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蓓+胡祎

内容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聊斋志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化与艺术、俚曲、比较等方面，而对于形象中的男性鬼怪群体则不太重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创造性地对男性鬼怪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探寻其独特的创作背景。

关键词：聊斋志异 男性鬼怪 创作背景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聊斋志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化与艺术、俚曲、比较等方面，而对于形象中的男性鬼怪群体则不太重视。实际上，这些男性鬼怪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有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或品格高尚、善良无私、有着真挚的感情，或性格卑劣、执迷不悟，他们广泛地存在于家庭、科举考场、官场等世俗之地。通过对这些男性鬼怪形象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传达的作者的创作思想，窥探到小说创作的独特现实背景。

一、官场里的丑态毕露

中国古代女子不得为官，所以官场是男性占有绝对主宰权的世界，纵观《聊斋志异》全书的男性鬼怪，本身就是官员或者与官员有交集的形象非常多。然而作为一本志怪小说，蒲松龄更多地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冥官。这些冥官，有清正廉直的，亦有欺压民众的，同现实世界完全相同。蒲松龄在《夜叉国》一篇中，借用商人之口对“官”做了一个定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从古至今，权钱结合。官员掌握了权力之后，可以选择两袖清风为民请命，也可以选择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获取更多的财富，转而用财富换取更大的权力，进行更猛烈的新一轮搜刮。蒲松龄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虽然两位皇帝都大力整顿吏治，但是吏治的问题从古至今从未被真正解决。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官场的黑暗使得蒲松龄迫切地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现实进行。但是身处封建王朝之下，他并没有言论自由，所以他选择了透过鬼眼看世界，以鬼喻人，表达自己对官场黑暗腐败的不满。《公孙夏》一篇中，描写保定国学生在阴世纳资买官的故事，对清朝腐朽的捐纳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考敝司》中秀才直言“若丰于贿者，可赎也，然而我贫。”偏偏虚肚鬼王府署外面还高高挂着“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让读者读来只觉可笑又可悲。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人们更重人情而非法制，所以徇私枉法成了“人之常情”。以选官制度为例，最高统治者王位世袭，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即使是后来的科举制也只是相对公正客观。《聊斋志异》中多次有主人公因为在阴司担任官吏的熟人或朋友而侥幸还阳或者免于死亡，虽然这时的官吏看似处于正面形象，但是有人受益就有人相对不公，再者，能够被庇护的多数还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以《李伯言》为例，他担任阎罗，看到熟人以后“隐存左袒意”，而本篇开头还形容他“抗直有肝胆”。最后引发邪火，鬼差劝告“阴曹不与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则火自熄。”

吏治的腐败不是某一个官员阶层的腐败，而是一个国家自上而下从统治者到最低级官员的整个群体的腐败。一个贪淫无度的统治者之下，必定有一帮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跟随者。官员以各种名目征税，对民众强取豪夺，为了迎合上级的需要压榨劳动者，这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蒲松龄自己也深受其害。《促织》是《聊斋志异》的名篇，讲述了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给人们造成的深重苦难。宫中“岁征民间”，百姓则“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更有甚者“忧闷欲死”。这篇故事应使所有的官吏包括最高统治者警醒。

诚然，《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正面的官员，值得研究的是，这些正面的形象基本都是鬼或神，人类的正面官员寥寥无几。封建社会官吏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欺压民众的社会现状，使得蒲松龄塑造了一系列的冥官鬼差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二、科举考试中的买上告下

（一）男性鬼怪的科举生涯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科举考试的篇目众多，蒲松龄不仅表现了现实世界中读书人对现世功名的趋之若鹜，还以离奇的情节和瑰丽的想象塑造了一个诡诞奇幻的异世界，这里同样有阴暗的科举制度，卑劣的考官，汲汲于举业的鬼怪，他们对功名的痴迷甚至达到了超越生命的地步。

