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慧瑜

作 者：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2年初，“吊丝”在网络上一经被发明就迅速成为社会流行语。吊丝的流行取代了前些年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的小资、达人、底层、草根等命名方式，不仅成为一种人人津津乐道的带有自我嘲讽色彩的“自称”，而且衍生出大量的以吊丝为名的流行文化（如电影、网络自制剧等），甚至吊丝的视角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大众文化的方法。对于“吊丝”的起源，一般认为是起源于百度贴吧李毅（中国足球运动员）吧，李毅吧通常简称为D吧，李毅的粉丝又称为D丝，后来其他贴吧网友恶搞D丝就使用汉字“吊丝”，是一种污蔑性的称谓。后来吊丝拥有了具体的内涵，即相对于“高富帅”的“矮穷矬”，于是，吊丝也从一种蔑称变成了自我解嘲。吊丝现象的出现密切联系着金融危机时代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两极分化，一方面中产阶层向下流动沦落为吊丝，另一方面都市白领、小资难以向上爬升实现中产化。因此，“吊丝的逆袭”“见证奇迹”“相信梦想”又成为近些年大众文化（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最常讲述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吊丝成为观察和理解当下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下面主要从职场剧、青春片和选秀节目等文化领域分析与吊丝密切相关的三重文化想象：“逆袭”“青春”与“梦想”。

吊丝的逆袭与职场剧的腹黑化

如果说2011年是草根达人“见证奇迹的时刻”，那么2012年则是吊丝上演逆袭（抑或是无法逆袭）大戏的舞台。“逆袭”这一网游中相对于“正面进攻”的奇袭行动，成为吊丝念兹在兹的“口头”专利。每个吊丝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这就是实现逆袭，而“逆袭”的题中之义在于“本应该是失败的行为，却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结果”①。这种对以少胜多的军事用语的挪用已经说明吊丝无法踏上阳光下光明正大的“坦途”，只能采取黑夜里血雨腥风的奇袭或偷袭之旅。与历经艰难险阻终见“彩虹”的励志奋斗故事不同，“逆袭”强调的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及“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奇迹效果。

电视剧《后宫·甄嬛传》

2011年底，一部制作精良的后宫剧《后宫·甄嬛传》成为吊丝逆袭的典范，选秀入宫的甄嬛被解读为“女吊丝逆袭白富美”的榜样。这部剧改编自“80后”网络女作家“流潋紫”的同名小说，这些后宫题材的网络文学深受2004年香港电视剧《金枝欲孽》的影响，后宫争宠的大戏让网络作家们找到了一种把白领/女性职场故事放置到后宫空间中来演绎的方式。对于甄嬛来说，权力的价值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宫廷斗争，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致竞争者及潜在的竞争者于死地。为了获得皇帝宠幸，每个妃子用尽伎俩、算计和厚黑学，爱情神话、姐妹情谊和善良纯真等作为大众文化“心灵鸡汤”的超越性价值荡然无存。在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和愚蠢，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正如每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妃子都有一把辛酸泪，都曾经受尽屈辱，或者说每个人都被甄嬛化。即便是成功者、胜利者也并不意味着拥有正义或高尚的理由，只不过是比失败者更蛇蝎、更恶毒、更阴险。这与其说是人伦纲常的后宫，不如说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后宫·甄嬛传》看起来是一个杜拉拉式的白领职场故事，只是相比杜拉拉的得与失，甄嬛所经历的却是如履薄冰的生死之战。在皇帝的后宫世界中，实行的却是一种科层化的管理，妃子分为官人、常在、答应、贵人、嫔妃等不同的级别。在这一点上，看似公正严明的现代科层制度被想象为尊卑有别、纲常有序的封建关系。在甄嬛从“常在”到“皇太后”的晋级之路上，不仅多次被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且练就了五毒不侵、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其“成功”的代价则是从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相信可以遇到“真命天子”和“姐妹情谊”），蜕变为了后宫深闺中的孤家寡人（毒死“真爱”和曾经的姐妹）。对于这种“蜕变”，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是艳羡和叹服，而不是惋惜和同情。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笼罩着一种自由与解放的梦幻，那么在“深似海”的后宫中个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臣服”和顺从。在甄嬛看来，没有后宫之外的世界，不管是后宫，还是发配到寺庙修行，后宫式的“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秩序永存，除了再次回到后宫继续“战斗”，别无他途。伴随着新皇帝即位、甄嬛成为皇太后，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新一轮后宫大戏的开幕。

