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圈子现象的制度分析*

2015-06-24李晓敏

学海 2015年3期

李晓敏

中国企业家圈子现象的制度分析*

李晓敏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圈子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资本和关系的结盟，俱乐部成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圈子成员的信息、人脉和资源，是中国转型期融资体制、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实现企业互惠合作、增加民营企业家话语权、克服官僚体系无效率，但也有助长官商勾结和寻租的消极一面，政府需要对它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

企业家圈子交易成本替代机制

中国主要企业家商圈现状

“圈子”现象自古有之，中国人喜欢谈论“圈子”也热衷经营各类“圈子”。比如同学圈子、老乡圈子、战友圈子等。在当下中国的企业界，有一种俱乐部性质的社交圈，又被称为企业家圈子、商圈、商会或企业家俱乐部，非常惹人注目。据统计，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圈子近万个①。比较有影响的中国十大商业圈子有华夏同学会、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接力中国、长安俱乐部、金鼎俱乐部和地方商帮。(见表1)

尽管中国十大商业圈子成立的时间、构建基础、会员数量、发起地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往往由知名企业家发起、会员影响力巨大、商业圈子对外界较少宣传或刻意不宣传比较低调(封闭性)、企业家成员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具有竞争性)、不直接以赢利为目的③。基于推荐制、邀请制，需要严格审核才能进入，高额入会费和年费是大部分高端企业家圈子的共性。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泰山会每年只发展1名会员单位，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邀请制，江南会会员全部是行业楚翘的浙商巨子，接力中国的门槛是气场相投的企业家二代。

企业家圈子的共同特点之二是，企业家圈子多因爱好、行业或地域等而结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好是划分圈子的一种方法。比如以爱好结盟的圈子有：登山圈、红酒圈、雪茄圈、马术圈、高尔夫圈、戏曲圈、读书圈、帆船圈；还有一些以地域划分的地方商会，如浙商会、温州商会；以行业结盟的圈子有金融圈、IT圈、地产圈、投资圈、电影圈等；有以同学情谊结盟的圈子，如清华大学校友会、长江商学院EMBA、华夏同学会；有以号称拥有共同价值观结盟的圈子，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环保组织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给大学生当创业实践导师的求是强鹰俱乐部。此外，还有一些高端会所和私人俱乐部组成的企业家圈子，比如江南会、长安俱乐部和京城俱乐部等。

表1 中国主要企业家商圈概况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笔者对百度搜索结果的整理②

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但是，现实中这些企业家成立或加入俱乐部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为了聚会喝茶聊天、登山读书娱乐，甚至致力于环保事业。那么企业家加入商圈的目的真的单纯地出于兴趣和志气相投吗？如果不是，商业圈子往往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为什么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企业家还需要融入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呢？

中国企业家成立或加入圈子动机的制度分析

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诸多企业家行为都有一定的经济动机(山立威等，2008)，企业家加入商圈也不例外。从历史学角度来看，企业家圈子现象是中国传统圈子文化在当下市场经济中的映射；从管理学上看，企业家圈子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团体。非正式团体指的是组织内成员为了满足社会交往需要，在工作环境中出于共同的社会感情自发联系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起源于“友谊”(或共同兴趣)和“利益”(或政治)，具有一定的看法、习惯、准则、规矩、职能甚至是特定礼仪(罗家德等，2013)。笔者认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俱乐部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资本和关系的结盟，俱乐部成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圈子成员的信息、人脉和资源，是中国转型期融资体制、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推动企业发展。中国企业家成立或加入商圈有以下几种经济动机。

(一)圈子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都有机会主义倾向，有效的制度能够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商业圈子往往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企业家之所以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还热衷于融入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信任缺失、机会主义行为泛滥的今天，以商业圈子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网络能够为企业经营者们提供更多的信任保障，从而有效地抑制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寿志钢等，2007)。在这样一个小团体内部，企业家更多地受到乡情、行规、声誉以及圈子文化的约束，实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更大。为什么同学圈、战友圈、师生圈更值得信任？那是因为圈内成员实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和代价更高，一旦圈子内成员做出一次机会主义行为，该行为会通过受害者迅速传遍圈内其他成员，机会主义者马上会声名狼藉，没有成员再愿与之打交道。也就是说，在圈子内实行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和成本远远高于对圈子外的“陌生人”实施相同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在圈子内部，共同的兴趣爱好、地域文化、生活工作经历、价值观容易拉近企业家之间的距离，有助于企业家更好地了解对方，增强彼此的信任感，降低做生意的交易成本。圈子内企业家成员A和B做生意时，C与B之间的信任对A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基于C的“信任背书”和担保。

