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群

翻看父亲陈迈众收藏的一些黑白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董必武、贺龙与父亲所在的湖南皮影队成员的合影。站在父亲左边，是一位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他那诗人般忧郁的艺术气质，格外与众不同。我好奇地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是田汉先生！你不晓得？

晓得，当然晓得。田汉的大名，如雷贯耳。那些年，人们差不多都看过他的《名优之死》、《文成公主》、《关汉卿》、《扬子江暴风雨》、《金鳞记》、《谢瑶环》等戏剧，他的《毕业歌》、《天涯歌女》、《四季歌》和《梅娘曲》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而他创作的《国歌》更是无人不晓。诚然，与这位可亲可敬的伟大剧作家照面，还是第一次。照片中的田汉，天庭饱满，剑眉凝目，鼻如悬胆。只是没想到，才华纵横的田汉竟是那么英俊儒雅。

照片中为何父亲站在中间而田汉在側，似乎不合常规，主次颠倒。是田先生主动谦让的，父亲解释道，“拍照时，他请新华社记者稍候，把我让到贺老总身边，说，我经常跟他们合影，你机会难得。当时成了一段美传，觉得他尊重基层干部，待人厚道。”

您与田先生熟悉吗？熟得很。提起田汉，父亲的情绪热络起来。

“我和田先生相识在1956年。应该说，先认识田先生的弟弟，田洪，也叫田老三。我们曾在湖南省湘剧团共事，他任团长，我任新落成的湘江剧场经理，后兼省湘剧团副团长。我们相处如兄弟般。上世纪中期，湘江剧场和省湘剧团属同一个单位，位于最热闹的坡子街，火宫殿对面。每晚散戏后，我们就横过街到火宫殿，吃几分钱的香辣臭豆腐，糖油粑粑，和热猪血汤等。午夜时分的火宫殿仍人声鼎沸，烟雾缭绕，里面聚满了观众和演员，热闹非凡。田老三常常在夜宵时説些田汉的逸事;他们在上海成立南国社，穷得睡亭子间，一群人常常吃过晚饭，即愁第二天早餐的着落。还有在广西桂林举办戏剧展览会的情形。田老三一直跟着长兄田老大，他从小因家穷，没读多少书。同一个家庭，而田汉际遇不同，八岁父亲去世后，幸得舅父的培养与资助，还将他送去日本留学。”

虽未见其人，但父亲的脑子里已灌满田汉的故事，而感受到他的名气是去武汉之后。1954年10月1日，继湘江剧场开张不到十天，规模较大的湖南剧院落成开张，位于繁华的五一广场，当时看起来很大，很气派。田洪调去湖南剧院任经理。以往长沙只有一些小剧场，仅能供湘剧、花鼓戏等当地剧团表演。1952年，当轰动一时的苏联艺术代表团来长沙演出，虽然成员中不乏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和世界著名的木偶艺术家奥布拉兹佐夫等一流表演艺术家，省党、政、军领导也极为重视，却苦于没有像样的场地接待贵宾，只好安排在南门口的有色礼堂演出。湖南剧院的出世，为本地与外地演出剧团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平台。一年内新起了两个剧院，当务之急是请些有名的剧团和名角来撑台。田洪和父亲被派去武汉联系演出事宜。

武汉是座大城市，剧团多，名角汇聚而高不可攀，长沙只不过是人口三、四十万的小城市，好的剧团很难光顾长沙。父亲觉得这趟差事的压力很大，一路上惴惴不安。一到武汉，他万万没想到，一些大剧团，名角们都纷纷出来热情接待;饭局应接不暇，著名京剧老生，武汉京剧团团长高百岁，汉剧花旦陈伯华等都纷纷出来请吃饭，以剧团的名义请完又以私人名义请，还安排观摩了几场演出。只有二十四岁，从阳阳乡村里走出来，从未出过省，只能在火宫殿消费几分钱臭豆腐的父亲，哪里受过那样高规格的接待。他这辈子也忘不了首次出省所见的世面和礼遇，而这样的礼遇皆仰仗田汉之大名。得知田汉的弟弟和家乡人来联系演出事宜，谁都会给面子。田汉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武汉之行，他们为长沙人民带回了武汉的京剧，汉剧和楚剧等优秀剧目。