叶生耽于科举，不知肉身已死三年之久，竟魂灵赴试（《叶生》）。于去恶和方生虽为鬼，依然要凭借阴间的科举成绩求得一官半职，落第也会“法然流涕”，与现世活人无异（《于去恶》）。宋生前世屡遭落第，郁郁不得志，变成鬼后依然执著，希望朋友替自己实现多年夙愿（《司文郎》）。褚生作为鬼，主动要求为陈生代考，“三场毕，此愿了矣”后才投胎转世（《褚生》）。而鬼怪世界中的科场同样贿赂成风，充满不公。虚肚鬼王初见秀才就要收重金作谢礼，否则就割其大腿肉（《考弊司》）。遭受冤屈的众多鬼秀才在阴司要求阎罗王判决不公正的考官，剖开其心脏，令其“沥血鸣嘶”[6]（《三生》）。可以说这幅生动的“百鬼图”寄寓了蒲松龄个人孤愤的情感与史家的责任感，是他苦心孤诣的成果。

（二）创作背景中的科举因素

（1）清代科举制度的盛行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聊斋志异》成书于清初，科举此时已发展千余年，体质臻于成熟和完善。它对笼络知识分子，巩固封建统治根基有很大作用，但同时，其严重弊端也日益显露。蒲松龄笔下的黑暗考场，丑陋考官以及科举对人思想的禁锢，无一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惨象的反映和印证。空疏无用的八股文是科举的重头戏，考生获得官位的敲门砖，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考生苦学八股，导致思想僵化，绝大多数人更是为了金榜题名梦蹉跎一生。

（2）蒲松龄坎坷的赶考经历

作为被科第之网牵掣的芸芸众生之一，蒲松龄自然无法抵御时代的洪流，只能在科举的泥潭中浮沉挣扎。蒲松龄的家境并不宽裕，但他年少聪颖好学，19 岁即在县、府、道三试中连续夺魁，成为秀才，之后却始终未曾高中。他屡败屡考，屡考屡败，而年岁渐长，愈发经济落魄，身体贫弱，无奈以失败告终。残酷的打击让他孤愤难平，可以说，蒲松龄作为封建时代落魄文人的典型，他对科举制度怀着向往又排斥的复杂情感，对广大下层读书人的坎坷境遇有着充分的了解，对失意书生所遭受的身心折磨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胸中积郁已久的不平在他笔下倾泻而出，使《聊斋志异》开创了抨击科举的先声，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明的“考痴”鬼怪形象。

三、伦理道德下的暇瑜互见

《聊斋志异》中的男性鬼怪有很多都以遵行孝悌的形象出现：开宗篇《考城隍》中的宋焘、《席方平》的席方平、《张诚》中的讷和诚兄弟、《湘裙》中的宴仲宴伯兄弟等，他们大都为了父母兄弟置生死于度外。

这种对孝悌形象的极力渲染是时代召唤和作者思想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末清初，宗法伦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变得薄弱，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复兴宗法的呼声日渐高涨。生长在这一时代一个渐趋败落的封建大家里的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因此，虽也受到佛道两教的影响，但对其世界观和人生观起支配作用的还是孔孟之道，而他也始终奉行着“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他认为“伦常者，生民之大命也。”在这宗法衰弛的时代，蒲松龄自然以复兴宗法为己任，他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百行孝为先”贯彻到他的小说中去，因此而塑造了众多孝悌之心感人非凡的男性鬼怪形象。

然而同时他的思想中不免存在封建糟粕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其严格嵌入“三纲五常”框架中的家庭婚姻观上，因此他也塑造了一系列要求妻子守贞节的男性鬼怪形象。实际上，在爱情问题上作者还是思想新颖、见解深刻的，从《连城》中生死追求真诚爱情的青年男女、《湘裙》中相守到老的恩爱鬼夫妻、《晚霞》中死后相知相爱的落水艺人等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中推崇的是自由、大胆追求的爱情，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进入家庭中，却变成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传说教，对不守节、无子嗣的妇女大加批判，而男性则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仲裁者，是将妻子作为物件的所有者。《耿十八》中耿生得知妻子要改嫁的决定，转世还阳后“妍薄其妻，不复共枕席”，《金生色》中金虽然不教妻子守节，但因妻子服丧期间私通，还是杀死了“奸夫淫妇”……而在《张诚》、《湘裙》中，更是以“阳绝阴嗣”的情节大肆渲染子嗣的重要性。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下，家庭婚姻不能脱离子嗣而存在。作者思想中这些落后愚昧的成分使得他这一部分的描写显得片面性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李厚基：《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散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马振方：《聊斋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井玉贵：《略论蒲松龄的宗法思想》，《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

[5]姚霁珊：《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注：参与该论文写作的还有吴佳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