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祥　王伟

摘 要 吉登斯是从突破时空障碍的能力考察社会体系，相应的从国家权力角度考察国家的类型。他依据国家的政治、军事权力的强弱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

关键词 吉登斯 资源 国家

吉登斯认为，国家之存在，根本上是由于一个集聚了大量资源的权力中心对周围时空监控的结果。资源类型、数量以及集中的程度决定了权力中心控制和监控能力的大小，以及对权力的垄断程度，从而决定了其建立国家的类型。根据资源基础和集中程度、权力垄断程度不同，结合国家发展的历史，吉登斯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并考察了国家进化过程。

一、传统国家。传统国家，权力弱小，存在着不同的时空格局，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和商业活动、货币体系、私有制不发达等原因，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很少，在城市和乡村中分别有着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城市通过集中一定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将城市和广大的乡村整合为国家形式。吉登斯认为，在传统国家城市中的统治者所能依赖的权威性资源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列表和文本性的书写，所以能够给国家带来跨越时空的权力非常有限，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能力有限。军事上，国家不能垄断军事暴力。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军队的方式以及相对滞后的运输和传播手段，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总是不稳定以及没能垄断军事暴力。行政上，国家权力只及中心地区。行政力量更多的是通过信息编整的方式实施监控而难以对臣民进行直接的督管。政治中心对地方控制力很弱。其沿中心扩展开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国家边远地区缺乏有效控制，因此，传统国家有边陲无国界。意识形态上，国家权力主要控制统治阶级自身。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和控制越轨主要集中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以及城市的周围，处于城市以外的臣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系统，同地域性的共同体联系更为紧密，同国家的主要关系就是纳税。传统国家社会体系呈现出裂变的特征。吉登斯还认为，由于财产关系不发达，阶级体系发展不充分，被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经济依赖性不强，在行政监控程度低下的情况下，主要的统治形式就是军事暴力。

二、绝对主义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监控和形塑社会的能力得到较大提高。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过渡形式，它的确立与反思性国际体系和欧洲海军力量壮大关系密切。由于欧洲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欧洲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旧的帝国体系逐渐被打破。各个幸存下来的诸侯国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确立起主权国家并存的体系，各国得到一定的整合。主权国家在其版图内拥有排他性的权力，所有的其他权利均由君王来授予并可以由他予以撤回。国界代替了边陲。在主权观念以及频繁战争刺激下，欧洲国家也开始了内部政治整合的过程。绝对主义国家主要经历了三个巨大的组织变化：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以及财政管理模式的交替运用，最终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掌握官僚体制的君王凭借制定大量的法律和集中全国税收，打破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地方性的农民社区和城市自治的封闭性开始减弱，呈现出对国家的开放性，逐步实现国内的政治统一。法律也开始打破阶层的差异，成为全民统一的行为规范，逐步实现政治身份的统一。统治方式也有改变。随着行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家以垄断的暴力为后盾，通过建立监狱、医院等方式，控制越轨行为，国内统治从此向绥靖方向发展。经济方面，法律的发展和战争对巨大财源之需要，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促进了国内经济整合，并减弱了国家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有利于新政治秩序的发展。吉登斯认为，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绝对主义国家仍属于传统社会，但正是它的主权国家体制和内部的政治整合推动着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方向发展，开启了国家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三、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国家具有极大的国家权力。多种因素推动着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这些因素包括绝对主义国家的组织成就、行政力量、公民观、工业化战争以及全球化，其中主要的基础在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增长。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扩张和主权性，促进了私有制的发育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商品化过程。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它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以私有制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带来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工业主义生产诞生并蓬勃发展。这不光提高了国家内部的域化程度，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丰富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行政资源的集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借助着资本主义工业为其带来的诸如传播媒体、现代交通和邮电通信等资源加强了对社会的渗透和监控，这种监控实现了信息编整和控制督导的结合，监控能力非常强大。同时，法律的普及化和现代税收的完善，使得国家有了调控社会的新手段。总之，现代民族—国家极大提高了反思性监控能力，国家与社会逐渐实现了高度融合，它也成为现代社会变迁的非其他国家形式可比的推动力。

现代民族国家的内部政治秩序和外部体系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在战争、工业化以及公民观念的刺激下，现代民族国家主要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公民义务来控制国内的越轨行为，实现了国内绥靖，军事暴力逐渐从国内抽离出来，转而主要针对其他国家；相应的，国内各阶级可以将国家政权作为政治斗阵的舞台。就国家外部来看，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全球延伸，非欧洲的国家也能够轻易的实现对国家边界和内部的控制。于十九世纪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遂延展至全球形成反思性的民族—国家体系。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