第一次见面，父亲分明感受到田汉的人格魅力和对戏剧事业的注重，那是在1956年5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田汉与湘籍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的翦伯赞一同来长沙视察。田汉当时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戏剧家协会主席。视察完省湘剧团后，父亲又陪同他们参观了位于樊西巷湘剧二团的宿舍，演员的住宿条件让田汉揪心的痛：“上下两层楼房住了140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户人家。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单身艺人两个人一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的当中的。人既拥挤，地也潮湿，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证。属于国营的省湘剧团，与民营的湘剧二团之间相比，艺人的表演技艺无甚高低，但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田汉是个有柔情，也有豪情之人。湖南，广西，上海一路的视察让他耳闻目睹了戏剧演员的不公待遇。穷苦家庭出身的他，能体会到艺人的疾苦，甚至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胆，面对艺人的处境，他不能保持沉默。“国家已解放多年了，而剧团和艺人的生活条件仍很糟糕，这説明我们政府对戏剧重视不够，没有关心演员的生活。”他公开为戏剧呼吁，为艺人请命，在戏剧报上连发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春天请命》两篇文章，觉得不够，又将此事专门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他不善于识别政治风向，更不善于周旋于官场的人际关系。此举无形中让当地文化官僚难受，成了日后整他的材料和证据，认为他与政府对着干，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真诚待人，直言率性，胸无城府，讲情重义的个性，田汉给父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觉得田先生是个不可多见的男子汉，为戏剧艺术有所担当。

隔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剧巡迴演出会。每省派一名代表参加。父亲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田洪听説父亲要去北京，便托他带些浏阳豆豉和火焙鱼等土特产给他在北京的老母亲。父亲住的文化部招待所，离田汉母亲的家仅几步之遥。听见乡音，八十多岁的田老太易克勤喜不自禁，定要留父亲吃饭，还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南北各地点心招待父亲。老人家身子硬朗，搬着小板凳在院子里松松土，种点丝瓜，苦瓜等瓜菜。她耳聪目明，有时还做点针线活，纳纳鞋底。在京期间，父亲晚上得空就去看望老太太，有时就在老人家那儿吃晚饭，老人总是做些豆豉辣椒蒸火焙鱼，干豆角蒸肉家乡菜招待父亲。她家里常备有湖南的腐乳。田汉也常过来吃饭。父亲看了看田汉对老太太说，她两个儿子的头都很大，是“大脑壳”。“大脑壳”是乡里土话，称当大官的人是“大脑壳”。老太太听了直乐，田汉闻之不由自主地摸摸秃顶的大头。

父亲常去拜访田先生。他和妻子安娥住在细管胡同9号院。入四合院，庭院不大，内有一棵田先生亲种的枣树。拾阶跨槛，便入厅堂。厅堂很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入眼是一排排书架和架上的书，简直就是个小型图书馆。曾在图书馆工作过的父亲，从未见过私人藏书如此丰富的。秘书黎之彦说，田先生家每间房里都是书，他的藏书恐有十万册。靠东边的窗户旁摆着一张旧式的大办公桌，周围几张木椅围绕。安娥出来打招呼，她也是知名剧作家。父亲提及他很喜爱她作词的《渔光曲》，身子不大好的她谦逊地点头笑笑，便退下，留下父亲和田汉可以自在地说说家乡话。那时人们的交往很简单，无等级观念，无利益关系，有的是乡亲乡情。除了在公众场合父亲称田局长外，私下里都叫他田先生。

他们一起散步，有时走着走着就到了欧阳予倩家。欧阳予倩与父亲是浏阳老乡，而田汉出生的果园镇离浏阳不到一百里。百里之内居然出了两名戏剧艺术大家。巧的是，两人先后都留学日本，同在上海从事戏剧事业，共同在桂林发起西南戏剧展览会，最后都落脚于京城，兜了一大圈回来，又成了邻里。是命运，也是缘分。

两位戏剧家都很健谈，他们先是饶有兴趣地向父亲打听，以前常去看戏的戏台是否还存在，演什么戏？哪些学校是否还在？以及家乡的人事，最后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询问最近排演哪些剧目，他们就如何让湖南的戏剧在北京打开局面，在传统戏剧上如何创新等，提供了许多意见，三个人聊起来没个完。田汉对家乡戏剧方面的情况问得很细。还托父亲将他的建议带回湖南，让湖南省湘剧团以外的班底（二团，三团，四团），有机会参与彩排演出。还请省文化局考虑，让即将来北京演出半个多月的湖南戏剧艺术团，也向中央做个汇报演出。父亲很钦佩两位戏剧家在文艺方面的造诣，与他们的交往，父亲无形中受到艺术的熏陶，而田汉刚正不阿的品性和人格也潜移默化地熏染着这个后生。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父亲的个性，跟田汉很相似，乐于施助，嫉恶如仇，不会见风使舵。

有了田汉的牵线搭桥，父亲在北京慢慢建立起了人际关系。那几年父亲常跑北京联系演出，当以湘剧，花鼓，汉剧，祁剧等各种剧组成的湖南戏剧艺术团，浩浩荡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演时，父亲的头衔暂时换成了湖南戏剧艺术团的秘书长。他马不停蹄地跑到中央各部委，大专院校联系、订合同，签约演出。艺术团的演出遍布国务院、中南海、织部和宣传部，进入京城十八所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少年宫等单位。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和董必武都观看了湖南艺术团的演出。光进中南海演出就有两次。而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皆有田汉在背后的默默支持。

