外扩张的意图和步伐不断加快，该条约无异于是禁锢美国的一道“枷锁”。冲破“枷锁”，力求扩张是必然，但关键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破除“枷锁”。而以美英外交协调推动运河控制权归属问题的解决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论及美英协调实则是关乎美国能否成功实现崛起的一个重要参考变量。自南北战争以来，美英协调主要体现在“亚拉巴马”号事件和委内瑞拉危机这两大事件的处理之中。“亚拉巴马”号事件对美国而言是通过外交协调而非诉诸武力获得对英外交的一次胜利，但对英国而言，则是其从美洲进行战略撤退的开端。委内瑞拉危机则是1894—1896年间一系列美英博弈斗争的缩影。可以说，这两大事件影响深远，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坚决而巧妙地对抗，而且亦步亦趋地确立了其在西半球的强权地位。1898年美西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美英围绕运河控制权展开的争夺延续着美英协调的发展逻辑。

美西战争向世界证明美国的实力不容小视。为了保护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必要性”抑或“依赖美国的友好来保护英国在西半球利益的痛苦抉择”[8]248成为英国对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在美西战争爆发时，英国在东半球的帝国统治则日益受到其他欧洲大国的威胁。1898年3月，德国出台大规模扩充海军军备的《海军扩充法案》和俄国从中国清政府手中夺得旅顺和大连港，预示着两个新的竞争者加入到争夺亚洲殖民地和特权的行列中来。同时，英法在法绍达事件中的碰撞摩擦以及第二次布尔战争战前的紧张局势也使英国在非洲疲于应付。因此，“日不落帝国”在东半球遭遇的威胁与挑战强化了“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之于英国维续霸权的重要意义。这在美西战争中得到鲜明展现。美西开战之后，英国采取积极行动支持美国，比如，向美国提供新型战列巡洋舰支援美国的海上作战；在杜威率领的亚洲舰队展开对马尼拉湾围困的过程中，允许美军战舰停靠使用英国在北加里曼丹岛的海军基地；在美军对菲律宾中部重镇宿雾采取的军事行动中，英国派出登陆艇和近海炮舰进行支援[10]等。

战争结束之后，在接踵而来的运河问题上，英国同样以让步显示英美友好。在1900年2月签订的第一个《海—庞斯福特条约》（Haze-Ponsford Treaty）的基础上，1901年11月第二个《海—庞斯福特条约》的缔结使美国政府独享开凿、经营运河和对运河实施防卫的权利。至此，美国成就美洲霸主地位的两个重大目标——废止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和排他性垄断中美地峡运河均获得实现。

作为遇刺身亡的麦金利的继任者，老罗斯福极力推动运河的修建，1901年11月18日，美巴两国签订《海—布诺-瓦里亚条约》（Haze-Puno-Valeria Treaty），其中规定，巴拿马以1 000万美元的价格把运河区租借给美国，美国每年交纳25万美元的租金，并在运河区10英里宽的区域内享有“名义上的主权”。一场声势浩大的运河开凿工程由此拉开序幕。老罗斯福后来炫耀道，是他“夺取了运河”，并宣称完成于1914年的这项外交与工程成就可“与购买路易斯安那和获得德克萨斯相提并论”[3]658。

美国进占巴拿马运河是19、20世纪之交，美英由冲突逐步走向和解，以双边外交协调推动矛盾解决的历史缩影，亦是考验美国能否缓解、冲破“崛起困境”的关键一步。美英协调的显著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大国实力对比与国际权势格局的剧烈变动。以英、法为代表的传统强国的衰落和以美、德、日为代表的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是19、20世纪之交支配国际权势格局变革和大国关系调整的内在根本动因。以1890年为界标，美英两国在占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总体工业潜力等领域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具体情况见表1、表2。

（1900年英国为100）

其次，德国的强势崛起与英美对德国崛起的认知变化。与美国一样，德国亦是19世纪末新兴强国的代表之一。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的强势、突兀与狂热构成了全球战略环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1888年6月，威廉二世上台，“阳光下的帝国”而非“仁慈的中立”成为德意志扩张的首选目标。1897年，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od Tirpitz）少将被德皇任命为海军部长，德国海军的扩张步伐明显加快。1898年、1900年和1906年，德国先后三次出台海军扩张计划，意在打造可与英国皇家海军势均力敌的“大洋舰队”。德国的扩张意图非常明确：同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商业利益，取代英国，建立以德意志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该体系是靠真正的实力因素来维持其平衡的。

1890年之后的英国战略是“一系列旨在保卫英国利益的实用性的反应”，“伴随着既有强国在全球各处抢夺地盘，英国的帝国战略也不得不无休无止地重塑现状”[13]，而越来越多飘扬德意志海军旗的战舰游弋在北海、地中海、大西洋等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海洋上令英国惊恐不安，因为德国海军的张扬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贸易交通线，而海上贸易交通线既是英国海权优势地位的体现，更是英国作为“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国脉所系。1903年，英国海军部将德国认定为头号威胁。从这一点来看，时殷弘教授的析论是相当精辟的：“在这一战略定向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的克劳备忘录用麦金德的逻辑强调：‘最强大的陆军与最强大的海军结合于单独一个国家，将迫使世界联合起来挣脱这一梦魇。’从长远看，确定并开始对付德国威胁的过程就是区分利益主次、收缩竞争战线和减少海外敌手的过程，也是英国着手‘调控衰落’的过程。”[14]因此，英美协调之所以能够在激烈、动荡的风云际会中维续、推进与英国对德国的威胁认知和其自身着手“调控衰落”的战略谋划不无关联。