按照科斯的说法，交易成本既包括企业事前信息收集、筛选生意伙伴和对方谈判的费用，又包括事后监督对方以及处理合同纠纷的费用。圈子内企业家之间的信任程度高，决定了做生意和合作的信息甄别成本更低；即使遇到纠纷，企业家通过拥有共同圈子朋友的调解可能远比法院更为及时、有效，成本更低。圈内核心企业家的调解和仲裁是一种非正式实施机制，类似于古代的族长或部落长老对群体成员之间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更多的是依赖文化习俗、惯例、道德、不成文的行规等非正式制度进行约束。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大量争端和纠纷也是通过这些非正式制度解决的，而不是诉诸于法院。

社会资本理论中有关合作问题的解释模型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自愿性社群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群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普特南在分析“社会资本何以支撑了好政府与经济进步的出现”时指出，社群网络培养了普遍化互惠惯例，密集的社会互动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向大众释放出某些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罗家德等，2013)。企业家关系网络是存在于企业家之间的一种社会资本，成员资格一致同意的投票和审查实际上是降低会员不诚信风险的筛选机制。如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其入会条件非常严格，想要加入的企业家必须口碑好，圈子里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能通过。圈子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二)圈子可以减少企业因资金困难而陷入危机的风险，是一种信用补偿机制和保险互助机制

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通过正规金融融资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而且即使能获取银行贷款，所需时间较长。民营企业不仅面临较高的贷款利率，而且还需要承担贷款过程中的各项隐性成本和附加条件。比如，有的银行要求民企必须先存入一定比例的资金，才能贷款；有的银行只提供承兑汇票形式发放贷款，企业需要用承兑汇票贴现，额外增加百分之几的贴现。一旦民营企业遇上危难时刻，远水解不了近渴，等到层层程序走完银行贷款下来，民企早已陷入危机，而企业家圈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江湖救急”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面临被外资收购的危险境地，牛根生在华夏同学会上发出了求援“万言书”。为了防止境外机构恶意收购蒙牛，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牛根生基金会的账户上。新东方俞敏洪闻讯后，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牛根生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同时派人来企业了解情况，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取。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等都打来电话，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香港的欧亚平联系境内的王兵等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纷纷买进蒙牛股票，以支撑和拉升股价。和牛根生同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会员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张维迎也为蒙牛带去了智囊团④。另外一个案例是关于史玉柱的，他借助泰山会尤其是同为会员的段永基的资金和其他援助，依靠脑白金东山再起，早已被大家熟知。

同大家庭、数代同堂、妯娌宗亲一样，企业家加入圈子的目的之一在于发挥保险互助的功能。在正规融资存在较高交易成本和风险投资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本，寻找交易成本更低的融资方式，而企业家俱乐部正好满足了民营企业家正规金融融资以外的资金需求和预防性动机，是中国转型期民营企业融资体系单一和不健全背景下的一种信用补偿机制和保险互助机制。

(三)圈子本身是一种互惠制度，能够为商业合作创造条件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所谓互惠制就是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度，一方做出给予行动后，被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相应的回馈。同理，一方不正当的欺骗行为也会导致另一方与之断绝关系”⑤。古尔德纳指出：“互惠规则是一个和乱伦禁忌同等普遍而重要的文化因素。”经济学家卡尔·波朗尼指出，互惠是一种交换的形式。互惠行为的动机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害怕在社会上受到轻视、排斥或降低声誉与丧失身份⑥。

互惠与交易都是一种交换行为，但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卢现祥，2008)。第一，交易是商品的等价交换行为，但互惠交换一般是不等价的。第二，交易双方的行为是同时进行的，而互惠中的帮助和回报不是同时进行的。第三，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但互惠行为不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它还涉及到社会性、个人的感情和道德等因素。第四,交易双方地位平等,关系不牢固,交易完后就结束了,然而互惠双方地位不一定必须平等，但关系牢固，而且通过交换，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强化。