有次，田汉吩咐秘书，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为湖南省湘剧团安排了一场给中央领导的汇报演出，剧目是《拜月记》，由湖南省省长程潜陪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在大众戏院观看了演出，对该戏的表演艺术大为赞赏，尤其是彭俐侬那圆润，甜美的唱腔，以及旋步若风的优雅身段让人叹为观止。出戏院门口时，大家意犹未尽，仍站在微凉的秋夜中闲聊。周总理很客观地对父亲说，“你们的戏演得那么出色，戏服却如此逊色，两者悬殊太大啦。湖南省有千万人口，每人出一个铜板，都足够制些漂亮的戏服了，是你们省长舍不得出这个钱吧”。旁边的贺老总心直口快，说我是湖南人，我先凑一个铜板。董必武闻之，附和，我虽是湖北的，湖南湖北是一家，我也凑一个铜板。总理哈哈大笑，说，不用你们出。我来出。父亲以为总理采用激将法，意在引起颂公程潜的重视。未料，隔日上午，一辆国务院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宽敞轿车驶进父亲所在的招待所，接父亲去国务院领钱，又专车将父亲和一万元票据送回。一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元。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感觉不是乘车回来的，而是随白云飘回来的。他当即到银行，把钱转到湘剧团的账上后，始信那不是一场梦。演员们更是激动得一夜不寐，他们倍感荣耀。剧团用那笔钱在苏州买了一批绫罗绸缎，回来缝制戏服。总理如此细致的关怀和田汉的支持对父亲触动很大。他那时有两个梦想，就是让中央领导看到湖南的戏剧，更希望湖南戏剧走向世界。在短短几年里，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当时父亲还不到三十岁。

1956年，由何德润、谭德贵、吴菊生和王福生四位老艺人组成的湖南皮影队上北京，与福建漳州的布袋木偶剧团和泉州的提线木偶剧团一起，进行访捷克、波兰、苏联三国之前的紧张排练。田汉几乎是天天坐镇，对每个节目可谓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还不时请翦伯赞，欧阳予倩，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张庚这些大艺术家（四位全是湖南人）来观看，提意见。这种亲历亲为，敬职敬业的精神，在现代官员中已不多见。

第二年九月底，当湖南皮影队出国访问回来，田先生又安排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做归国汇报演出。演出之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是头一次西装革履，他自嘲地解释道，“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泛旧的中山装，田汉先生建议，以后见中央领导和外宾，应穿得像样点儿。我只好向皮影老艺人何德润借一套他出国的西装，向另一位老艺人谭德贵借双皮鞋，临时对付。西装和皮鞋都大一截，领带也不会打，当时窘得很”。看着用大几号的西服包装起来的父亲，我安慰父亲，多么难得的照片，既珍贵，让儿女看到，当年父亲的英姿。

正当皮影队准备回长沙时，接到周总理的指示，留下来参加庆祝苏联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活动，届时有一大批苏联代表团来访。苏联是大国，是老大哥，中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在北京中山公园搭了十几个戏台，安排全国二十多个剧团演出。记不清有多少次，总理看过湖南皮影戏，有次在北京市少年宫，为中央直属单位演出，周总理也来了。他问父亲，为何湖南皮影那么受欢迎。父亲说，不像许多地方戏剧，《鹤与龟》、《俩朋友》剧中没有对话和唱腔，完全是靠表演和音乐吸引观众，如白鹤的脖子扭动如蛇，黑眼珠滴溜溜转动有神，这样栩栩如生的表演，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看懂。周总理反应极敏捷，说，我看皮影戏也可以起到外交作用。父亲听了内心感慨不已，眼前真不愧为一名杰出的国家总理。

田汉先生对湖南戏剧艺术的扶持，父亲铭刻在心，无以报答，恰逢皮影队在北京东安市场一个小剧院演出，哈尔滨、唐山等地的皮影剧团的代表赶来观摩。时任湖南木偶皮影剧团团长的父亲借此机会，特意在王府井一家“奇珍阁”的湘菜馆的包间，开了三桌，宴请田汉伉俪和代表团。父亲是个有心之人，他事先买了一面红色锦旗缎面，备了笔砚。待酒酣话热之际，父亲恭请田先生为湖南木偶皮影剧团题词。田先生性格爽快，满口应承。三十来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张圆桌，有的磨墨，有的压缎面。只见田先生沉吟半晌，挥毫时一气呵成，“皮影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湖南原不以此著闻，只以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六七年来努力不懈，五四年全国皮影木偶汇演中遂受国家奖励，五六年派赴东欧，五七年又赴西欧，通过表演完成人民给予的任务，其所得荣誉殆非艺人们梦想所及。我们缺点尚多，制作的精美还赶不上全国水平，剧本与演唱也得努力改进，应朝内容多样，色彩鲜明，成为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儿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武器之一。湖南皮影木偶艺术剧团留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田汉”。

