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危机再研究*

2015-06-24孟书敏

学海 2015年3期

刘儒孟书敏

后金融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危机再研究*

刘儒孟书敏

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不仅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也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继上世纪古典经济学危机和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之后的第三次大危机。本文对新世纪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及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方向。

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

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受实践检验更为直接。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的“滞胀”，经济学分别经历了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两次大危机。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又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彻底破产，主流经济学陷入第三次大危机。二战以来主流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山口二郎所讲的：“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以30年为一个大的循环周期：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随后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和小政府时代；最近爆发的金融海啸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①

文献梳理发现，在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过程中，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②、“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③等命题，并就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全球蔓延带来的恶果、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但总体而论，学界对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大危机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笔者在拙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的基础上，对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危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本次危机的根源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危机

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历史。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指出资本主义存在内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当属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入手，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及根源，指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④马克思认为，当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经济危机便由潜在的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下的生产规模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从而破坏商品价值实现的市场条件，引发并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同时，以市场自发竞争机制为基础的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破坏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所依赖的条件，加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矛盾和失衡，最终必然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实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⑤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⑥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每隔10年左右便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并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彻底粉碎了当时居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神话，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即古典学派的危机。面对长达四年(1929-1933年)的经济非均衡和非充分就业，西方经济学和政府当局开始由一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向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这一不争事实转变。作为“大萧条”产儿的凯恩斯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系统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认为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所需要的总需求，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弥补私人部门的不足，避免经济危机和保持经济繁荣。西方经济学继马克思经济学近百年之后否定了“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萨伊定律，主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一转变与变革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核心在于：凯恩斯“极有贡献地提出了两个一直到70年代都还渗透于主流经济分析中的关键概念。首先，他认为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第二，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稀缺资源配置手段发挥作用。”⑦而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和根本性彰显。因为至少从市场状况和经济运行层面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是基本一致的。而对于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⑧

第三次经济理论危机的实质：既解释不了就业水平也解释不了就业内容

1.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就业政策及其后果

但是，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在就业方面，这种就业政策虽然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大部分新增加的就业属于不确定性就业，具有过渡或短暂性，劳动者又被排除在一般社会保障之外，导致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即“工作贫困”(working poor)；在劳工权益方面，随着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的实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工会力量逐渐削弱，以及集体谈判的分散化和低层次化，使得原本对劳动权益具有保护作用的机制遭到破坏，劳工权益不断受到损害。再如：结构性失业的加剧。在美国，结构性失业起始于全球化浪潮，加剧于金融危机引致的衰退，“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使“金砖国家”为标志的新兴国家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尤其是美国制造工业的大企业为利用全球资源和提高竞争力，一边不断提高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一边加速外移和外包的步伐，使得国内就业机会日趋萎缩，却又没有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收那些被削减下来的工人，使得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并逐步加剧；在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给大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就业也带来一场灾难。大规模失业加剧了“劳工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劳工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而不能进入较稳定的核心劳动力市场，使“边缘化劳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政治参与上和文化上长期处于匮乏之中。

此外，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无疑是其重要原因。“社会安全网的减弱”及“没有有效的劳工法来调节集体论价的权力”都促使了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总之，新自由主义在劳动力政策方面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主张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市场灵活化”政策，不仅给美国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事实上，就业与教育、医疗卫生等一样，属于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它完全交给自发调节的市场，已经被多次证明是不可取的。因而，在就业政策方面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引入政府干预，对其进行调节。

2.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化、市场化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法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作了全新的阐释。他通过研究工业国家几个世纪来的财富累积及经济成长数据，发现资本创造的所得成长率是经济成长率的好几倍：以近30年的情况而言，资本的年报酬率达到4%或5%，而经济年成长率仅1.5%左右；高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投资收入，而非薪酬。因而，他认为：长期贫富不均主要与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偏高报酬有关。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无疑为皮凯蒂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巨额财富者征收高额税收，是美国的长期传统，这一设计的本意是限制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然而现在一旦提到要恢复这个传统，就会面临这样的阻挠：对富人征税是有破坏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坏性是因为，这样会使就业岗位的创造者降低工作积极性，会减少就业岗位的提供；不道德是因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赚到的钱，富人同样如此。因而，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后的2010年，资产达到450亿美元的美国富豪巴菲特，当年的纳税税率为17.4%，而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纳税税率却高达33%至41%。这样的税率制度显然无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