企业家圈子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惠制度，圈子内部成员之间的帮忙比较普遍，但是绝非出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考虑。圈子内企业家在向其他成员提供帮助时，有时并没有基于私利精确计算自己这一“善举”或“义举”能获得多少物质回报，却一定在内心里隐约相信受惠者会在将来自己需要帮助的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回报”自己，尽管他知道这种“回报”不一定(绝大程度上不可能)是等价的。有时候企业家对其他圈子成员的帮助可能完全不考虑物质回报，但施惠的企业家知道“善举”或“义举”可以为他们赢得尊重、名誉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在圈子内，交易和互惠行为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一个行为，单独或孤立来看，是两个企业家之间的一次施惠或受惠行为；然而综合或长期来看，是未来商业交易和合作的一种铺垫和延伸。同样，表面上的商业交易行为，实质却可能是两个企业家之间的施惠与受惠行为。

在中国，关系是人际交往中具有互惠性质的术语。关系受孔子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一种非正式关系的网络(Lovett et al.,1999)，基于圈子、信任、依赖、责任、好感和理解等因素形成。尽管对关系的重要性还有许多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者赞同关系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企业创造积极价值，为商业合作创造条件。关系能够为企业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获得有益的信息、资源和能力、发现商机、准确定位市场需求(Pun et al.,2000； Park and Luo,2001)，以及在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关系也扮演着治理的功能，能够减少由于不完善的市场制度(产权包括不力、法治水平低等)给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寻找商机、互通合作已成为国内诸多企业家圈子的主要议题。

(四)圈子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

商业信息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规避政策风险以及抓住政策新导向带来的商业机会是成功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企业家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能够为企业家的决策提供帮助，减少信息不对称、不准确以及对信息判断有误带来的风险。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曾表示，正和岛就是要帮助企业家减少时间，提高效率，剔除低劣信息。正和岛会员、360创始人周鸿祎曾说，正和岛向用户提供的价值包括：降低学习的时间成本，即用户可以在正和岛封闭的社交网络上以最少的时间看到经过编辑和筛选的必读信息；降低社交和合作的信用成本⑦。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圈子类似于西方的狮子会、扶轮社、硅谷高科技企业早餐会。其名义上是纯情感交流，实际上是信息交换中心，主要交换经济情报。比如，某企业值不值得投资，并购资金来源，哪个工厂能生产某个零部件等。廊坊市为帮助企业多方了解国家宏观政策，加强政府与企业间交流早在2006年就建立了企业家餐会制度。这种作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五)圈子可以增加民营企业家的话语权，克服官僚体系的无效率

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比较弱小，影响政策的能力有限，而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控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前途命运影响很大。如2004年的铁本事件。企业家担心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造成资产损失，担心自己的财富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会在某一天受到威胁。重庆“打黑”、“吴英事件”、“曾成杰”事件等让国内民营企业家更加缺少安全感。民营企业家移民主要是出于这种担心(李晓敏，2014)。民营企业家加入圈子后，可以合纵连横抱团取暖，抵御一定的政策变化风险，增强“抵御风寒的能力”。国内著名企业家圈子泰山会已有30年历史，在泰山会成立的年代，相关政策更迭频繁、商业环境风雨飘摇，民营企业家缺少话语权也缺少安全感。“组团发声、抱团取暖”就是此类商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圈子的凝聚作用，让企业联合起来具有与外国政府或商业机构对簿公堂的能力。

马云、李彦宏、刘强东、张朝阳等知名企业家都参加过李克强总理邀请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在会上这些知名企业家对总理的建言往往反映了本行业目前普遍存在的困难以及业内企业希望维持或改变的政策。知名企业家能够直接建言总理的话语权对于中小企业家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也是许多中小企业家热衷于加入由知名企业家作为核心人物的商圈的重要原因。