田先生笔下功力深。一百六十余字中包含了皮影发展的历史，发展，成绩，以及中间的不足。内容中肯，字里行间道出文艺前辈对新成立的木偶皮影剧团所寄予的厚望。自研书法的家兄陈建以为，田汉先生的字宗二王（王羲之父子），行笔流畅，字体隽秀，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是典型的文人字。当时全场啧啧赞叹不已，个个欢叫出声。父亲十分珍惜这份题词，回长沙后，将田汉的墨宝和出国带回的资料、礼品一起，陈设在团部一间展览室的玻璃柜中，供人们参观。

与田汉先生之交往，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而这段时光对父亲一生从事戏剧事业影响至深。尽管1965年始，已闻对田汉不利的风声，父亲并没有回避，去北京开会时照旧拜访田汉和田母。他心里有杆秤，知是明非。田汉当时情绪并不好，心事重重，但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一听到父亲所受的冤枉时，他会激动起来，义愤填膺，反过来安慰父亲。临走时连连交代，有空就来，有空就来。曾经高朋满座的细管胡同9号，一变而为凄清冷落，政治的贬损，让他咀嚼出世道炎凉;身边的旧友相继落难，怕事之人皆避而远之。父亲无畏，几乎天天去看他，只是对这位前辈的担忧与日俱增。

1968年12月10日田汉不堪侮辱与迫害，含冤悲惨离世。而监狱外面，成千上万的学子正唱着他写的《毕业歌》，走向广大的农村。他们怎知，这个有无数笔名的大戏剧家，国歌的词作者，最后离世时却被人以“李伍”的化名火葬。可怜那近百岁的田母，与长子的最后一面，是在她家里，她亲眼看到儿子被带走，惊慌失措。儿子告诉她，我会回来的。这位坚强的“戏剧母亲”一生常伴儿子身边，无论是在上海办南国社，还是在广西抗日宣传，上舞台扮演角色也好，为演员们做饭也好，她从没怨言，总是默默地支持儿子的创作，支持儿子抗战救国。她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很快就会回来。然而老人家望穿秋水，即便百岁寿辰也盼不到儿子的身影，儿子临终前想见老母一面的要求被粗暴拒绝。至死她也不知道，儿子竟离她而去整整三年了。每触及这些回忆，父亲就鼻子发酸，眼泛红。太惨了，实在是太惨了！

“文革”风暴中，剧团被解散，演员全下放，差不多五年光景。当剧团恢复，父亲由临武调回长沙时，剧团已面目全非，档案资料大都失散，十几年的剧团发展史毁于一旦，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有一天，父亲惊见，田汉先生的墨宝居然被用作盖扬琴挡灰尘的布，左下角“田汉”二字给刻意涂抹，无法辨认。人遭难，连手迹也跟着倒霉。更有甚者，这块墨宝不久竟被弃於垃圾堆，连遮盖扬琴的资格也给剥夺。在人命都不保的年月，谁又去在乎一个“反革命”的手迹呢？睹物思人，多少往事，倏忽重现。父亲既难过又内疚，觉得对不住田先生。人的命运他无法掌控，但这份手迹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悉心保存，让它免遭像田先生那样的玷污，更不能有人琴俱焚之憾。因此，在“文革”的暴风中，失散的什物不少，此物安然闯过来了。处在那样的是非年代，对于自己尊敬的往者，他能做的仅此而已，也算是对先生有个交待吧。

老照片让父亲的思绪又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他，首次从箱底将这块墨宝拿出来，讲述它的来龙去脉。他无心将它占为己有，只是不确定，如将它交还于剧团，是否被善待，而剧团的去留，生命力有多长，也是他的考量之一;倘若剧团再经沉浮，手迹的命运也跟着重蹈覆辙，那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但他必须把它拿出来，与后人郑重商量这块墨宝的命运。做子女的完全能理解父亲的心思。毫无疑问，此物当捐，是捐省博物馆，还是剧团，暂未考虑周全。省博物馆有良好的收藏环境，剧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时间一长，保存不当绸缎会成粉。然而，此珍品是专为剧团而题的。这是个伤神的问题，对父亲来説，这不只是一份遗物，一份史料，还有尊重和责任在其中。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人，交情有深有浅。但总会有个人，至少一个人，总存于你心里，影响你一生。父亲心里有个这样的人，那就是田汉，每当国歌唱响，父亲能异乎寻常地感触到他的气息。设若能让这块手迹有个好的归宿，那，将会是父亲余生心头最大的慰籍，也算是另一种对田汉先生的追念吧。

（选自《文学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