与英国同为海洋国家的美国在对海外市场的进取、扩张中同样遭遇德国的突兀、紧逼。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之后，将菲律宾作为建立太平洋霸权的下一个目标。美西战争期间，狄德里赫斯（Delhi Hess）上将率领的德国战舰无视美军对马尼拉湾的封锁，频繁穿越封锁线，给指挥美军封锁行动的杜威准将带来远比西班牙人更大的麻烦。尽管在菲律宾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但德国在西太平洋扩张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止。1898年9月，德国从西班牙人手中获得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并将西萨摩亚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群岛收入囊中。美西战争中美德矛盾的凸显使得德国成为美国在太平洋扩张的强力竞争者。德国的实力膨胀不仅对英国，也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对德国威胁认知的“聚焦”重叠成为增进美英协调，推动英美友好的无形力量。

再次，相同的价值观构筑了英美协调的文化底蕴。除去权力纷争、利益谋划等因素之外，“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是从文化层面推动英美亲善的动力。1898年5月12日，张伯伦提出了“同我们大西洋彼岸的亲属建立和保持和睦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设想。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两个伟大分支”共同主宰世界的思想不仅对19、20世纪之交的英美协调，更对跨入20世纪之后，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英美两国的携手抗敌和两国权势地位的进一步转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结语

作为一个已经成为“日趋参与世界政治与商业的高度工业化城市国家”的美国，正是在构筑“山巅之城”的美好愿景与开疆辟土的趋利思潮相互交织的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冲破海洋的禁锢，参与帝国主义笼罩下的全球竞争的。在资本外向型扩张的拉动下，美西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开始迈入世界强国的进程。美英协调是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和国家自身强国信念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对于积极进取的“侧翼大国”——美国而言，美英协调对于缓解“崛起困境”、充分利用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崛起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迈向世界强权的重要阶段。已有研究认为：“在崛起进程中，崛起大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就是如何有效缓解崛起困境。”[15]因此，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崛起进程，有效运用自身能力和资源应对、缓解崛起困境的战略至关重要。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采取的是渐进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件有二：其一是美国谋求对外扩张的主打方向是欧洲诸强，尤其是对英国而言的战略边缘地带——美洲。为扩展其在美洲的影响力，以“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一门罗主义的至要理念塑造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美国敢于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强力手段。但是对于纷争激烈的欧洲政治，美国则仍然秉持孤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挑战霸权国在其核心利益区域的优势地位”；其二是充分利用英国霸权地位衰落，四顾不暇，其他竞争性大国竞相逐鹿的战略机遇期，以美洲作为突破口，通过外交协调、利益交换、逐步迫使英国让步的方式实现渐进性积累，达到英国最终承认美国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目的。无论是在崛起空间的具体选择上，抑或战略时机的把握上，美国都充分展现了精湛的外交艺术。说到底，美国选择渐进崛起的战略是“随势”与“谋势”②的有机融合。于战略谋划、运筹与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在顺应国际大势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于己有利的战略时机，在维护、增进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助力崛起空间的扩展和国际地位的彰显是以国家能力提升带动国家实现崛起的必然选择。因此，崛起的成功实现有赖于正确的崛起战略，而国家能否选择适合自己的崛起战略则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美国崛起的经验不可简单复制，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中华民族以和平方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注释：

①进步主义时代因进步主义运动而得名，所谓进步主义运动是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跑者”的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以重塑社会，挽救受政治腐败和“金钱至上”严重侵蚀的国家，“借助国家的公共权力”维护经济公正和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改良运动。进步主义时代不仅催生社会和经济改革，而且也塑造着美国民众对于政府职责的全新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和“消极政府”观念逐渐让位于有限而有效的经济干预和“积极政府”观念，联邦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不断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空前高涨。

②潘忠岐教授认为“随势”就是顺应国际格局的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历史机遇，维护和扩展国家核心利益。所谓“谋势”意指能够有意识地、前瞻性地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格局，掌握和控制历史发展潮流，为维护和拓展国家核心利益不断创造有利契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参见潘忠岐著《从随势到谋势：中国国际取向与战略选择》第4-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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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群喜）

On the Strategies for America’s Rising in the Advancement Period

ZHANG We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Abstract：The advancement period is the critical time for America’s rising. During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European powers were active to enlarge their colonial territories.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 also took part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European powers by their commerce and army. Economic expansion, war and coordination with European pow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America to become a“powerful and advancing state”.

Key words：advancement; economic expansion;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Spain; coordina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Britain; rising of America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3-0075-05

收稿日期：2015-03-15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校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鄂外教函[2011]79）资助。

作者简介：张威，男，湖北黄冈人，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