如果把《后宫·甄嬛传》放置在新世纪以来影视剧的背景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至2005年热播的“泥腿子将军”的故事（以《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剧）到2006年至2010年“无名英雄”的故事（以《暗算》《潜伏》《悬崖》为代表的谍战剧），不按规矩出牌的草莽英雄变成了拥有信仰、坚守职责的职场白领，而后宫剧则再次由职场故事升级为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宫斗故事。尽管都是讲述胜利者的励志/逆袭神话，但是从男人英雄到腹黑女的角色转换中，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创造“帝国”的成功故事已经变成了只能在既定规则、既定格局、既定秩序下成为既定的赢家的故事。从这种企业家式的强者到战战兢兢的职场白领的“降落”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迷梦走向权力垄断与固化的深刻转型。或者说，从“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到甄嬛，一种个人奋斗的职场理念变成了必须放弃真爱、放弃友情的腹黑女精神。这是一种“世事洞明”，或许也是一种绝望后的悲凉。

《后宫·甄嬛传》的意义正在于让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彻底腹黑化，2012年热播的青春剧《北京爱情故事》《浮沉》《北京青年》就是例证。《北京爱情故事》讲述三个大学同窗毕业后在北京“奋斗”的故事，其主创团队（尤其是主要演员）来自于2007年轰动一时的军事励志剧《士兵突击》。如果说在彼时许三多式的“又傻又天真”的农村娃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升级比赛中一步步成长为兵中之王“特种兵”，那么此时农家子弟石小猛大学毕业之后面对北京这个欲望之都，却“清醒地”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奋斗都不可能与同窗好友“高富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已经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资本战场。在这个看不见的“资本”角斗场中，穷小子石小猛再也找不到奋斗、励志和升职的空间，除非他也变成后宫中甄嬛般的腹黑女。与这种腹黑北京的描述相似，在另一部电视剧《浮沉》中，繁华耀眼的上海外滩也变成了职场菜鸟眼中流淌着黑色液体的尔虞我诈之都。

《浮沉》一开始就是在大雪纷飞之夜，刚刚经历分手的沪漂乔莉一个人茫然地流浪在“夜上海”的街头。作为外省青年，乔莉下决心要做一名“杜拉拉”式的销售员，靠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赢得未来。可是，她很快发现自己喜欢的、一见钟情的上司陆帆，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来实现公司或个人的利益，自己不过是陆帆职场前进的炮灰、棋子和马前卒。所谓的“业绩”都是依靠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交易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信任与真诚，而是利用与被利用、收买与被收买。②这种曾经被作为公平竞争、个人奋斗的白领职场规划，充满了明争暗斗和肮脏交易。这与其说是光鲜夺目的自由奋斗的“人上人”的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外企白领一直是离开体制、公平竞争的理想人生），不如说更是甄嬛式的“超级黑”的后宫世界。从《杜拉拉升职记》《士兵突击》的清新、向上和奋斗到《后宫·甄嬛传》《浮沉》的职场“腹黑化”成为近四五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隐喻。

相比乔莉不再迷恋于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而“审时度势”地选择爱上国企厂长（一个邋里邋遢的离婚大叔），2012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中拥有公务员、医生、海归和富二代身份的兄弟四人要一起离开北京“重走一回青春”。尽管这部剧与之前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有着相似的主题——“找回自我”“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是这种主动逃离稳定的体制内生活的举动本身也具有新的意义。离开体制的大哥何东做过餐厅服务员、海鲜市场管理员、快递工和劳工市场的小包工头等体力劳动者，这些很少在“奋斗”“创业”的场景中出现的都市打工者以这种方式与曾经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耦合”在一起，或者说，他们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装吊丝”的瘾。如果说这种开着Jeep车到异地搞生存体验的自驾游略显奢侈，那么这些“80后”的逃离本身说明中产梦的幻灭。