表2 各国企业开业手续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标》和《2011世界发展指标》。

克服官僚体系的无效率是圈子的另一个功能，在中国创办和经营企业的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无论是创办企业所需的手续数还是成功拿到执照的天数(见表2)，都比在发达国家多，这大大增加了企业家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开办企业的手续数量包括：为获得许可证和执照，完成所有的登记、证明和开业通知书所进行的往来手续。在2010年，中国的“手续数”超过了除巴西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手续数”最小，仅为中国的十四分之一；中国的“开业手续所需天数”仍然排在巴西之后而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新西兰的开业手续所需天数最短，仅为中国的四十分之一。从纵向上来看，虽然巴西在企业开业手续上一直最为落后，但2010年比2008年情况有明显改善，而我国的这一情况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改善。繁琐的手续和冗长的等待时间会使企业家试图借助圈子的人脉加速项目的运行。以地产企业为例，企业家会员出面和政府洽谈买地，商会则负责推动和促进项目，无疑会大大加快审批手续和缩短项目的等待时间，克服官僚体系的无效率。

中国企业家圈子的存在问题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1965)。企业家圈子在本质上是一个奥尔森所谓的小集团。作为一个小集团，企业家圈子游说部委和影响产业政策的力量大大增强，甚至可以通过寻租在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获取经济租。寻租是指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向政府进行的疏通活动，例如争取政府补贴。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容易、也能更多地获得补贴；政治联系越强，补贴获取效应也越强(郭剑花、杜兴强，2011；余明桂等，2010)。政府财政对特殊行业的补贴，目的是扭转跨国公司主导中国行业发展的格局，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但是补贴效果却备受质疑。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12年10家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高达225亿元；然而，巨额补贴却被这些上市公司当成了“扭亏为盈”的“有效手段”。补贴并未换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反而带来了“越补越亏”的效果(任曙明、张静，2013)。

企业家的寻租还包括：地方政府提供商业机会(如基础建设、政府采购方面的好处)，关键资源(比如土地)的获得，某些规制的放松(如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及工商、税务监督等)，对一些重点企业的支持，及对其他相关部门(如银行)施加影响(张建君、张志学，2005)。

借助于圈子这一平台，盘活共享人脉资源，“搞掂”官员是中国转型期许多民企实现迅速发展的一条捷径，民营企业家热衷于加入圈子和“关系管理”的做法也助长了官商勾结和寻租腐败的不正之风。最近被媒体爆出的山西籍商人丁书苗参与的西山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圈子。企业家热衷“搞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通过正常程序办企业和经营企业还存在诸多不便。

表3是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183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⑧，2011年中国的营商环境便利总指数在183个国家中位于第91名，不仅远远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新西兰、美国、丹麦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也落后于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这说明横向来看，企业家在中国创办和经营企业总体上比较困难，花费的总成本比较高。另外，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总排名是第83位而2011年的排名下滑到91名，这说明纵向来看三年间中国营商环境有所恶化。从五项分指数来看，中国在创办企业、处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保护投资人和支付税收的便利性排名更为落后。在中国目前的营商环境下，企业家行贿官员的花费其实是加速企业开办和避开权力设卡的“加速钱”，行贿和寻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企业家的被迫选择。

表3 2011年183个经济体营商环境便利总指数及5项分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和《2012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⑨

如果制度环境决定的激励结构是，企业家生产和创新的收益远远大于寻租活动的收益，那么企业家理性的选择肯定不会是寻租。企业家是寻利还是寻租不是由企业家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决定的。在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家寻租等“不务正业”行为既是一种无奈选择，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在于改善企业家生产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以及完善企业家实业投资的制度环境(李晓敏，2011、2012)。

结论和政策建议

除了能满足友情和交流等情感需求外，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加入圈子有其特定的经济动机，企业家俱乐部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资本和关系的结盟，俱乐部成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圈子成员的信息、人脉和资源，是中国转型期融资体制、法治水平和产权保护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家俱乐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国家需要对它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

(一)政府应加快建设和完善中国企业信用体系，弘扬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帮助企业家群体降低合作的信任成本

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快建设和完善中国的企业信用体系，这有助于惩罚企业的欺诈、违约等不诚信行为，遏制企业家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有助于减弱企业家加入圈子的信用补偿和保险互助动机。遍及全国的、有记可查的企业信用体系一旦建成，将大大增加企业不诚信行为的成本，使得企业不敢不诚实守信经营。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在社会上弘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商业伦理、信仰与文化，扼制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从地位、形象和声誉评价上激励企业家依法诚信经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营造诚信经营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家群体降低合作的信任成本。