3.声名狼藉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课题

4.持续增长的军费开支无助于持久的充分就业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观念上的、经济体制上的或者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推动、经济周期的外在压力等原因，美国一直把军事凯恩斯主义当作其政策的重要支柱，军事战略成为其追求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面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下行风险，为了挽救经济，同时为了打赢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政府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金融危机前后，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得到变本加厉的实施，以至军费开支激增(图1)，并在2011年超过7000亿，占当年GDP的4.7%，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1%。

图1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军费支出与失业率

从理论上说，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增加军费开支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常备军的扩大，可以吸收大量缺乏生产技能的年轻人，缓解就业压力。但是如上图所示，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其失业率并没有因为军费的持续增加而降低，二者并不具备明显的负相关性。相反，政府和企业为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必然会增加科研经费，这些开支从本质上说是非生产性的，如果投入过多，势必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这也许可以佐证为什么美国有高比例的军队预算，却无助于经济摆脱危机与衰退。反而是奥巴马政府自2011年初宣布裁剪军费计划，将减少军备开支后节省的资金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投资社会发展项目，以应对衰退、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失业率才得以稳步回落。美国推行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引起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长期平衡增长，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充分就业。

总之，对于与前两次经济理论危机相伴生的所有问题，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释与解决。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等，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愈发加剧。自由主义主张在西方经济学舞台再次获得充分表演的机会，却又一次证明它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经济顽疾；但如果再次向凯恩斯经济学回归无疑重走老路。西方经济学“武器库”里的两大法宝轮流坐庄却都不能提出长期而有益的政策建议来避免危机周期性爆发，未来由何种经济理论主导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仍无法定论。因而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是“既解释不了就业水平也解释不了就业内容”的双重危机，是比前两次更深重的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固有缺陷

西方经济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能避免经济活动周期性的非均衡，这或许由其理论的固有缺陷所导致。

1.西方经济学注重经济表象分析，回避生产关系研究

事实上，经济活动中的资源并不是以它们的自然形态存在的，而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等，都是按照生产关系中的利益结构进行配置的。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所实际享有的利益形式，而以此为基础的配置只能使控制资源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占有生产活动创造出的利益，其结果未必是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因此,研究经济活动必须分析深层的生产关系,才能科学地解释呈现在社会表面的各种现象。正如，如果不揭示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就无法理解这一事实：那些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巨型企业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它们不仅“大而不能倒”，反而依然从这场危机中获得了财富和权力。

可见，这场危机所暴露的问题远非当前西方经济学所过分关注的“资源配置”、“效率”等主题所能涵盖。西方经济学如果继续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仍然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作稳定不变的外部条件，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性危机仍然无法避免。

2.经济分析中数学化倾向日益严重

西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中的抽象化和数学化倾向由来已久。伴随着边际革命与凯恩斯革命，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广泛应用并逐渐发展成一种趋势。到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这种趋势推向极致：通过对“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推理演绎和数学建模的量化分析，把复杂的经济活动高度抽象为几个很少的变量，然后对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与求导，抽象出事物之间的简单明了的联系，进而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诠释。数学化研究方法充斥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之中，国际权威经济期刊大量刊载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型与数学推理，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活动、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这一“李嘉图恶习”成为经济学的时髦做法。

3.过于乐观的情绪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

当新自由主义者们沉浸于盲目乐观的估计时，西方国家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全面否定了这些高论。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进入什么“大稳定时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涡。即使在危机爆发后，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开始否认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宫预算主任吉姆·努斯尔在2008年7月罔顾事实地宣称，美国“已经避免了一场经济衰退”，政府无须干预。但时至今日，距离危机爆发已有七个年头，全球仍然没有呈现出强劲的复苏与繁荣，这是对新自由主义者们乐观情绪的有力反讽。

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经济学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其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内容会在经济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变动。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和深化，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要求经济学酝酿深刻变化，未来主流经济理论的走向，将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1.经济学应首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

2.新自由主义式微，但不会彻底消失

再者，观察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如同政治上的民主一样，是根深蒂固的。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是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难以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因而，未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仍会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新自由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

3.西方经济学面临新的综合

西方经济学始终处于发展嬗变中。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共出现过三次有里程碑意义的综合：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综合了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萨伊、李斯特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实现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化史上第一次大综合。19世纪末，马歇尔用均衡价格理论解决了古典学派的生产费用理论与当时流行的边际效用论在解释商品价值或价格中的矛盾，使得原本难以厘清的价值形成过程得到清晰阐释，完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大综合。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反映在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1998年推出的《经济学》中，他们将古典的微观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新古典综合派”体系，使微观与宏观理论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