“暮气青春”与“没有青春”的青春片

2013年5月份，《人民日报》发表《莫让青春染暮气》的文章，指出“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③，这种“暮气青春”与其说是“80后”喜欢怀旧，不如说更是其现实压力使然。相比电视荧屏上的青春剧讲述都市白领无法实现中产梦的故事，2013年上映的青春片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处理相似的主题。这几部电影分别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和《小时代》系列，这些电影都是投资在五千万上下的中小成本影片，却收获了五亿或七亿以上的票房，这在中国电影市场中是很少见的现象。之所以会获得如此高的票房，恐怕与这些影片敏锐地触及到影院观影主体的青年人的现实生活有关。正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与其说在怀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说恰好讲述了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

这部电影有一款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海报，上半部分是几位主角分别拿着西瓜（郑微）、鱼缸（阮莞）、建筑模型（陈孝正）和录音机（林静），下半部分则是这些物品在坠落中狠狠地摔碎，中间则是影片的名字。这款海报清晰地说明了影片的主题，就是讲述这些俊男靓女们无比珍视的“青春象征物”被毫不留情地毁灭的过程。电影片头段落是郑微的公主梦和童话梦，豌豆公主和灰姑娘的故事都是一种低阶层的女人如何一夜之间变身公主的奇幻记，这也正是浪漫爱情在大众文化书写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呈现着一种跨越阶级鸿沟的白日梦。与这种越界之爱不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郑微选择了与自己“不打不成交”的穷小子陈孝正。不过，爱情很快遇到了冷冰冰的现实。在周围都是镜子的水房中，陈孝正说了他的至理名言：“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他清楚地知道出身平凡的郑微无法给他带来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魔力”。

电影还讲述了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的“假小子”朱小北捍卫尊严的故事，她因被诬蔑从超市偷东西而愤然砸烂超市，最终被学校开除。影片结尾处改名为刘云的朱小北开办了一家儿童记忆培训公司，专门教人过目不忘的“刘云记忆法”，而此时的刘云却彻底遗忘或拒绝“朱小北”的名字。这种记忆/失忆恰好呈现了刘云/朱小北所遭受的屈辱是如此之痛切，也只有通过个人式的成功才能找回丧失的尊严。这种无处不在的“偏见”在电影一开始就存在，正如陈孝正/黎维娟都宣称有洁癖，要用布帘子把自己与其他室友区分开，这种可见的帘子就是一张挡在陈孝正/黎维娟内心深处的阶级区隔，他们非常清楚“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所以郑微与陈孝正的偶遇就暗示他们不可能在一起的结局，因为郑微弄坏了陈孝正的建筑模型，这无疑动摇了他的人生大厦。

影片结尾的高潮段落，阮莞在结婚前答应初恋男友去听Suede（山羊皮乐队）北京演唱会，结果却在赴约的过程中遭遇车祸命丧黄泉。阮莞为“青春不朽”付出了惨痛代价，她的死不仅是对青春的献祭，更是对青春价值的否定。最终郑微选择离开初恋男友林静，在搭乘的货车上，她看着大自然的风景产生了新的感悟：“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现在我知道，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川、河流。”画面是湍急的河流和峻拔的高山。这段很像革命历史电影中经常使用的“触景生情”式的升华段落，或许就是郑微求一己之小爱失败之后产生的“爱祖国”等超越性价值的顿悟。