(二)政府应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创业和经营成本

企业家加入圈子需要高额的会费和门槛，类似企业家圈子这种人情式的交往、开拓维持和经营都要耗费企业家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些加起来是一笔不菲的交易成本。相比大企业家，中小企业家更是处于劣势。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是契约型经济，西方非人情式的交往主要靠规则和制度办事，交易成本则节约了很多。治理方式法治化和制度化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取代简单命令式、人情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有利于企业交易成本的下降。

从这方面来讲，政府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简化对企业的审批手续，特别是加快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放宽对企业的注册资本限制，打破各种阻碍创业的制度障碍。同时进一步减少创业成本和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加快探索和建设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和金融扶持；加强和改善政府及社会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及时向民营企业公开包括政府采购、政府招标、工程造价、政府预算等在内的各种信息。总之，政府要想方设法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开、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创业和经营成本，鼓励企业家进行生产和创新。

(三)政府应警惕圈子沦为官商一体和寻租的平台，严厉打击官商勾结和商业贿赂，遏制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各种商会和会所容易成为官商勾结和寻租的平台，中国政府已严令禁止领导干部出入各种高端商务会所。近两年，“反四风”和高压反腐惩治了一批无良官员和无德企业家，官场风气和市场竞争环境都有所好转。政府应警惕圈子沦为官商一体和寻租的平台，顺应民心继续保持高压反腐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官商勾结和商业贿赂，减少企业家寻租的空间和收益，破除垄断，遏制企业的非生产性行为。

①《中国式“圈子经济”的魔力——自媒体时代圈子经济的蜕变》，凤凰经济观察，2014-4-4。http://nb.ifeng.com/ningbozhanzhuanti/qzjj/index.shtml#。

②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公开的活动形式是企业家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入会条件是承诺连续10年且每年投资10万元到环保事业。接力中国成立于2008年，主要由二代企业家构成。长安俱乐部成立于1993年，构建了第一个中国政商交流的平台，入员引见才能入会，2万美金入会费，会员每年还需再缴纳1500美金的年费。金鼎俱乐部成立于2005年，由知名企业家组成，定期组织各类高级讲座、沙龙、论坛，为会员提供高品位、个性化的服务。地方商帮则是以地域为基础构建的商帮，如浙江商帮、山西商帮。

③高端商业圈子门槛高，对会员质量、数量有限制，普通商业圈子比较随意，许多只需缴纳一定的会费就可入会。

④《24小时！柳传志俞敏洪抢险蒙牛》，网易财经，2008-11-05。http://money.163.com/08/1105/01/4PURKOQ1002531HI.html。

⑤蒋英菊：《苏村的互助——乡村互惠交换体系的人类学分析》,《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⑥[美]亚历山大·J.菲尔德：《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⑦《正和岛：高端企业家圈子？》，华夏经纬网，2014-06-26。http://www.huaxia.com/tslj/cfht/2014/06/3950190.html。

⑧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排名是所有经济体按其企业经营环境的便利程度进行的排名，1为最佳，数字越大代表越不便利。该指数是一国在开办企业、申请许可、雇佣工人、注册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企业破产这10类指标中百分位数排名的平均值。这一排名高意味着该国的政策法规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限于篇幅和研究需要，本文仅列出了5项分指标。

⑨由于篇幅所限和研究需要，此表仅列出了部分经济体的数据，网址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1.Lovett, S., Simmons, L. C., and Kali, R. Guanxi versus market: ethics and efficiency,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999,30(2).

2.Park, S. H.,and Luo, Y.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 in Chinese firm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011,22(5).

3.Pun, K. F., Chin, K. S., and Lau, H. A review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s on China’s company manage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agementReviews, 2000,25(2).

4.郭剑花、杜兴强：《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5.李晓敏：《企业家寻利还是寻租：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1期。

6.李晓敏：《中国企业家不务正业的制度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6期。

7.李晓敏：《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会不务正业？——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25期(卷)。

8.卢现祥：《论互惠制度》，《江汉论坛》2008年第8期。

9.罗家德、孙瑜等：《自组织动作过程中的能力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0.罗家德、周超文、郑孟育：《组织中的圈子分析——组织内部关系结构比较研究》，《现代财经》2013年第5期。

11.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任曙明、张静：《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10期。

13.山立威、甘犁、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14.寿志钢、苏晨汀、周震：《商业圈子中的信任与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管理》2007年第11期。

15.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