如果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讲述了青春梦的幻灭，那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则把这种青春梦更加清晰地呈现为中产梦。这部电影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角色，就是包养文佳佳的大款老钟，老钟的不可见恰如看不见的虚拟资本，成为供给文佳佳在西雅图/纽约畅通无阻的生命线。相比回到北京的文佳佳身处一个建国前的、西方贵族式的奢华空间，Frank所置身的美国则成为中产者可以勤劳致富、共享家庭之欢的地方。文佳佳对老钟的抛弃，与其说是厌倦法餐、游艇的奢华，渴望过豆浆油条式的小日子，不如说封闭、压抑的北京已经无处安置文佳佳的中产梦，只好远赴重洋来到金融危机的美国寻找“两个孩子和一只大狗”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在这里，这些影视剧文本非常真切地呈现了当下年轻人在现实结构中的困窘和压力。

就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落下帷幕之际，一部讲述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其英文标题“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国梦在中国）”。如果说1993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中国人在纽约实现美国梦的故事，那么三十年之后《中国合伙人》则讲述了中国人在北京实现美国梦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影片中的新梦想学校是一家以培训英语、帮助青年人出国发家的公司，也就是说通过出售美国梦来实现美国梦，正如学校的著名口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比赛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最佳写照。比赛变成了一场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下来的“饥饿游戏”④，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暮气青春”的社会缘由。

而郭敬明的《小时代》自上映伊始就遭遇争议。“小时代”的命名方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结束之后的状态：这是一个冷战终结、全球化开启的时代，一个只在意个人成功、家庭幸福而对国家、民族、世界等“宏大叙事”毫不关心的时代，一个可以随时穿越到古今中外却没有历史感的时代，以及只崇尚小清新、小格调而对超越性价值、理想主义、信仰冷嘲热讽的时代。《小时代》没有讲述个人奋斗的美国梦，反而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无须奋斗的富二代们的优雅与恶作剧。面对一个财富积累已然完成的时代，林萧、南湘、唐宛如只有一种人生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与顾里“做朋友”，这也许是这袭华丽、空洞的外衣里头另一种隐秘的悲凉与宿命。外部的成人世界就像一座无法撼动的城堡，四个姐妹花如同时代的牵线木偶，渴望生活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里。但这些生活在“小时代”里的主人翁并没有“主人”的感觉，他们有着清晰的“自知之明”：“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的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面对无边的黑暗，“我们”这些“小小星辰”只能“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也是同样带着稚嫩面孔的影院观众最为真切的心声。

“相信奇迹”与“梦想的破灭”

对于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个体来说，从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变成光鲜亮丽的成功者似乎是每个人的宿命，诸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等人生格言也是大众文化（流行音乐、影视剧等）最善于讲述的心灵鸡汤。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那种强调工业生产、革命斗争的工农兵文艺也转变为讲述个人奋斗、成功励志的大众文化。如果说人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获得收获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开启的农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动力，那么90年代经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潮流，曾经在80年代改革中获益的农民、城市工人群体、进城农民工则迅速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小资、白领们与新富阶层成为新社会的中坚和主体，中国社会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阶级重组和分化。新世纪以来那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逐渐转变为有房有车有孩子的中产梦，一种从奴隶到将军、从底层到上层的阶级跃升转变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层制⑤，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以及《超级女声》等晋级选秀节目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

近些年，电视节目成为电视荧屏争夺收视率的主战场，以至于各大电视台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购买原创节目版权，尤其是音乐真人秀节目的竞争格外激烈。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创造收视奇观之后，歌唱选秀类节目迅速“好声音”化，出现了《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我为歌狂》《中国好歌曲》等节目。这些节目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反复出现，就是“梦想”。这些籍籍无名的“圆梦人”或“追梦者”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竞技比赛，演绎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悲欢，他们或喜极而泣晋级或黯然神伤退场。《中国达人秀》的口号“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如同一句咒语、魔法飘荡在台前幕后。人们不再谈论理想、信仰和成功，坚持梦想、实现梦想替代了一切。

与吊丝逆袭的逻辑相似，红透大江南北的电视栏目《中国好声音》同样演绎了现实版的逆袭之旅。这档浙江卫视花巨资购买海外版权倾力打造的电视节目，让湖南卫视的娱乐综艺之王《快乐大本营》和江苏卫视的婚恋经典《非诚勿扰》黯然失色。《中国好声音》再现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盛况”，从参赛学员、嘉宾导师到幕后制作、市场营销，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微博”话题。这档节目的最大噱头——寻找无名歌者的“好声音”确实有杀伤力，不仅仅让观众大饱“耳”福，而且华丽的舞台、大牌嘉宾的给力表现、细致入微的多机位拍摄以及选手感人至深的“个人”音乐情感故事，都让炎炎夏日中的观众享受了一把“视觉冰淇淋”。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四位决定学员能否留在台上的导师，不只是要说出竞技者歌唱方面的优劣，还要时不时地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尽管节目组非常精心地给每一位参赛者“编排”了不同的个人故事，并凸显不同的“个性”及音乐风格，但这些学员却如同一个模具雕刻出来的工艺品一样，怀着“同一个梦想”，这就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励志梦、奋斗梦。栏目的“悬念”在于，导师能否如上帝般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从参赛者踏着红地毯走进摄影棚始，到比赛结束、回归亲友的怀抱终，每个参赛者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这种个体来自于父母之家或者夫妇之家，其“人生”的主体段落就是参加一次又一次的竞技与过关的比赛，这多么像一个版本的人生与社会的寓言。

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的隐喻中，被凸显的是孤零零的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音乐才能从已然成功的导师那里获得认可，能够被说出的只是个人及家庭的创伤与困难，而支撑个人与小家庭存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化为乌有”，这使得《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充满了童话般的“魔力”，其最大的“魔法”就是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灰姑娘穿上水晶鞋。《中国达人秀》的原版节目《英国达人》制造的最大新闻就是“发现”苏珊大妈，一个体态发胖、衣着寒酸的小镇大妈却拥有“天籁”一样的声音。而《中国达人秀》也成为发现、制造“达人”的魔法机器，断臂钢琴师、菜花甜妈等悉数登场。2011年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同样是让“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或拥有超级才艺的普通人“圆梦”的节目，这些从天而降的“化外飞仙”仿佛来自于盛产“奇人异事”的化外之地，他们的载歌载舞、高超艺能与其“真实”的生活状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而使得电视机更像一场魔术演出。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这一“见证奇迹的时刻”，从而不会追问为何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必须经历这种“舞台机制”的遴选。不管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企业中的员工，甚或机关里的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业绩考核，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的导师转化为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量化指标。在这种个体与魔幻舞台的对立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每个参与者彼此分隔，他们既不是“扶老携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杀的竞争者。《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在营造个人成功的白日梦时，也如此直接地再现了个人在社会舞台中的真实境遇。

也许在这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现实生活越来越难遭遇奇迹的时代里（正如人人都可以机会平等地购买彩票，而获奖的却只有一个），这些籍籍无名的音乐青年更渴望、也更相信幸运之星的降临。在这些更加底层的幸运儿逆袭成功的“奇迹”背后，是都市中产、白领日益吊丝化的事实，这使得新世纪以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所支撑的“中国梦”越来越呈现白日梦的色彩。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实现梦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目标，而变成了一种人间“奇迹”。在这个意义上，构筑新的“中国梦”与其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参加“饥饿游戏”的机会，不如反思一下这种只有在“聚光灯下”才意味着幸福和成功的单一价值观，恰如昔日的英雄雷锋并不是“逆天”的超人，而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螺丝钉。

①“逆袭”：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32898/10810289.htm?fromId=1132898&from=rdtself.

②这恐怕是近些年流行的职场小说（如《输赢》《圈子圈套》《浮沉》等）、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的“真知灼见”。

③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514/c1003-21470995.html.

④《饥饿游戏》是2012年上映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讲述未来世界每个选区每年必须向统治者进贡两个选手参加真人选秀节目《饥饿游戏》，即将一群人放置在一个人造荒岛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故事。

⑤科层制（又名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制度，在机关、公司中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层制并不实现阶级身份的逆袭，只是一种从白领到中产到金领的上升路线图。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只适用于城市白领群体，对于大量从事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科层式的晋级制显然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